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民国是个动荡的年代，不仅体现在政治紊乱和军阀混战上，更体现在西式管理技术进入后，对中国的原生态社会的冲击上。上海坐落于江南，有着全中国最深厚的儒家传统；它又是中国最早开放的口岸之一，借助西方资本，其在民国年间更是一跃成为“远东第一”。笔者将从这座城市的规划与居民的居住环境中，带你看整个国家的缩影。

　　“租界”与“工部局”这两个翻译本身就有浓烈的“再解读”色彩。按照英语的原意，它们应当被翻译为“居留地”和“纳税人委员会”。上海的历史也是如此，很多人看来被洋人强要走的租界，在初始时，其实是清政府主动要求设立的定居点，用来隔离中国人与英国人。在地方官看来，洋人有着诸多的毛病，作为“父母官”，他们有教化万民的责任与义务，若中国人和洋人接触久了“被带坏”的话，他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主动给英国设立定居点，允许其自治，便成为不错的选择。

　　原本这种华洋分居，便利了区域化管理，但在混乱的年代， 这种暂时稳定的现象很快就被打破。1853 年小刀会起义， 致使大批难民涌入租界“剧增到二万以上” 。租界里的洋人当时对华人涌入租界意见不一，部分人认为大量华人在租界居住，势必会带来管理与生活上的混乱，造成不便，而另一部分以房地产商人为代表的洋人，则认定华人的涌入可以通过“造房屋租与华人以获厚利” 。

　　【旧上海的房价居高不下，固然有华人骨子里对房地产的偏爱，但洋人的头没起好不可争辩】

　　租界则凭借着其政治上的特殊地位，可以一定程度的与战火频繁的上海保持相对的独立，这也使得租界可以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以其相较而言稳定、 繁荣的状况吸引着人们前往租界避难、 谋生、发财。

　　1862 年，太平军又逼近上海，周边地区包括苏州、浙江等地的难民大举逃亡上海，“上海已成为安全的城市，这声名正广为传播……上海将有人满之患”，当年约有 5 万难民涌入租界避难，而整个太平军兴时期，租界所收容的难民数达到“50 万人之多”。 凭借巨量的人口，以及他们带来的财富，上海一跃成为全国第一大都会，并在英国人的引导下，大量吸收西方城市的建设模式。

　　西式的城市不同于传统的所谓“城市”，更强调各个阶级之间的分工。好处是随着分工的明确，和生产关系协调，生产力变得极为强大；坏处是随着分工的明确，有些岗位注定得到社会更多的反馈，拿到更多的工资，比如律师、医生、工程师，有些岗位因其“可替代性”，注定拿的更少，比如黄包车夫，码头工人。收入的差距导致贫富的分化，让原本不算特别明显的“阶级”属性加强，体现在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

　　随着上海附近的贫苦民众来到上海寻觅生存机会，越来越贵的房价让其根本无力承担一处正式的居所，出于谋生的本能，于是他们因地制宜的在打工地附近的荒地、废墟、河沟旁建成了棚户、茅草棚这样的安身之所。

　　棚户区原本生存状况就差，而随着战争对上海的屡次侵扰，无家的难民越来越多，于是棚户区也就聚集了越来越多的难民。如赫赫有名的普陀区的棚户区药水弄，仅仅占地 20 公顷，在解放前夕却有大约1.6 万人在其中居住。上海的棚户区主要分布在繁华市中心的边缘地带，形成了在空间上响应其社会阶

　　层同属边缘的空间走向。在上海普通人居住形态的演变过程中，棚户区始终作为社会最底层、最无助人群的寄居场所，其阴暗、潮湿、与疾病相伴相生的视觉画面也从来给人以一种悲天悯人之感，因此棚户区也就成为民国时期进步电影工作者的叙事背景之一。

　　对相当多数的外地移民（指穷苦人）来说，居住空间的拥挤成为他们想要实现“进入都市的权利” 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在对居住成本、战争时期人身安全以及享受更为先进生产关系等多重的成本考虑之后，居住空间的拥挤以及日常生活的各种不便利，似乎成了一种可被接受的牺牲。因此，正是在这样的魅惑之下，人们拼尽一切力量只为进入上海，而尽管拥挤棚户不断地为都市的乌托邦祛魅，但相对而言“进入都市的权利” 要远比“放弃这种权利更为‘现实’。” 而他们的后代也如愿以偿，成为上海人，有了全国顶级的教育、医疗配置。

　　相比穷人（旧上海喜欢统称为“江北人”），有稳定工作或者说早一步安家于此的移民，通常住在石库门里。“从1853年9月到1854年7月，在广东路、福州路一带，以低廉成本、最快速度，建造了800多幢木板简屋，供出租盈利。由于需求量大，木板简屋供不应求，至1860年数量达8740幢。”

