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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1963—1966年上海有十万名知青支援新疆的史实一直存在，并不断被书写、传承。这种基于历史过程的记忆更富有某种象征意义代表了上海知青支援新的历史意义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

　　1963—1966年上海知青支援新疆（其中主要安置在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以下简称“新疆兵团”）的人数，一直以来流行“十万”说， 这几乎是大家的共识， 成为一种历史记忆。但具体究竟有多少人目前并不清楚， 这一问题并非新疆上海知青的特殊现象，而是知青人口问题中的普遍现象。

　　其实，“十万”这个数字也只是一个大致的统计，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值得追问的是：这个数字是如何形成的？有着怎样的基础？换言之，这个数字是怎样算出来的？知青人口究竟是个动态变化的概念，还是静态静止的概念？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对这几个维度进行解剖：一是数字的流传，即目前固定认知的人口数字是如何传开来的；二是数字流传的基础，即数字是如何形成的；三是数字的变化，即人口的流动、增减。

　　2008年12月12日，上海支边青年出身、时任新疆兵团司令员华士飞在给上海支边青年的回信中明确肯定了“十万上海支青在兵团”的功绩。此时距１９６３年大规模开启动员上海知青支援新疆已有４５年，但关于支疆上海知青的人数“十万”则已经深入人心，对“十万”的肯定也毋庸置疑。这点，在既有的叙述中随处可见， 诸如地方志、文学、历史学、政治学等诸多公开出版的文字叙述中，以及口头、网络等民间叙事都对这一数字不断予以肯定。那么，“十万”这一数字究竟是如何产生并流传开来的？

　　1963年11月21日，新疆兵团负责物资供应的陈明池给当时赴疆考察的上海市劳动局局长王克等人写信， 提出当时新疆兵团在接收近十万名上海、江苏等地支边青年后，缺乏相应的生活物资，因此请求上海干部回沪后与上海党政领导商议，在此后两年 内， 每年设法支援新疆兵团三四千万元的商品，以便把生产和供应工作组织得更好些。这是目前最早可见“十万”上海知青的材料。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十万包括江苏等地支边青年；且这一数字只不过是计划内的数字，与最终落实到人头上的数字还不一样。

　　无论如何“十万”这一说法算是在当时的档案文献中留下了印记。1966年10月８日，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批准上海市劳动工资委员会《关于当年下半年不再批准青年学生去新疆的意见》， 上海不再动员知青支援新疆。不过，“十万”上海知青支援新疆这数字却流传了下来。为动员“”期间回沪的新疆上海知青返回新疆，1967年2月16日《解放日报》刊登《打回新疆去，就地闹革命》一文。文章由新疆建设兵团联合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学生赴疆革命造反总部联合起草，指出几年来有“十几万”上海青年奔赴新疆参加建设。由此不难发现，“十万”已然深入广大支疆上海知青的人心， 形成了一种共同记忆。

　　这种记忆通过报刊、文件等不断深化，影响日益广泛。1973年5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题为《在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十万知识青年在天山南北茁壮成长》一文，对1963—1966年间新疆兵团所安置的“十万多”名上海、天津、武汉等地城市知识青年的成长进行了报道。随后，５月16日，上海《文汇报》对这篇文章进行转载， 再次肯定了“十万知识青年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茁壮成长”。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十万”包括了上海、天津、武汉等地，只是“十万”与“十万多”的界限颇为模糊，往往给人的印象就是“十万”上海知青支援新疆。事实上，其中也确以上海知青占绝大部分。无论如何，长期以来关于新疆上海知青的人数“十万”的记忆愈加深刻， 在后来的些文件中也肯定了这一数字。

　　1979年8月13日，在上海市劳动局给各区县劳动局、各主管局下发的《关于本市职工退休招收新疆农场子女问题的通知》中便明确指出“1963—1966年间，本市动员知识青年支援边疆建设，去新疆的青年共有近十万人， 经过十几年变化，现仍在新疆农场的约四五万人。”不过，这里虽然指出了十万的总体人数，但是也强调了人数的变化。这就说明，这其中有个静态的十万总数， 同时还有个动态的人数。

