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近代以来，大量近代西方器物、技术、文化、思想蜂拥进入中国，主要借重上海这一通道。从器物层面的自来水、电灯等，到近代城市管理、社会治理理念等输入，于斯为烈，吹万不同。

　　其间，马克思主义初传中国，正是理所必然、势所必至地以上海为登陆口。五四运动后，上海进一步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南方重镇。

　　无论是思想理论的前瞻性、科学性，还是其对历史中国的巨大影响，以及在当代继续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从多个方面来看，都不能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说此为“西风东渐”的最显著成果，并无不妥。

　　丁晓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最早是在上海为国人所知的。1899年，《万国公报》刊载名为《大同学》一文，提到了马克思。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译自日文的《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些介绍。同年1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幸德秋水的《广长舌》，对社会主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

　　五四运动以后，《星期评论》及《觉悟》副刊、《建设》杂志等，都大量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劳动运动，助推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

　　徐光寿（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教授）：理论界常言“三李带回马克思”，除李大钊在北京外，李汉俊、李达都在上海。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经李大钊介绍来到上海，又直接送来了列宁主义。同年5月，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进一步推动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为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坚实基础。

　　上观新闻：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上，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近代上海有何具体作为？

　　丁晓强：上海处于吴越文化交汇处。明中叶以来兴起的阳明心学主张知行合一、义利并行、工商皆本，开启了中国文化的新方向。及后，以黄宗羲、顾炎武等为代表的学问家、思想家心忧天下，并对君权进行抨击。

　　近代以来，章太炎、蔡元培等以上海为中心鼓吹民主革命，并与徐锡麟、秋瑾等组织光复会，进行实际革命运动，在思想文化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成为上海近代文化的基本传统。

　　或许可以说，近代上海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天下为己任、自强不息的精神，具有知行合一的特质，注重实际、注重生活、注重开放，打通了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精英文化与生活文化，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有了很好的文化基础。

　　吴海勇：一种外来的理论传入一个国家，要深入人心、作用社会，就必须与输入国文化紧密结合、融为一体。

　　作为中西文化碰撞、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冲突的集中地，上海是先进知识分子探索救国图强的“试验场”，又有幸成为近代中国的文化产业高地，由此得以集聚人才、响应社会需求，在马克思主义的分众传播上作出了巨大贡献。

　　皇皇巨著《资本论》三卷中译本就是在上海问世的，为中华有识之士学习掌握先进科学理论提供了便利。

　　科学理论只有为先进阶级、广大群众所掌握，才能爆发出强大的革命力量。为此，中国人在上海深入工人群众，有的学了上海话，有的开办工余学校，不仅教识字、学文化、搞活动，还深入浅出地讲故事、说道理，启蒙阶级觉悟。

　　真理越辩越明。从党的创建时期同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展开论战，到大革命时期抨击戴季陶主义，再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关于农村社会性质论战，马克思主义在论战中持续放射出真理的光芒。

　　徐光寿：建党前后，上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上，做了理论探索，开展了实际斗争，也积累了一些经验。

　　他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具有高度的包容性，也具有高度的内在契合性；既认识到马列主义的世界性和开放性，又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资源，具有博大精深与包容发展的可贵品格，二者之间的价值内涵具有互补性。

　　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有机结合，既反对食洋不化，也注意避免民粹主义。

　　上观新闻：从整个江南的地理视域来观察红色文化，可以看到怎样鲜活的、此呼彼应的人和事？

　　忻平（上海大学教授）：中国在上海创建，是国内和国外8个早期组织共同努力的结果，也具有鲜明的“江南特色”“上海特点”。

　　在上海的早期组织中，有相当一批成员来自江南，如陈独秀、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沈雁冰等；在其他城市的早期组织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江南地区，如恽代英、张太雷、瞿秋白来自江苏常州，被称为“常州三杰”。

　　这批读书人生于江南、长于江南。有的家庭出身比较富裕，也有人面临困顿甚至破产，对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感受比较深刻，具有强烈的救亡意识。当他们在家乡受到很多限制、来到上海后，直接面对西方列强的经济剥削和贫富悬殊的“十里洋场”，深刻认识到民族矛盾与阶级压迫，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本质，从而促使他们放下江南文化中含蓄隽永、温情脉脉的一面，走向了血与火的革命之路。

