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平凉路2279号，是刘春红出生的地方。她年轻时是国棉十二厂的纺织女工，儿子出生后，为了帮补生计，她便辞职自己开店。1997年，刘春红的“斌斌食品商店”在平凉路上开业了，21.6平方米的房子“前店后宅”，临街一侧摆上货架和食品，里侧是卧室。24年来，一家店养活了三代人。

　　旧相册里，刘春红一头长直发，和儿子的合影就像是姐弟俩。 “这是斌斌17岁生日，这是15岁，10岁……” 照片里，这个长相帅气的男孩总是被一群人围在中心。“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张。”刘春红指着其中一张，画面中刚满10岁的斌斌站在自家阳台上，身后是杨树浦发电厂的大烟囱。

　　卧室只有8平方米，进门处放着洗衣机、衣柜，狭窄的过道连转身都极其困难。房间最深处刚好放下一张宽1.2米的窄床，床尾摆上一个小电视机， 所有角落都用上，几乎不留任何空隙 。夫妻俩每天白天在店里忙碌，晚上就“钻”进这个小窝里，那时刘春红经常对丈夫说：“再熬一熬，熬到孩子上大学就好了。”

　　去年3月，当一纸旧改征收告知书贴到平凉路上，刘春红满怀不舍地把这家以儿子的名字命名的食品店关掉。“肯定舍不得，本来老房子靠这个经营，每个月收入还能多一万元。”但更多的不舍在于， 小店承载了刘春红的整个青春 。

　　“还有两天就搬家了。”她从厨房角落里翻出一个铜制的红茶壶和勺子，说是母亲留下来的传家宝。“昨天有古董店的人跟我说，这个可以卖到好价钱，我自己想了想，又不舍得卖。”一套说不清有多少年历史的茶壶和铜勺，记录了刘春红的母亲年轻时带着一家子从农村到上海来生活的印记。

　　定海路街道旧改基地，贵阳路196号的一处老宅，唐春晓和唐春峰兄弟俩从小出生在这里。“这是我爷爷的房子，原来只有16平方米，后来又自己搭建了28平方米。”唐春晓说。

　　老房不大，却住了8口人。“我兄弟、妹妹和老父母住楼下，我儿子一家三口住楼上。这里地段好，年轻人方便上班。”进门后，屋内环境变得十分昏暗，越往屋里走，一阵阵蟋蟀的叫声就越发明显。 在老房最里头，唐春晓的弟弟唐春峰的 “蟋蟀世界” 便隐匿于此。

　　房门打开，屋里别有洞天。灰色的陶罐摆满了一面墙，40多只蟋蟀争相鸣叫，在这陋室里形成一首独特的奏鸣曲。“这外面一排是我最喜欢的。”他用草逗弄着罐子里的蟋蟀，“你看这几只，个头大，脖子粗，生来就是运动员。”

　　唐春峰玩蟋蟀，已经有三四十年， 青春是在蟋蟀的鸣叫声里度过的 。“小时候看大人玩，自己也去逮了一个，这附近很多街坊邻里都玩蟋蟀，经常在一起斗蟋蟀玩玩，不赌钱的。”唐春峰形容这就像看拳击比赛，“赢了比赛，一天的心情都好。”

　　“现在大家都搬走了，养着它们是为了听叫，当作一种陪伴。” 傍晚时分，唐春峰开始用小勺给蟋蟀喂饭，帮它们配对。“以前经常到山东和河南那边买蟋蟀，现在由于疫情，只能网上下单。花鸟市场买的来路不明，不如自己繁殖的纯种。”

　　唐春峰年轻时是厨师，早在1988年，他在这附近开了一家生意红火的饭店。1992年，饭店行业不景气，他迁到广东去发展，几年后把经营经验又带回上海。饭店的生意起起落落，人生也是如此。唐春峰早年结过婚，后来离了婚，一个人回到土生土长的老宅生活。

　　搬家前，唐春峰打开小冰箱，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玻璃器皿。“这是蟋蟀下的卵，用黄沙和泥拌好以后，放在冰箱里恒温28摄氏度，20天就会生出小蟋蟀了。”

　　杨浦区大桥街道103、104街坊，“这一片过去叫‘ 顾家湾 ’，因为这里的人都姓顾。”顾正康祖上四代人都生活于此。

　　旧改了，搬家了，大件家具带不走，唯有一个非常古旧的“串板台”和菜橱，顾正康、贺秀芬夫妻俩坚持要带走。 “这个菜橱我妈妈用了一辈子。‘串板台’也是祖上传下来的，现在上海已经很难找得到。”

　　老顾15岁那年，南昌飞机制造公司到上海招工，他进厂当了一名学徒。“三个月后就上手操作，两年后我就是二级工了。”“丰收”2号运输机，（后改名为“运-5”），是顾正康参与制造的第一架国产飞机。“试飞的时候需要载人，我第一次坐上了自己造的飞机。”当时的记忆，老顾依然十分清晰。 “现在回想起那段日子仍觉得有成就感，但就是苦了我太太……”

