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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票号一直是近代中国金融史的显学。究其原因是票号作为来自内陆的民间金融组织，自同治初年逐渐占据承汇各省官款的半壁江山近半个世纪之久。民国以降，票号在晚清财税收付中扮演的角色更伴随稗官野史的加乘，给后世留下了票号“富可敌国”和晋商是“红顶商人”的迷思。

　　然而，国家视域下的票号真如民间传说中那般“富可敌国”吗？本文将分为两部分对此问题进行探讨。第一部分将围绕山西祁县乔家财东开设的大德恒票号经理贾继英与清廷（想象中）的关系对票号的“富可敌国”做历史考证。第二部分将简要分析山西票号的经营资本、利润、以及晚清白银的购买力，进一步辩证地考察票号“富可敌国”的迷思与现实。

　　票号“富可敌国”的形象源于其承汇各省官款的金融角色。人们通常据此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票号和清政府有密切的官商关系，晋商更是晚清的“红顶商人”。在过往山西地方史的记载中，贾继英似乎就是这样一位名噪一时的“红顶商人”。

　　贾继英（1875-1944），字俊臣，山西榆次人。相传在清末民初的山西商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一千年没有贾继英。”在有关贾继英的迷思里，他少年得志，二十几岁就在祁县乔家财东开设的大德恒票号太原分号担任主事。庚子年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和光绪被迫西狩，途经太原时陷入极度的经济窘迫，不得已向当地票商借款。时任大德恒票号主事的贾继英仰仗乔家财东的实力，高瞻远瞩地决定结交慈禧，将30万两白银（又有说20或40万两）借与朝廷。尔后慈禧途经祁县时，在贾继英的精心安排下，又把行宫设在乔家开设的大德恒票号。四年后清廷筹办户部银行时，慈禧忽然记起西狩“落魄”时贾继英的恩情，特诏其进京，赏赐二品顶戴，并委托其筹办资本银四百万两的户部银行。1908年，户部银行改组为资本银一千万两的大清银行，贾继英又被任命为首任行长。

　　然而，历史上真实的贾继英真的如稗官野史中所说的那么千年难遇吗？现存史料可以对上述迷思逐一击破。

　　第一，慈禧西狩太原下榻何处？是否有可能接触到贾继英等私人金融机构？根据《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记载：“慈舆驻跸太原近两旬。”然而，彼时山西省“适值荒歉……供亿维艰，食用皆昂。”此外，太原当时未通电报，京外往来要件“转辗每多延误”。因此，慈禧不得已于闰八月初八日从太原前往西安。（《清实录》[第五十八册]，德宗景皇帝实录[七]，卷470[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7年版]，第 174页。）上述史料是有关慈禧驻跸太原的官方记载，只字未提是否与贾继英执掌的大德恒太原分号有密切的往来。本文认为，按照清代的仪制，慈禧与大德恒等民间金融机构或贾继英等人直接发生接触的可能性为零，因为慈禧西巡途经各省省城时，所设行宫均为当地最高行政机关，根本不可能选择商号或者私人寓所下榻。例如慈禧驻跸太原选择山西巡抚衙署改造的行宫；行至西安则选择下榻陕西巡抚衙署。

　　第二，慈禧途经祁县是否有可能下榻由贾继英安排的乔家财东开设的大德恒总号？答案仍然是否定的。《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九记载：当日慈禧驻跸祁县；八月初十自祁县出发至平遥，当日驻跸平遥。根据庚子年间时任怀来知县吴永口述、刘治襄笔录的《庚子西狩丛谈》，慈禧西行初期途经怀来县时，下榻在县衙，由吴咏接待。由此可以推知，慈禧驻跸祁县和平遥时下榻处均为县衙，而绝不可能选择作为民间金融机构的票号做行宫。

　　上述内容也能从时任大德通经理高珏的往来书信中得到佐证。闰八月初六日（1900年），高珏给户部左侍郎右翼总兵桂春（字月亭）去信如下：“月翁司徒大人阁下：日前叩谒崇阶，幸获教益，感荷难宣，正拟裁笺奉候。适接惠书，蒙示銮驾西幸，隆情关垂，感激良殷，想大人必随驾迳祁，已与本县台详明。将公馆备置敝号，俟荣旌迳祁，即祈移节敝号为叩，肃此奉复，敬请升安。余希朗照不宣。”（卫聚贤《山西票号最近之调查[六]》，《中央银行月报》，第六卷第十一号 [民国26年11月]，第1872-1873页。）这封信的意思是：高珏从桂春处听闻慈禧不日即将抵达祁县，因此恳请随行的桂春考虑赏光下榻在大德通票号。“移节”一词专指大吏改变驻地，而不会用于慈禧等皇家成员；“公馆”一词亦用于官员而非皇家成员。所以这封信从一个侧面佐证了慈禧不可能在路过祁县的时候，下榻在由贾继英安排的大德通总号。此外，高珏此封去信只是向桂春这样的朝廷重臣发出单方面的邀请。然而，桂春是否下榻在了大德通不得而知。根据当时桂春随慈禧西行起到的保卫作用，他绝不会离开慈禧，前往私人票号所设的公馆下榻。