　　严爱云（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江南文化灵活、创新、包容的特质，为红色文化的蓬勃兴起提供了土壤。苏浙等地也积极承接上海的红色文化辐射。当年，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是苏浙沪三地的党的领导机关，先后派党员到江南多地开展工农运动，发展党员，建立组织。

　　比如，1923年派党员沈泽民、高尔松、高尔柏到南京帮助工作；派邓中夏和王荷波负责组建无锡党团组织；苏州独立支部是1925年由侯绍裘、张闻天等前往改组而建的；常熟特别支部和昆山特别支部创建者分别是来自上海的员李强、王芝九。

　　至1927年2月，江苏已有18个县建立了49个党组织，党员有525名。年轻的革命者从上海来到江苏各地，播撒革命火种，开创了大江南北革命的新局面。在安徽，在陈独秀等人的带动和影响下，一大批安徽青年投身党组织创建和发展的洪流中。

　　吴海勇：首先要对江南历史文化有一个突破性的、更具本质性的体认。江南的文化本质不只是小桥流水、软语呢喃、雨巷诗人。如此诗意栖居，源自江南的开发与近代的腾飞，首先是建筑于江南百姓的辛勤劳作之上。

　　须知，江南稻田黑土是多少代的草木灰累积而成的。北方严寒有“猫冬”之俗，岭南暖冬如春，而江南农民在湿冷气候中还是下田耕作，如此勤勉精神实为江南文化的精髓。加之西晋末年士族来迁、北宋末年“衣冠南渡”，特别是南孔在衢州安家，中原文化对江南实现了浸润积淀，江南文脉由此与“鱼米之乡”一同声名远扬。

　　第一句话：“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这是明末先贤王思任的名言，化用勾践卧薪尝胆的典故，应对的是山河巨变的安身立命问题，此事此言为鲁迅所激赏。

　　我们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是中华民族脊梁的人格代表，背后不应排除先贤榜样、江南文化熏陶。鲁迅扛起左翼文化运动的大旗，骨鲠不屈、绝不饶恕的形象，是坚定的立场，是时代的担当，也是知识分子风骨气度所在，传承了江南文化的正道风烈。

　　第二句话：王阳明倡导的“知行合一”。要知晓马克思主义这样全新的科学理论，是一件难事，创党群体没有遇难而退。理论研究与宣传论争，既是知又是行。在上海开启建党工作的陈独秀，就是一名行动力特别强的革命先行者。他曾说过：就好比屋内有一堆垃圾，你今天说明天骂，还是不能把它清理出去，只有付诸实际行动。

　　第三句，便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江南沿海襟江，近代上海追新逐异，敢于尝鲜试新。为出版印行《宣言》中文全译本，中国发起成立印刷所，就名为“又新”。上海左翼文化人士奔赴延安，对于新民主主义思想的成熟产生了积极作用。

　　罗怀臻（上海市剧本创作中心艺术总监、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江南文化与红色文化在“不安于现状”“具有革命精神”上可以达成共识，因此，我们对江南文化的认识切切不可狭窄化、阴柔化。

　　古往今来，江南有卧薪尝胆的勾践、揭竿而起的江东子弟，近代有鉴湖女侠秋瑾、“骨头最硬”的鲁迅。中国历史上两次异族入主、建立王朝，最难攻克的是江南。

　　中国戏曲中，真正的高腔多在江南，绍剧、婺剧、南调……声腔的背后其实是性格。说江南阴柔、秀美，是南宋以来才变的“画风”，而且也只是文艺腔而已。元末、明末、清末的侠客义士，事实上也多出于江南。

　　江南人是强健中有灵秀，阴柔中有强悍。这才是江南的人格图谱。卧薪尝胆是江南，置之死地而后生是江南，这是江南人格图谱的张力。所以，有江南文化的滋养与铺垫，才派生出了鲜明的红色文化。

　　齐卫平（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从广义上说，红色文化是中国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全部历史时期进行文化建设的总称性概念。红色文化代表先进文化。

　　上海的红色文化不是孤立的，是中国整个红色文化的组成部分。井冈山、延安与上海都是区域性的地名，中国在这些地方的革命实践都留下红色文化的创造，都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与井冈山、延安等地方相比，上海红色文化创造具有历史底蕴的深厚，主要表现为区域的特殊性、历史的贯穿性、内容的丰富性、精神的传承性等。