　　贺秀芬年轻时品学兼优，17岁在上海高中毕业后，作为中队长带队到新疆支边，从事财务会计工作。后来经人介绍与顾正康相识后，她就主动提出调到江西，陪丈夫住在工厂宿舍。2006年，老顾退休后和妻子回到上海，老街坊虽条件不好，二人却有种重回故土的归属感。

　　房间内的洗手台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用清秀的字迹写着：“水池里必有小脸盆和小毛巾，塑料盆内一定要有水。”

　　贺秀芬向记者解释这个字条的来历：“疫情以后每次老顾从外面回来，我都要他先洗手。但屋里只有一只水龙头，洗碗、洗菜、洗衣服都在这里，我又特别爱干净，就要求他洗手前不能碰水龙头，否则我要到处喷酒精的。”于是就有了这小脸盆和小毛巾，让老顾进门后能在不碰任何东西的条件下完成洗手动作。

　　“我是马大哈，总是忘记，她就给我贴纸条。”老顾笑呵呵地说：“在家里，她是‘老大’。你别看现在老了， 其实她年轻时候可漂亮了 ……”

　　汪伟民1962年出生于杨浦定海港路168号一座老房里，直到去年底定海146街坊旧改， 生活了近60年时光 。他从小喜欢画画，但“画画不能当饭吃”。“我们兄弟三个人中，只有我是高度近视，很多工作不能做，又没有大学文凭。”他形容当时自己是“每天流着眼泪找方向”。开饭店，是唯一出路。

　　“我们家老房的西面山墙沿着内江路，我就破墙开洞，开了个小吃店，靠卖面条为生。” 那年，他26岁，不管酷暑严寒，每天早上四点钟起床，骑自行车到杨树浦路上的切面厂拿面条。“小店请不起厨师，我就自己跟老师傅学下面。一板面30斤，煮下去可以做60碗面，一碗都不能煮烂。”

　　小吃店周边分布着锯条厂、机械厂、十七毛纺厂等厂房，工厂职工成了店里的主要客源。“客人想吃什么我就做什么。”私人饭店的饭菜比工厂食堂可口，小店生意红火起来，菜品也逐渐多样，从面条点心到各种炒菜。“最‘高档’的时候，我们还做牛蛙和清蒸河鳗。”

　　中午，工人们下班就过来吃饭，每个进门的客人喜欢吃什么菜，汪伟民都心里有数。“我感觉小店就像老舍先生笔下的茶馆，往来都是熟人， 和各种人打交道是一件美妙的事情。 ”

　　小店经营到凌晨。“工人加班后要吃夜宵，上班前都会来打个招呼，告诉我夜里几点下班，我就要守着店，就算只有一两个人也会等到凌晨。”

　　经营饭店之余，汪伟民空下来就会画画。他擅长钢笔画写生，几十年下来，因时常练习，手艺没有生疏。

　　“去年底146地块开始实施旧改，我知道要搬走了，就赶紧到处去拍照片。”从平凉路、内江路，到波阳路、定海路，他每天行走在旧改基地，从沿街马路到弄堂深处， 每个角落他都拍下了很多照片，回来后对着照片画下来 。

　　马路上，元华超市、鲜果批发行门口人来车往十分热闹，小饭店里坐满了食客；曲折的老弄堂里，街坊邻居们搬小凳子坐在门口“嘎三胡”……时间仿佛定格在那里。

　　“旧改了，房子推倒以后，这里将变成高楼林立， 曾经的记忆就消失了 。我想把146街坊的历史记录下来， 把我们曾经鲜活的生活留存下来 ，告诉人们这里住过什么人，出过几个大学生……”

　　黄浦区顺昌路522号二楼，王礼珊默默地将姐姐的衣服从柜子中一件件拿出来，叠好，再装进打包箱中。7月24日，她家老房所在的建国东路68街坊、67街坊东块旧改生效了，过段时间，她与姐姐就要搬离从小住到大的老宅……

　　67岁的王礼珊与姐姐相差10岁，周边的老邻居都知道这对姐妹。一是因为她们家很早就将二层老宅中的一楼腾出来开了饭店，条件在邻居中算不错的；二是因为她们姐妹情深，妹妹多年照顾残障姐姐。

　　正因为如此特殊的家庭情况，在这次旧改中，王礼珊焦虑过、纠结过，整夜睡不着觉，一度不想签约……

　　王礼珊的姐姐，三岁时因患病致残，从此腿脚不便，智力发育迟缓，身边几乎一刻都离不开人。那个时候的王礼珊跟着父母、兄弟们一起住，并没有觉得照顾姐姐有什么难。姐姐走路不便，爸爸扶着她走；姐姐下楼要经过陡峭的楼梯，兄弟们轮流背着她下去；姐姐吃饭有时候要人喂，妈妈会喂她……