　　第三，慈禧是否真的落魄到需要在西行的路上向贾继英主事的大德恒太原分庄借款30万两白银呢？事实上，有关贾继英的迷思中，他究竟借给慈禧多少钱根本无从查证，而且金额从20万到40万两都有。下面这则史料不但可以说明“落魄西行”的慈禧以及清朝仍然具备的经济实力，更可以驳斥毫无根据的迷思。

　　《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四日记载：“朕恭奉慈銮，暂行巡幸西安，自太原至蒲州，所过地方颇形旱象，农民困苦，朕心轸念实深。著将阳曲、太原、徐沟、祁县、平遥、介休……等州县属，凡跸路所经地方，应征本年钱粮，加恩豁免……山西各州县，本年被旱成灾，业经降旨令锡良饬查灾区轻重，将本年钱粮，应征应缓，奏明办理。并由藩库于各省解存京饷内，划拨银二十万两，户部亦经咨拨各项款内银四十万两。又准截留江南江北漕粮十余万石，以资赈抚。”

　　上述该史料所讲的是，慈禧西行至山西境内，所到之处因为旱灾民不聊生。她因此决定豁免或缓缴其沿途经过的山西各县当年的税收，并令时任山西巡抚的锡良从省藩库划拨20万两白银赈灾。此外，户部又拨银40万两以及粮食十余万石给山西。也就是说，慈禧西行路过山西，总共给当地拨银60万两、粮食十余万石，并减免税收。换句线万给山西。

　　第四，贾继英是否真的为大清银行的首任行长？笔者曾于2006年造访第一历史档案馆，翻阅了大清银行全宗，但是未找到关于贾继英担任大清银行行长的消息。相反，根据《大清银行学堂章程》，首任正监督——即现代意义上的行长——为张允言。张允言（1869-1926），晚清权臣张人骏之子，1889年获进士，1905年以四品京堂候补，1908年任大清银行首任行长。如果作为大清银行正监督的张允言仅为四品候补，贾继英绝对不可能获二品顶戴。

　　那么贾继英又和大清银行又有怎样的关系呢？根据1913年3月27日“大清银行清理处为密查山西大清银行舞弊情形缮具清折致财政部函”，贾继英曾卷入清末山西大清银行舞弊案。宣统三年（1911年）九月初八日，起义军攻打太原。当时山西大清银行总司账为陶向臣，经理为贾俊臣（即贾继英），协理为张小畊。他们三人向北京总行报告说：由于太原起义，他们共损失财物16000余两白银。然而，经大清银行总行查明，其三人只损失不过三千余两，所以总行未能将剩余银两赔付与他们。由于这三人向总行索要赔偿未果，随后又伙同跑街武子修以及太原当地钱铺万义兴铺掌王云臣将万义兴存在山西大清银行的15120两白银通过做假账的方式套现获利9000余两白银。此案被民国政府定性为“经协理、总司账陶、跑街人武四人狼狈为奸。”（《大清银行清理处为密查山西大清银行舞弊情形缮具清折致财政部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政府档案》，财政部第一册,总第60卷[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10年版], 第436-440页。）换言之，贾继英在清末曾短暂就职于大清银行山西分行，并担任经理。然而他的就职经历和“一千年没有贾继英”的传言可谓南辕北辙。

　　此外，根据晋中市文史志研究院刘俊礼先生的考证，2004年晋中市榆次区新建公路，贾家祖坟迁移时从贾继英父亲的墓中出土两块墓志铭刻石，随棺入葬时间为宣统三年农历正月，参与撰文的包括榆次常氏家族（亦为大德玉、大德川等票号财东）第十四世举人常赞春等人。根据墓志铭记载：“光绪三十四年，继英评聘为山西大清银行总经理”，这再次证明贾继英并非大清银行总行的首任经理，而是担任大清银行山西分行经理。

　　综上所述，贾继英是晚清山西当地金融界的名人，他也确乎曾在大清银行太原分行短暂地担任经理，尽管他最终卷入一桩极不光彩的舞弊案，并且在民国初年仍被不断调查和清算。除此之外，现今流传的有关贾继英的迷思全部为以讹传讹，也无任何信史可以支撑“五百年没有王者兴，一千年没有贾继英”此类夸大的形容。贾继英不认识慈禧，更没有机会和实力借钱给西行中“落魄的”慈禧。相反，倒是西行的慈禧给山西先后划拨了60万两白银。此外，慈禧途经祁县也绝无可能下榻在乔家财东开设的大德恒票号，因为连慈禧的随行人员桂春是否下榻在高珏任经理的大德通票号都是未知数。因此，贾继英绝非胡光墉式的“红顶商人”；国家财政视域下票号的“富可敌国”也是迷思而非现实。