　　徐光寿：红色文化从上海起源，随中国的足迹经过井冈山的红土地、延安的黄土地以及东北的黑土地等，最终覆盖全中国。井冈山、延安等地都是红色文化的标志性地点，上海的红色文化与之相比，有着鲜明特点。

　　一是城市与乡村之别。进入20世纪20年代，上海不仅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是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工业中心，而且是全国唯一人口总数超过200万的特大城市，还是国际性都市。而井冈山、延安则是中国的内地。

　　二是源头与过程之别。中国在上海诞生，中共中央驻扎上海12年。上海是中国红色文化的起源地，是源头所在。井冈山、延安是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两个重要地点，井冈山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出发地，延安则是建设未来新中国的示范地。

　　三是残酷与艰苦之别。上海当时既是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中心，又相继是晚清、北洋和政权的统治中心，党在上海秘密诞生，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驻留，斗争残酷，环境险恶。龙华烈士陵园就是见证。而井冈山和延安主要是物资匮乏，工作和生活条件艰苦。

　　上观新闻：“从石库门到”，石库门不仅滋养了海派文化，也孕育了红色文化。石库门是否可以视作上海红色文化的一个象征？

　　徐光寿：确实，石库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寄托了近代以来上海人的深厚感情。石库门里的红色故事最多。中国就诞生在上海石库门。最典型的有中国早期组织成立地老渔阳里2号、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地新渔阳里6号、中共一大召开地树德里3号和中共二大召开地辅德里625号。这4幢石库门，见证了中国诞生的全过程。

　　段炼（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由于革命事业的特殊性，出于隐蔽斗争的需要，党的秘密机构通常设在上海最为常见的石库门住宅内，很多重要的会议也都是在石库门里进行的。例如，党的一大、二大、四大，三次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党代会，都是在石库门里进行的。

　　吴海勇：血的代价促使革命者学会适应隐蔽于这座城市，也就是充分利用上海的城市条件，比如石库门。中共六大后，中央政治局机关就设于云南路天蟾舞台边上的石库门。这里地处闹市，邻近戏院，人流密集，熙来攘往，又以楼下医业与楼上的福兴商号为掩护，便于人员的往来。前门之外，靠近天蟾舞台另辟楼梯小道，有利于应急脱身。此外，人还利用楼层窗台设置警号，以减少一旦机关被敌破坏所导致的损失。

　　严爱云：、周恩来、、等革命家，都在上海石库门里秘密工作过；罗亦农、彭湃、杨殷、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杨培生等革命先烈战斗在石库门里……可以说，上海石库门里有着忠诚信仰、披荆斩棘的故事。

　　严爱云：谈及上海的红色人物，我们不能忘记“上海的女儿”宋庆龄。宋庆龄出生在上海，早年留美，青年时期战斗在上海，最后也长眠于上海。这片热土上的红色基因，深深镌刻在她的血脉之中。

　　在宋庆龄温婉美丽、仪态万方的外表下，澎湃着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热诚和忠贞。她始终以救国救民为己任，认准了中国是真正革命的先进政党后，就义无反顾地与党同心同行，一辈子风雨同舟、甘苦与共。宋庆龄身上又有着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红色特质。无论革命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她广交朋友，善于团结和争取大多数，特别是凝聚了一大批国际友人，出色开展统战工作。

　　段炼：在上海，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红色文化呈现为彼此交融的关系，更是层层递进的关系。这在宋庆龄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她出身浦东川沙一户江南人家，接受过私塾启蒙教育，打下了国学基础。15岁那年，她赴美留学，接受了完整的西式教育。但回国后，她马上就适应了国内的生活，后来又积极辅助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思想上走向反帝反封建，寻求民族独立，逐渐认同寻求真正平等和全人类解放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革命同路人和最真挚的朋友。

　　吴海勇：先行且进步、西化又东方、温婉而坚定，在宋庆龄身上有着集中的体现。由此，透显出上海红色文化的一些宝贵特质：引领时代潮流，具有理想信念；包容西方文化，坚持民族立场；爱惜生命生活，不惧为国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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