　　有一次，王礼珊很粗心地把姐姐弄丢了。那次，两个人一起坐公交车。回家前，她突然想起来，前一天自己出去玩，自行车停到了外面某处。她担心自行车丢了，想赶紧去找自行车。她想，让姐姐一个人先坐车回家，自己骑着自行车去车站接姐姐。“我们家在终点站附近。到了终点站，姐姐应该知道下车的。”但后来，姐姐不见了。

　　三天过去，当一家人以为姐姐就此丢了时，姐姐一瘸一拐地回来了。对于弄丢姐姐这件事儿，王礼珊至今心怀愧疚。她从那时下定决心：此生都不能再“抛”下姐姐。

　　后来，兄弟们成家了，搬了出去，父母的年纪大了，打理饭店有些力不从心。王礼珊所在的工厂效益不好，她下岗了，回家帮着父母打理生意，也方便一起照顾姐姐。

　　对王礼珊来说，最难熬的日子是父母相继去世那几年。“先是父亲去世了，后来是母亲病倒了，瘫在床上，需要人照顾。”王礼珊雇了一个住家保姆，帮她一起照顾母亲与姐姐。上海的夏夜，闷热潮湿， 四个人挤在一间14平方米的房间 ，长夜漫漫……

　　母亲去世后，老宅子里只留下姐妹二人。王礼珊要照顾姐姐，又要顾着饭店生意，忙不过来，后来索性关了饭店，将一楼承包给其他人经营。

　　这就有了后来的江西饭店——一家经营江西特色菜的网红大排档，据说疫情前，最火的时候吃饭要排队两个小时，单月流水额高达60多万元。

　　“不到万不得已，老房子不能动。”王礼珊一直记得母亲的话，“老宅是姐姐的命，她的医药费、生活费全靠这套房子的房租！”

　　因此，面对旧改时，她很纠结：周边的居民生活困窘，她从小都看在眼里，自己家的房子也越住越差，再过几年自己就70岁了，要照顾不动姐姐了，想请个保姆，现在连保姆都未必愿意来住这样的房子……

　　想来想去，最终，王礼珊同意签约了。 “换个新的环境、好的环境，我给姐姐请个保姆，照顾她也照顾我。以后，我们可以安心养老了。”

　　金陵东路381号，新中国上海第一个居委会宝兴里的所在地。黄祖菁出生在宝兴里，是第一任居委会主任单粲宝的女儿。在她的记忆里，居委会刚成立时没有办公场所，母亲就把她家的客堂间用作居委办公和开会的地方。

　　今年7月20日，黄祖菁在搬离宝兴里两年后重回老房，在当年作为居委办公室的客堂间里拍了张照片。 “搬家以后，我最舍不得的就是这个客堂间。母亲已经离开20多年了，但是这个房间还在，母亲仿佛还在我身边。”

　　在新中国成立前，宝兴里是旧上海有名的藏污纳垢之地。“我听母亲说，当年的宝兴里治安很差，走在路上会遇到流氓，随处可见打架斗殴，早上起床打开门，有人因吸鸦片死在角落里……”

　　上海第一居委的发起人、组织者王怡白来到宝兴里的时候，黄祖菁的母亲单粲宝是五个孩子的妈妈。“王怡白发现母亲很能干，引导她出来做里弄工作，她毫不犹豫就走出了家门，参与到福利会工作中，一做就是9年。”

　　当年的居委会还不叫“居委会”，叫“福利会”，刚成立时没有办公场所。“我家客堂有20平方米，中间放着一张八仙桌。母亲就腾出家里的客堂间给大家办公和开会。”

　　“300弄的弄堂里有一口井，井上放一块板，每次召集居民开会，母亲站在上面讲话，大家都是鸦雀无声的。弄堂里的居民都很敬佩她，觉得她就是在为群众服务。”从小到大，母亲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着黄祖菁。

　　宝兴里的房子大多建成于1916年到1944年间。岁月远走，房屋衰老，伴随着周边高楼大厦建成，二级以下旧里的居民却面临着居住环境简陋拥挤，基本生活设施严重缺乏。

　　2019年7月，宝兴里启动旧改了。“我们这里是黄金地段，不久前我们家才刚装修过。但是旧改是造福老百姓的政策，应该支持拥护。”黄祖菁对自己说， 如果妈妈还在的话，她肯定也会这样做。

　　后来，黄祖菁用补偿款在儿子居住的小区买了新房，跟儿子一家住在上下楼。而最让她感到惬意的是满屋子的阳光。

　　去年春天，黄祖菁重回宝兴里，看到老宅大门已经拆掉了， 她把“金陵东路300弄37号”的门牌卸下来留作纪念。 “我怕老房拆了以后，就认不出我家房子在哪个方位了。”她在弄堂里转了一圈又一圈，终于找到了标识物：“浙江路对面有一座新的大厦，那是不会拆的，从那里走过去，数到第七块砖，就是我家的弄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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