　　下面我将以清朝的财政收入作为参照，从票号的经营资本、利润、还有晚清白银的购买力三个角度简要论述为何从国家视域角度票号并非“富可敌国”。

　　第一是票号的经营资本。票号在其经营的高点——即1860年代承汇地方政府税收汇兑以来，确实经手了成百上千的白银官款。当代票号研究的权威学者黄鉴晖教授曾统计：1863年，山西票号为各省政府和海关汇兑了大约139万两白银。然而，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上述这些钱没有一厘是属于山西票号的，而都是清廷的。所以无论票号承汇了多少官款，这些钱最终都要从汇兑始发地上缴到汇兑的收款地，一分钱都落不到票号口袋里。

　　在明确了票号经手的百万汇兑银两并不属于票号的经营资本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属于票号自己的经营资本究竟几何。尽管每家票号的启动资本其数额都各不相同，但通常来说，票号总号的初始“正本”一般在三至十万两白银之间。除“正本”外，票号的资本来源还有通常被作为流动资金的“副本”：它通常是在票号开业后随着营业兴盛由财东再次追加的资本。比如1884年，大德通由茶庄转变为票号，其正本为10万两。到1908年为22万两白银。而晚清的财政收入又是多少呢？1841年为4125万两，1890年为8600余万两，1909年为2亿6000余万两。因此，如果以清朝的财政收入作为参照系，票号远远谈不上富可敌国。

　　第二是票号经手官款汇兑究竟获利几何？简言之，票号承汇官款能够获得汇费（类似今天的汇款手续费），其数目大概是每汇兑1万两白银能够获得汇费40两。其次，委托票号汇解的政府官款，例如从汇兑的始发地（如云南）到汇兑的收款地（如北京），往往需要二十至四十天时间。那么，这笔官款在票号汇解的过程中可以视作可供票号短期使用的无息贷款。尽管清中央政府和各省政府都严格禁止票号在承汇官款中擅自使用这笔资金，但是票号无法抵抗这样的诱惑，即，把官款贷给商人或者将之用于经济作物投机以肥私囊。而且，晚清政府历经内忧外患，在1895年逐步推行建设中央财税集中收付体系之前，往往无力监管票号在财税缴纳过程中游走在灰色地带的金融操作。然而，这笔钱无论票号如何在经手过程中企图牟利，这些钱也不是票号的，而是清廷的。

　　那么属于票号自己的汇兑利润又是多少呢？我们以日新中票号为例。日新中和我们熟知的日升昌票号同为平遥达蒲村李氏家族投资。1853年，日新中北京分号净利润为3600余两。

　　第三，尽管国家视域下票号远谈不上富可敌国，从晚清白银购买力的角度来看，票号的汇兑业务仍可谓大获成功，其利润和财力与同时期的一般商铺和民众相比都相当惊人。例如，在1844年的平遥县城，建设一所新书院（即平遥超山书院）其工费和建筑材料的总开销也不过是659两白银而已。相比之下，票号经营汇兑初期，不少分号的利润即可达数千两白银之多。

　　总之，晚清国家财政视域的下票号绝非富可敌国。在票号承汇官款的后期，某些号商可能结交了朝廷的某些大臣，例如大德通经理高珏和户部左侍郎右翼总兵桂春。然而，现存有关贾继英和慈禧的交往以及其担任大清银行首任经理等所谓的“成就”皆是谣传。因此，票号商人也不是所谓“红顶商人”。然而，如果我们采用晚清白银购买力作为标尺，则可以谨慎地得出如下结论，即票号的经济实力远高于同时期一般商号和民众水平。

　　曹海凤，赵汝泳《理财名人贾继英》, 李希曾编《晋商史料与研究》（太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38页；

　　刘丰《雕龙照壁贾继英——中国第一任银行行长追记》，《中国中小企业》，2008年8月，第44-45页；

　　王新元《大清银行行长贾继英在民国》，《纵横》2009年第2期，第44-47页；

　　吴咏，刘治襄《庚子西狩丛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2页。

　　《清实录》（第五十八册），德宗景皇帝实录（七），卷471，第 191-2页。

　　刘俊礼《贾继英大清银行任职考》，《中国金融》2012年第6期 （3月12日），第85 页。

　　黄鉴晖等编《山西票号史料》（修订版），（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131页。

　　王路曼《中国内陆资本主义与山西票号》，第二章（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

　　申学锋：《清代财政收入规模与结构变化述论》，《北京社会科学》，2002年01期，第84页。

　　恩端、武达材、王舒萼修纂《光绪八年平遥县志》（1882年；（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重印），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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