　　这种采用毗连布局的房屋原型，为日后石库门里弄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因为木屋易燃、不结实等缘由，租界取缔了这种房屋。取而代之的是砖木混合结构、结合了中西方风格的里弄住宅。这种住宅多采用“横向式与纵向联列的组合”，“单体平面接近于我国江南传统的三合院或四合院形式 ” 。整体封闭式的高墙围起了客堂和卧室，满足了都市化生活中空间拥挤的背景下人们对封闭性和安全性的需求。这种一般为二层楼的建筑面积在一百多平方米，其居住面积适合秉持多代同堂观念的传统中国人居住，而联排的建筑形态又迎合了上海都市寸土寸金的住宅成本，因此很快就在上海流行起来。

　　但是，这样的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城市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会将人散沙化。一大家子住一起，在旧城或者传统的村镇不算什么，但是在西方文化强势的地区，就显得格格不入。虽然，一直到90年代，上海依旧有不少三代，甚至四代同堂的情况，可不少青年人已经无法忍受这种居住环境。在这种需求下，广式里弄开始出现。

　　现代人对上海人祖籍的了解，基本来源于户籍调查和与宁波-舟山一带一样的“阿拉”。所以，一些人会武断地认为上海人都是江浙后裔。其实这话并不完全正确，早年上海有不少广东籍贯的移民，宋氏家族就是个中典型。

　　正如石库门是江南建筑的英国化，广东人也将他们的居住习惯带入，并与当地的西洋、江南风格融合。广式住宅保留了老式石库门的结构特征，又融合了广东一带旧宅的特点，房屋更为低矮，层高“由原来的3.8至4.2米改为底层3.3米、二层3米”。这种低矮的构造，注定在同等面积的情况下，容纳更少的人口，江浙的旧有宗族无法集体入住这样的房屋。本身面积的减少，也让房租变得更为经济、实惠，符合出生在本地的新一代上海人的需求。这种更为经济的住宅形式，在当时吸引了许多广东人居住。

　　值得一提的是，相比“西洋人”，日本人也就是“东洋人”阶级地位普遍较低，更多为工薪家庭，而非富人家庭。所以，经济实惠的广式里弄，也成为日本人的挚爱。大量日本人的入主，让许多老上海人到今天依旧称呼广式住宅为“东洋房子”。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结合了西洋风格的房屋被称为“新里弄”。它改变了石库门住宅的前天井布局，代之以2-5平方米的水泥坪地小庭院。庭院内可以安放盆景，种植花草，形成一个小花园。小花园与支弄之间一般用矮围墙、透空栏杆、或者竹篱笆分割。不仅日照条件和卫生条件远远好于老式石库门与广式里弄，环境也更能满足西洋传入的“隐私权”。所以，跃迁至中产阶级，以及地位不那么高的欧美人，都喜欢住在这样的住宅。这种住宅区域也因此被称之为“上只角”，主要分布在静安、卢湾、黄埔，占据里弄住宅数量的24.2%。

　　与此同时，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公寓式住房也在兴起。相比中西结合的里弄住宅，公寓式建筑的西洋风格非常纯粹。也更适合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建设，相比上下班赶路的辛苦，爬公寓的楼梯无疑要轻松得多。为吸引住户，公寓楼的设计十分华丽，门前设有回车道和回车平台，大门口的壁面上往往需要一些凹槽，用来摆放花盆；门厅内的地坪，壁面，平顶都很有讲究，甚至不次于富人居住的别墅，以吸引有些身家却住不起独栋楼的中产者。

　　按照比例计算，法租界的公寓楼最多，公共租界次之，华人聚集地则更青睐传统的里弄住宅。

　　在旧上海，富人和中产、工薪、穷人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有能力为自己和家人置办独栋住宅，最好住宅还带点绿化。

　　里弄里的“高档货”——花园式里弄住宅就是这种专供富有阶层或者中产上阶级居住的房屋。这类建筑兴起于1940年前后，半独立式，几栋房屋连缀在一起，即能最大限度地节约空间，也可以满足富人阶层对独栋房屋的渴求。

　　这种房屋的绿化空地很大，有的甚至能达到住宅本身面积的2倍。除了里弄式的外形外，其内部构造，如装饰、煤气、卫生都要比小职工阶层和中产阶级高得多。外部装潢也非常华丽，往往采用西班牙式或者立体方匣子式。这样的住宅占据上海里弄的6.92%。不过，这种房屋一般还是“小富”之人居住，真正的大富豪，显然更偏爱西式的别墅。老上海人喜欢讲这样的房子称之为“花园洋房”。

　　这样的房子最早是英国人的居所。随着上海的发展，许多英国资本家前来上海经商、投资，为满足他们的需求，设计师们也构建了许多英伦风格的住宅。

　　这种住宅通常占地可达2-3英亩，呈现正方形，外筑大拱门敞开式游廊，房屋前后有花园，称之为“卷廊式”。楼上有书房、卧室、浴室，楼下为客厅、办公室、食堂，附近有储藏生活物资的仓库。

　　除了英式花园洋房外，西班牙式的花园洋房颇受西方商人和华商的青睐。相比英伦风的古朴，西班牙式的花园洋房在外观上更为华丽，内部的装潢也更有拉丁式的宜居。

　　城市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近代，上海住宅东西结合的风格也体现出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但是，城市本身加大了贫富差距的分化，富有者可以住在独栋的花园洋房，穷困之人只能住棚户区。这种分化注定在未来掀起一场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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