　　表１新疆兵团地方志中关于1963—1966年兵团安置各省市知青情况统计（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金光耀、金大陆主编《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 上海书店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1962—1966年新疆共安置11.95万名知识青年到国营农场， 此处的统计并未区分新疆兵团与地方国营农场。而在1962—1979年新疆跨省安置的知识青年 中总数又达到了13.9万人。因此，这中间确实存在统计误差。不过，关于数字的流传并未受此影响。尤其是关于“十万”上海知青的叙述更是得到了广泛传播。在诸多文字叙述中，都延续了9.7万名上海知青支援新疆的既有表述。如前所述，数字之间的统计本身就存在误差， 这种误差在地区之间的统计中更加明显。

　　200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上海通志》显示，1963—1966年共有 85155人赴新疆（含1961年、1962年部分人员）。尽管８.５万人的规模并不小， 占1955—1966年上海知青上山下乡人数的５２％（总人数164015人），但与新疆的统计数据相差约１.５万人。这种差异需要进一步开展相应的考证， 来确定上海知青支援新疆的人数。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为何“十万”流传下来了 而其他数字却难以流传，这些数字与“十万”之间的差异又是如何形成的？这些都需要对支疆上海知青的人数做个数字计算。

　　要进一步厘定支疆上海知青的人数，必须要通过对相关数字的计算，而这又有两方面的数字：一方面是上海的统计数字， 另一方面则是新疆的数字。从计算的时间来看，包括计划时的数字和最终人数。因此，根据这两方面材料，大致可以计算出究竟有多少上海知青支援新疆。

　　据1964年初天津市护送支边青年进疆的干部在新疆了解到， 新疆计划到1970年人口达到900万人，净增加200万人，其中除一部分依靠现有人口自然增长外， 大部分靠内地支援。其中，新疆兵团在“三五”期间需要内地支援劳动力50万人。

　　为实现此计划， 内地省市便开始落实相应的支援任务。经王震（农垦部部长）与柯庆施（中共上海市委）商议，新疆兵团与上海达成了由新疆兵团安置上海知青的计划。1963年８月31日，在中共上海市委精简办公室公布的《“三五”减少城镇人口工作的初步计划（修正稿）》中确定外迁70万人，其中，首先计划安排２２万名青年到新疆兵团参加生产建设（1963年２万人，今后４年每年５万人）。其实，这种计划只是一个总体规划，在每年动员安置工作中还有更为细致的安置计划。

　　表４安置计划总计人数为十万， 也正好印证“十万”上海知青这数字。关于计划数字的来源，当然不止上述材料。而且，在做计划的过程中也有反复调整，并最终确定上述数字。

　　1964年２月７日，新疆兵团农师师长李华仙在给上海市劳动局领导的信中表示，当年兵团原本计划安置上海青年２万人，但２月３日接到农垦部部长王震的电线日，上海市委精简小组公布的减人方案中，计划动员３—５ 万名上海青年到新疆兵团。

　　同样，在1964年12月８日上海市委精简小组印发的《关于1965年本市安置社会青年和闲散劳动力下乡的计划》中，确定动员到新疆1.12万人。但在1965年2、3月，又先后确定动员人数为１.５万人、１.３万人。这就说明，新疆兵团接收安置上海知青的人数计划也有个变化的过程。不过需要注意的，这个变化一直在中央的统 计划之中。

　　1964年上海支援新疆兵团的知青人数是上海和新疆兵团商议的结果， 在得到中央批准后才最终确定３—５ 万人。与此同时，中央对全国的安置计划都有直接掌握和调整。1965年的全国安置计划就是由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最终公布的， 确定安置到国营农林牧渔场10.33万人， 其中，新疆兵团安置上海市１.５万人、武汉市０.４万人、天津市0.４万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安置江苏省１万人。

