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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诞生是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选择，中国诞生于上海是历史意志的集成。马克思强调，历史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讲的就是任何事物都不是随意地、偶然地发生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讲的客观性。什么叫“客观性”？就是说某个事物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这个环境下出现，一定有它的运动规则。认识中共一大召开和中国诞生，要遵循马克思主义这一认识论的基本观点。

　　长期以来，理论界和历史著作都用“历史必然性”说法诠释中国的诞生，完全正确。所谓“必然性”，通俗点说就是“一定性”。当然，事物发展也会有偶然性，但偶然性表现必然性，偶然性的背后暗藏着必然性并受其制约，两者结合在一起体现历史意志。但要明白，必然性与偶然性是有区别的，如果说必然性体现一定性，那么，偶然性则体现不确定性。就是说这种偶然性是非规定性的存在，它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可能在这里发生，也可能在那里发生；可能影响大，也可能影响小。总之，一句话，偶然性不能决定事物的本质，而必然性则蕴藏着事物本质性的东西。对待中共一大召开和中国诞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要从这样的认识方法出发。

　　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是一种历史意志的集成。本文认为要明确以下几个认识角度。第一，中国建立不是一个时间点上的事情，不是7月23日这一天，也不是中共一大几天会议期间，而是一个过程。第二，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成立的是一个全国性的政党组织，不是地方或地域性的政治团体。因此，上海成为中共一大召开之地是它的历史光荣，但中国诞生是中华民族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荣誉。第三，促成中国在上海诞生有很多因素，是许多“建党源”的汇合，这些“建党源”缺一不可。

　　“建党源”是个新说法。“建党源”不是指一个来源，而是指有多方面的点和面的意思。按照传统的解释，中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这个解释重要性在于体现中国的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由此而言，这个解释包含着思想这个点和面，也包含着阶级这个点和面。另外还有一个点和面就是促成这两个点和面结合在一起的活动者，这就是所说的“具有初步觉悟的知识分子”。基于这样的历史逻辑，本文用的“建党源”这个词包括三个点和面的观察，第一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第二是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三是具有初步觉悟的知识分子。把这些“建党源”的情况理清楚了，就能够更好地说明白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中国在上海诞生的历史必然性。

　　显然，这三个“建党源”都不是只有上海存在，国内各地都有。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中，北京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新青年》编辑部曾落脚北大红楼，对传播马克思主义起过先锋作用，一些省市具有初步觉悟的知识分子也通过创办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五四时期工人运动开展也分布于全国各地，尤其是广州、北京、武汉等城市，工人罢工斗争此起彼伏、接连不断。而具有初步觉悟的知识分子也分头在各地活动，中国创建过程中各地早期组织的成立就是以他们的活动为基础的。因此，“建党源”是多元、多层、多点的，不是单一的、孤独的，而且也不是互相没有关系的。这样认识“建党源”，就是把中国成立置于一个历史场域，构成一个历史过程，有深厚的历史背景，有清晰的历史逻辑。

　　从当时这三个“建党源”的实际情况看，有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上海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城市，最多数量的具有初步觉悟的知识分子集中在上海，上海工人总数达513768人，其中产业工人181485人，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上海也是具有初步觉悟的知识分子深入工厂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组织开展工人运动最活跃的地方。这些事实的存在使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成为具有必然性的历史选择。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重要意义在于选择了一个当时环境和条件下最适合最稳妥最方便的地方，使各地方的“建党源”合成一流，完成从分散的团体组织向一个全国性政党组织转变的任务。

　　那么，从什么意义上说上海是最适合最稳妥最方便的地方呢？本文以为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因素。第一，上海是建党骨干人物集聚之地。第二，上海是社会主义思想传播重镇。第三，上海具有现代工人运动领先地位。第四，上海交通发达，来去方便，火车和轮船都能到达，尤其是还有日本东京的小组代表来参加会议。第五，上海存在租界地缘政治缝隙，各式华人、洋人混居以及管制权力的分立，有利于“秘密建党”。第六，上海是当时各地早期组织认同的发起之地。这些因素使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成为历史性的选择。

　　在上海具有的各种因素中，本文以为最关键的是第一个因素，即建党骨干人物集中在上海。虽然作为历史产物，中国的诞生不是某个人、某些人主观意志的结果，但人的因素是最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人运动的开展以及两者的相结合，只有通过具体的人进行的实际行动才能实现。很显然，因为陈独秀在上海活动，所以《新青年》最早在上海出版，也主要以上海为中心传播马克思主义。因为陈独秀在上海率先开展了一些活动，所以当共产国际派代表来中国帮助建党，北京的李大钊才介绍去上海找陈独秀商量。也因为陈独秀等人率先于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组织，才使上海扮演了中国发起者的角色。总之，正是因为建党的骨干人物或者说核心人物集中在上海，才使上海形成中国“天时地利人和”上的优势，上海也因此而成为中国诞生地。

　　中国诞生于上海还有一个重要的象征意义，就是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打上了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的历史烙印。因为上海这样一个特殊的城市，具有当时中国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先进阶级的代表性，中国在上海诞生，就带上了与此前建立的各种政党不同性质的历史符号。中共一大的召开赋予上海这座城市在党史中的特殊地位。作为党的诞生地，上海见证了中国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烙下了鲜明的红色印迹，注入了不变的红色基因。作为党的初心萌发地，上海成为中国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历史起点，一场惊天动地的伟大革命从这里发端，最终不可逆转地走向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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