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在上海的宝山区有一条很特别的道路，叫一二八纪念路。与大多数以地名来命名的上海道路不同，这条小马路是以历史事件来命名的。1932年1月28日至3月3日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又称一·二八事变，是中国军队奋起抗击侵华日军进犯上海的战争。回溯历史，这场战争对上海的影响十分巨大。

　　上海是近代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是日本蓄谋已久的侵略目标之一，1932年1月，日本以护侨为名迅速出兵上海，这一事件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影响。

　　上海特殊的城市地位和国际影响，使得国民政府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战事初起，由于对战争的爆发准备不足，国民政府只能力图避免事态扩大。当战争不可避免时，尽管中国军队在军备实力上弱于日军，但中国军队也不愿意放弃抵抗、束手就擒，面对强大的日军，十九路军奋起抵抗，第五军等援兵也英勇奋战。

　　淞沪抗战前后一月有余。蒋介石“边抵抗、边交涉、求妥协、不放弃”的方针，始终在淞沪抗战中占据着主导。国民政府实行这一政策是出于自身统治利益、内部派系矛盾、复杂国际背景、中日关系状况等多种因素而做出的选择。当然，奉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与九一八后的不抵抗方针是有所区别的，意味着国民政府终于迈出了有限抵抗的第一步。同时，由于上海特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国民政府寄希望于国际社会的干预和国际联盟的调停，因此，需要把战争拖延下去。

　　一·二八抗战在国际上也引起很大的影响。主要是由于各国在华利益的平衡和上海租界问题。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起，中国政府要求收回租界的呼声渐高。1927年初，随着北伐军的进军，汉口、九江等英租界先后被收回。上海是帝国主义在华利益最多的最重要的城市，各国不可能轻易放弃权益、交还中国。1930年初出台的费唐报告（全称《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为时任南非联盟高等法院法官的费唐应上海公共租界当局之邀，以独立调查人和专家身份所做的一份关于上海公共租界的报告），更是强调延续租界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提出了至少几十年的“过渡期”。国民政府出于巩固自身政权和外交方面的考虑，只是在租界越界筑路、租界司法权问题和工部局华董等问题上，逐渐收回了一些管理权力。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面对危机四伏的上海形势，美国政府对日本侵华采取了“史汀生主义”（太平洋战争前美国政府对日本侵华的基本立场，即“史汀生不承认主义”。它既不承认日本侵华行径及其后果的合法性，又不采取措施从根本上制止侵略）的立场，首先向日本方面表示强烈不满，反对日本挑起战争打破上海和平，还迅速向上海增派兵力，稳定局势、维持既有“秩序”。为此，美国一面增兵保护侨民、一面参与调停争端。英法等国也维持租界中立原则，强调其本国在华利益，对日本进兵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干预。《淞沪停战协定》的最终签署，是多方妥协下的产物，上海城市的基本格局仍继续延续原状。

　　自上海开埠以来，上海城市化的速度越来越快。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上海就作为特别市政府建立，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城市。

　　一·二八事变严重地破坏了上海的市政建设，对上海的城市化进程影响巨大，战争迅速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上海的闸北、吴淞、江湾、引翔、殷行、彭浦、真如等许多地区遭到日军的炮火和飞机狂轰滥炸，许多工厂、商店、学校、民房被毁。闸北一带的损失极其严重，交通设施如北火车站和部分铁路道路被炸毁瘫痪，不少房屋成为废墟。许多工厂被迫停工，大量工人和职员失业。在日机对闸北的轰炸中，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均被炸起火。商务印书馆的楼房、机器、书籍、纸张毁于一旦，损失惨重。其附设的东方图书馆内珍藏的书籍，包括孤本、珍本、善本和译本等60余万册化为灰烬。许多中小学校被毁停课，战争导致市民死伤万余人，许多人无家可归、生活困苦。

　　这次战争对上海工商业的打击是巨大的。原本兴旺的工业经济在受到战争的摧残后元气大伤，发展速度放缓，加之自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外国资本对华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大大加强，对上海的争夺日趋激烈。经济的萧条和恶化使得中国民族工商业也陷入了困境。上海的证券交易量持续下跌、公债市场疲软，银行业普遍出现了资金不足和经营困难。

　　上海的房地产业在一·二八事变以后，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淞沪抗战中房屋大楼损失严重，房产交易业务买卖和租赁大幅下降，房地产商经营困难，负债累累，后虽有所恢复，但新开建房屋数量明显减少，人们对于当前经济形势和未来经济前景没有信心，已难复原来之盛景。一·二八事变中断了上海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随着民族危机的加重，各界人士逐渐对国家危亡表示出强烈的担忧，广大人民群众也展开了爱国救亡的行动。

　　上海有着数量众多的日资企业和大量的日侨。根据《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的统计数据记载，1930年上海的外籍人口总数约6万人，其中移居上海的日本侨民数量就有2.5万多人，占到了近一半。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已经成为日本在华扩张势力和经济利益仅次于东北的最重要的地域。自发的和有组织的日资企业工人罢工和市民抵制日货行动越来越多，1925年由沪西日资纱厂工人罢工而遭日本资本家枪杀罢工工人引发的五卅运动就是一个典型事件。无论是直接发生在上海的事件，还是在全国各地发生的事件，都可以在上海各阶级、各行业、各团体中形成响应。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上海进入到了紧张的战时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各界抗日救国团体纷纷成立，人民群众和各界团体广泛参与和支援，上海的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逐渐兴起。此后，抗日救亡运动逐渐从萌芽、生长、发展成为上海城市生活的主旋律。上海的知识界、文化界和民间的救亡和爱国的情绪被大量地激发了出来，日益弥漫和滋长，态度也更为激进。各类集会、请愿、游行、示威频频爆发，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精神得以形成。广大上海市民包括许多官员士绅、民主人士、民族资本家投身抗日，通过舆论、募捐、救济等各种方式积极声援中国军队。

　　从一·二八抗战开始，上海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具有重要地位，上海人民对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牺牲和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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