　　这也印证了1965年新疆兵团安置上海知青１.５万人的计划。同样，1966年的安置计划也由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公布， 确定当年安置到国营农场10.37万人， 其中，新疆兵团安置上海市３万人、武汉市０.７万人、天津市０.７万人、唐山市和保定市各０.０５万人、浙江省０.５万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安置江苏省１万人。

　　1966年新疆兵团确定安置上海市３万人的计划既受到此前几年安置工作，尤其是1965年安置工作的影响，更与周恩来总理的批示有直接关系。1965年７月周恩来和陈毅出国访问返回时到新疆视察，周恩来对新疆兵团安置上海青年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同时指出今后每年要安置上海城市青年３万人。

　　事实上，在安置工作开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对安置计划做进一步的修正。1966年７月 ２日，中共上海市委精简办在《关于1966年上山下乡计划的初步意见》中指出，动员１万名上海青年赴新疆兵团如果全部由市区完成可能有困难，因此必要时在近郊集镇非农业户的社会青年中动员部分。

　　而关于郊区的安置计划， 早在当年的３月１４日， 上海市劳动局副局长就在当时召开的郊县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动员1000—2000人支援新疆。只不过当时所指新疆并未明确表示是新疆兵团还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随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确定要从上海招收青年3400名参加自治区地方国营农林牧场建设。但在当年７月１９日公布的计划表中，安置人数又变更为２３１０人。

　　计划归计划，它虽然对每年的动员安置有指引作用，但实际动员工作开展后的人数往往会在计划上下波动，造成与计划数字的出入。１９６４年上海市杨浦区动员支援新疆兵团的计划为２６００人，最终动员了３０３９人。１９６５年杨浦区计划动员１５００人，但最终动员了１６３２人。当然，有超额就有缺额，完不成动员计划也在所难免。不但上海的个别区完不成任务，而且上海的整体任务也未必就能完成。从北京市来看，１９６５年计划上山下乡安置２.０１万人，但截至当年９月底共安置１.０３万人， 占总任务的５１％ 。其中，计划支援新疆农场６００人，完成１５９人，完成比为２６５％。

　　由上表可以得出１９６２—１９６６年新疆兵团大约安置上海青年８.２８万人。这数字与前文的“十万”计划有１.７２万人的出入。不过， 这却比较接近新疆兵团在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２日的一份统计材料。而且１９７４年上海市赴新疆学习慰问团的反馈材料也显示，其在新疆慰问的上海支边青年人数为８万多人。尽管这一数据的底本可能就是１９７３年的统计， 但也说明了其数据的可信度极高 。

　　在知青人口数据中， 实际上有三个数字，一个是计划数字，一个是动员数字，一个是最终批准数字。一般看来，这三个数字都在不断变动，尤其是随着动员工作的开展，动员数字更多。在１９６３年夏季，因为动员工作有序开展，所以两个月内就有４.５ 万名青年报名。由于受到计划数字的限制，故最终批准的数字必须在计划范围内。尽管上海每年的实际输送人数并未超过计划数，但这并未影响新疆兵团完成中央的安置任务，因 为它不但要安置城市青年，还要安置复转军人及其家属。

　　根据国务院计划，１９６４年新疆兵团应接收安置内地城市青年３—５万人，复员军人２万人、 家属１万人，实际安置上海城市青年３１８６１人、武汉城市青年２４５９人，未突破计划；实际安置复员军人２３７５４人、 家属１３７３４人，分别超计划３７５４人、３７３４ 人；合计超计划安置了６８０８人。

　　通过上述计算可知，１９６２—１９６６年新疆兵团安置上海知青大约有８.３万人。但据地方志记载，从１９６１年８月２０日至１０月２５日，新疆兵团各类学校和训练班在上海招生２４６０人。

　　同样，截至１９６２年１２月，前后参加农 师的上海知识青年有６００多名。１９６６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又计划在上海招收二三千名青年。如此算来，上海支援新疆的知青人数大约有９万人。若包括其他零星支援人数“十万”自然不成问题，甚至超过“十万” 也不无可能。

