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右起彭南生向裴高才赠新作《街区里的商人社会：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1919-1929）》

　　壬寅小阳春，裴高才前往著名经济学家、华中师大副校长彭南生教授工作室访学，他向裴高才一行馈赠了刚刚面世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库推出的巨著《街区里的商人社会：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1919-1929）》，是作以上海十里洋场为案例，观瞻近代中国的变迁。现转发《 中华读书报 》2023年02月08日毛军刚的评介文章《中小商人、十里洋场与近代中国》，以飨读者。

　　彭南生著《街区里的商人社会：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1919-1929）》书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

　　上海，吴淞黄浦会流之点，东西两洋交通之冲。1942年，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迫使清廷开放上海等五口通商。自此，上海从仰慕苏州、追随杭州的“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一路发展成为傲视全国、动关全局的“华洋荟集之区，中外观瞻所系”，甚至屡屡被史学家们评述为“近代化的先驱”“近代中国的门户”“近代中国的钥匙”。

　　依陆而生，凭海而起，因商而兴，仰贸而盛……近代新式商人可谓是中西交流、冲突、融合的产物，上海地方史堪称为一部浓缩、提纯、精炼的中国近代史。彭南生教授凭借渊博的知识、敏锐的洞察、独到的视角，将上海中小商人作为勾勒中国近代史的一把钥匙，尽十余年光阴撰就《街区里的商人社会：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1919—1929）》，为大众打开了理解近代商人社会的一扇视窗。

　　上海马路商联会缘何兴起？答曰：西风东渐、陵迁谷变。开埠以来，上海之名洋溢乎海内诸国，却处于多方权力控制的边缘地带，为社团组织兴起提供了肥沃土壤。通商之后，中西之势加速逆转，近代国民意识渐起，五四运动更是极大增强了中小商人群体的政治热情。更为关键的是，大商人与中小商人的利益分化愈发明显，前者控制的上海总商会在外交问题上疑似做出媚日举动，后者在租界增税时却积极争取市民权。在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氛围下，此类举动正犹如火星落入了柴堆，顷刻之间便燃起熊熊烈焰。

　　上海马路商联会如何发展？答曰：纵合横通、暑雨祁寒。作为中下层商人的集结组织，上海马路商联会以自愿、平等、民主等原则最大化激发商人热情，在纵向上以各马路商联会为基础创立商总联会，在横向上与同业公会、同乡会等组织建立了互补关系。与此同时，各马路商联会在地方层面不断同租界当局进行斗争，在国内层面积极支持广州政府、疏离北京政府，在经济层面竭力维护中小商人集体的利益，在外交层面以函电、游行、罢市等方式声援中方代表，在社会层面努力推动了教育、卫生、治安等公益事业的发展。

　　上海马路商联会因何消失？答曰：天翻地覆、故涤新立。国民革命运动发起后，商人逐渐控制了商总联会领导层，并将上海马路商联会视为在沪发动革命的有效工具之一。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完成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于1929年取消了上海马路商联会的独立生存发展权。表面上，作为整体的上海马路商联会已经沦为历史名词，自此在新闻报纸上再难觅踪迹。实际上，商联总会及各路分会两年后发表恢复自由宣言，部分商联会仍然在开展零星活动，直至后来彻底尘封在历史的故纸堆中。

　　一百年来，时势几经易转，魔都繁华依旧。翻开那落满尘埃的档案，一张张斑驳而又泛黄的纸页，承载着数不清的近代记忆，隐藏着道不尽的人物传奇。看似无甚紧要的上海《申报》，实则囊括300余万字的原始资料和数十万中小商人的存在痕迹。看似微不足道的上海马路商联会，其风头一度盖过近代中国第一商会——上海总商会。看似渺乎小哉的上海中小商人群体，却能勾连起从五四运动到北伐战争再到国民政府成立的近代大历史。

　　凡此种种，令人一度身处风云际会的近代大潮，几至重回那群雄逐鹿的十里洋场，依稀一窥体制与商人自治的纠葛。对社会渗透、动员和控制的一元整合目标，似乎注定了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的繁荣仅仅是昙花一现。读毕此书，既有醍醐灌顶、恍然洞开之感，亦有悠然心会、妙处难言之慨，不得不敬佩作者“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治学精神，故尝试一究本书“既求古匠之芳躅，又合今世之轨辙”的治学奥妙。

　　彭南生副校长率华中师大专家、校董、出版社于黄陂二程书院首发裴高才著《中华大学校长陈时》及共建二程书院

　　其一，探赜索隐、阐幽发微。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代中国不仅要重新思考华夷之辨，同样也一度面临着学问之困。在向西方学习的渐进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任何一种外来的学术研究范式，都面临着与研究对象的适应、磨合与协调。不顾中国现实的复杂与特殊，一味挪用西方的学术理论、学术话语、学术思想，难免会出现削足适履、杀头便冠、悬驼就石的情况。在传统的革命史、现代化、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等研究范式及视角之外，本书采用研究对象下层、研究视角下移、研究思维下沉的新思路，竭力避免传统与现代、革新与守旧、进步与保守等二分史观的局限，兼顾宏大历史背景和具体发展过程的研究，努力做到既见“森林”又见“树木”。

　　其二，披沙拣金、去粗取精。相较古代而言，近代史料向来给人卷帙浩繁、浩如烟海、不计其数的感觉。正如大家陈寅恪所谓，“近现代史，文献档册，汗牛充栋，虽皓首穷经，迄无终了之一日，加以地下地面历史遗物，日有新发现，史料过于繁多，几无所措手足”。不过可惜的是，近代商人团体资料存在收藏、研究、出版各界相互制约的情况，中下层商人团体资料更是缺乏系统性整理，极大地制约了学界对近代中国商会的准确认知。本书作者历经十多年的收集、整理和辨析，建造了有关上海马路商联会的专题数据库，并依据原生态史料构建出原生性历史发展过程，并抽象出历史发展过程背后起作用的共性因素，形成了原创性的理解与解释。

　　彭南生《街区里的商人社会：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书评－毛军刚《中小商人、十里洋场与近代中国》中华读书报

　　其三，进壤广地、钩深致远。自20世纪80年代起步，近代商人团体史研究迄今不过30余年，却出现了千“篇”一律、千“会”一面的研究瓶颈。本书既关注历史大场域又着眼事件小语境，力图摆脱“成立—性质—职能—作用”的传统研究定式，不再停留在静态层面的制度层次，而是走进近代经济、政治、社会的大格局中，分析上海马路商联会潜隐在泛黄史料背后的复杂面向及演化历程。由于静态论述还存在单一化、片面化、绝对化等弊端，本书还引入上海总商会、同业公会、同乡会等组织进行比较研究，从多个维度、多个层次、多个方面描摹了近代转型时期商人群体的多重样貌，为观察近代社会提供了一个从中下层商人主体出发的重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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