　　不过，在计算数字时，档案文献与地方志仍存差距。根据新疆兵团师级地方志对上海青年人数进行相关统计发现，１９６１—１９６６年新疆兵团安置上海青年大约有７.２万人。若根据团级的统计数据计算结果则更少。造成这种现象，与地方志所引用的数据本身、时间等因素有关系，这也受到知青人口流动、增减的影响，因为自上海知青进疆之后，其流动即已开始，所谓“十万”也好，８.３万人也罢， 并非铁板一块。

　　其实， 从前文两份关于人数的计算数据中便不难发现人口的流动。这种流动既有新疆内部流动，同时也有跨区流动。这期间既有政策的影响，也受到“文革”爆发所带来的人口流动影响。因为“文革”及知青回城的影响，新疆的上海知青人口有三次比较大的变动：第一次是“文革”爆发后不少上海知青回沪；第二次是１９７３年因“李庆霖上书事件”所带来知青政策调整，一些上海知青回沪; 第三次则是１９７９—１９８１年知青大返城所带来的大规模上海知青回沪。

　　“文革”爆发后下乡知青回城闹革命，大批新疆上海知青回沪，具体有多少则难以计算。截至１９６９年４月，在上海的支疆知青大约有１万余人，其中有五六千人在沪的时间已经超过半年甚至１年，其余的则是１９６８年以来因探亲、事假、病假等来沪。通过反复动员以及提供相应的路费帮助，其中不少人先后返回新疆参加劳动生产，但也有不少人留在内地。截至１９７４年３月，仍有２７００名上海知青留在内地，其中留在上海市１５００人（市区１３００人、郊县２００人），１２００人已到江苏、浙江等地农村结婚。这些人最终大抵还是在内地留了下来。

　　受中央对知青政策调整的影响， 自１９７４年开始有不少上海知青从新疆“病退”回沪。１９７４年，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兵团支边青年工作部门和上海市劳动、知识青年工作部门商定，本着从严掌握的原则，对上海支边青年中确实患有严重疾病、不适应继续在新疆工作的少数人，经医院证明，安置单位审核，报上级安置部门同意，可按病退处理回上海安置。天津、武汉、北京等城市的支边青年也按此办理。

　　１９７４—１９７７年，支疆上海青年中按病退处理的有近１０００人。但是，据支疆上海知青卢孝立回忆， 其在１９６３年１０月９日进疆，分配在农二师塔里木二场蚕桑队，先后从事农工等工作，他在１９７３年被调回浙江奉化。其回城究竟是受到“病退”回城的影响，还是零星的个别回城，尚需进一步追踪分析。因为从１９７０年开始，大、中城市便陆续接收知识青年“病退 ”，各地知青安置部门对允许病退的疾病种类和程度作了临时性规定，并且要求病退者须持有相关医院的诊断证明。当然，“ 病退”也逐渐演变成知青回城的策略和方式。当返城大潮涌动时，大批下乡知青返城，也点燃了支疆上海知青回城的激情。在此过程中，支疆上海知青回城的时间要晚，过程更曲折， 但也有不少上海知青因此最终离疆返沪， 引起了支疆上海知青人口的急剧变化。

　　上表是１９８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新疆兵团司令部对上海知青“回沪”“返疆”的情况统计表。如果以总数计，总共有２.５３万人回沪，其中，夫妻双方为上海知青的达到了 １.５４万人。此时的统计只能作为参考，因为当时正值支疆上海知青返城的关键时期， 政策还在调整。

　　据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出版的《新疆通志民政志》记载，截至１９８５年底， 先后离开新疆的内地知青共有８.５５万人， 继续留在新疆的支边青年共计４.１２万人，其中，上海３万人，北京、天津共计０.３１万人，武汉０.２３万人，江苏０.１３万人， 浙江０.１４万人。这就说明，至少有５万余名上海知青离开新疆。如果包括家庭成员，离疆人口显然更多。

　　一直以来，上海知青在新疆内部也不断流动，有人调到自治区（地方），有人在兵团内部调动。１９６８年，上海女知青冯菊娣到吉林延边插队，因她在农村挣工分，口粮又少，所以于１９７６年通过投亲的方式找到其在农十师八团农场的姐姐， 并得以安置在该场。为解决上海知青的个人婚姻问题，１９７４年９月８日，新疆兵团党委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提交报告，指出：“在１９６３—１９６６年安置在农一、二、三师的６万名上海支边青年中，大部分都已结婚，但由于近几年来女知识青年有部分在内地、 部分在新疆地方上、部分在兵团内部工矿企业、机关等事业单位找了对象，致使约有１. ４万余名上海男青年‘ 无象可对 ’。他们目前年龄已经很大，因此，兵团党委希望他们能到兵团以外寻找对象，结婚后可安置在兵团内部。”

　　上海知青的流动有工作、婚姻等需要，同时，也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平心论之，知青大返城情况的出现，新疆上海知青有其苦衷，不过，这也确实影响到了新疆，尤其是新疆兵团的人口变动，至少在短时期造成了严重影响。但是，留下来的３万余名上海知青大多数坚持到了退休才回沪，也使得新疆兵团的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他们在新疆兵团、新疆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显然，“十万”上海知青支援新疆既是个实数又是个虚数。所谓实数， 说明这个数字确确实实存在当时的文件、报刊、报告等各类文献中，通过计算所得出的数字。所谓虚数，说明这个数字更富有种象征意义，具有文化符号价值。这两点特征在知青人口问题中贯穿始终。

　　值得注意的是，虚实是个交织的过程，呈现出螺旋上升的态势，并最终通过个虚数显示出其在人口史上的意义。由于当时处在计划经济时期上海知青支援新疆的人口数字也在计划内。同样，这种计划是模糊性和精确性的统计。１９６５年７月，周恩来在新疆考察时对新疆兵团作出指示，要求兵团补充７.１０万人， 即复员军人２万人，上海城市——青年３万人，天津１万人（照顾河北１０００—２０００人）， 武汉１万人（照顾湖南１０００—２０００人）。

　　针对这“精确”计划196６年５月１７日，新疆兵团第二政委张仲瀚在上海作动员报告时也进行了“模糊性”的阐释。他指出：“中央给上海市的任务在目前来说还是比较有限的，今年只能去三万人，也可以多去点，假如说今后能够去四万、五万，能够去上十万、二十万人那就更好了”，“ 现在我们要一年接收几十万，暂时还没有这个力量”。

　　同样对实际赴疆的知青人数统计也存在类似情况。196５年５月２６日，上海《解放日报》刊发文章肯定了两年来（１９６３、１９６４年）５万多名上海青年赴新疆参加建设的革命壮举。这一数据显然是相对精确统计的结果，但是在当时的报刊中，虚数往往更多，也更富有宣传、象征意义。６月５日，《解放日报》刊发的社论文章《青年们 ， 到边疆去干革命！》开篇便指出，“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响应祖国号召，奔向边远的新疆，投入革命斗争的激流， 这是广大青年在党和毛主席的教导下逐步革命化的表现。”诚然，在广大支援新疆建设的上海知青以及当时经历过这个工作的相关人员记忆中， 所呈现出的都是“十万”上海知青支援新疆的记忆。在计算人口时， 造成人口差异的原因与统计时间、范围有关，但模糊记忆一般会将最大化的人口计算在内，不断形成一种共同的历史记忆，传承开来。

　　必须承认，知青人数的统计是记忆的前提和基础，而且通过这些统计计算会更加接近线年上海知青的人数更符合９万人左右，虽然这在估算支援新疆的上海知青人口价值、人数分布等方面可能更有意义， 但这并不会代替大家的共同记忆。

　　团上海市委原书记张浩波认为：“实际上也就是八九万。中国人喜欢十，十全十美。”在黑龙江上海知青刘训付的眼中，也认为是“十万”上海知青去了新疆。他们都认为这么大批的上海知青奔赴新疆确实是壮举，值得敬畏。这就进一步说明“十万”这个虚数代表了上海知青支援新疆的壮举，是对其业绩的高度肯定，成为了一种共同的历史记忆，不断被书写、记忆、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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