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之相应的，中国的文学发展也在世界文学的图景中，绘制了夺目的景致。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和2019年南京入选联合国“世界文学之都”，都颇令国人尤其是文学爱好者欢欣鼓舞。从某种角度而言，这既折射了中国文学的当代发展，也彰显了中国文学传统的强大力量，可谓中国软实力在文学领域的卓越体现。

　　在中国文学版图上，上海虽没有六朝古都南京那样深厚的古代文学传统，但作为后起之秀，颇有后来居上之势。19世纪末，上海一跃成为全国文化中心。上世纪20年代，随着新文化运动在北京的蓬勃开展，文化中心一度北移，但因北洋军阀对新文化运动的压制，文化中心很快又回归上海。基于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上海文学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形成了自身强大的传统和优势。

　　上海文学最令人惊叹的，是其求新、求变的先锋探索精神。这与上海城市的特性是分不开的。作为对外通商口岸，上海较早接触了西方文明，华洋杂处的状态也使上海民众对于外来的新的事物与文化，持有一种较为开放的态度来面对与接纳。

　　20世纪20年代，李金发的三部象征派诗集《微雨》《食客与凶年》和《为幸福而歌》相继在上海出版。其后脱颖而出的三位象征主义诗人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也都出自上海的创造社。这显示出上海的现代性特质，已成为培育现代主义文学创作最适宜的土壤。

　　至20世纪30年代，围绕着上海《现代》等杂志而崛起的新感觉派小说和现代派诗，则掀起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第一次高潮，刘呐鸥、穆时英等写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写作的“都市脉搏”。正如穆时英所说：“这是机械的世纪。田园，古柏下恋思，井边的少女，茅屋上的炊烟，斜阳……这些已不再是诗的内容，20世纪的诗是飞机、摩天楼、发动机的歌咏。动的时代，动的生活——请看这崭新的都市风景吧！”当时活跃于上海的现代派诗人可谓人才济济，有戴望舒、徐迟等等。虽风格各不相同，但都娴熟地运用远取譬的方法，增强了诗歌的张力与含蕴。特别是诗歌中对都市经验的描摹、对都市情绪的捕捉，在当时独树一帜。至此，上海已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重镇，引领了文学的新潮。

　　而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全国各地的文学创作都有了迅猛的发展，但上海文学仍是全国文学创作的重镇之一。

　　上海文学的现代派传统，虽因时代制约而一度中断，但“文革”结束不久即复苏，甚至在现实主义作家茹志鹃、戴厚英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和《人啊，人！》中，已有现代主义叙事技巧的运用。上海线年就推出了现代主义话剧《屋外有热流》。此剧成为一种标志，随其后涌现出一批在表现手法上皆有所创新的话剧，那些作品无论是在艺术思想上还是表现形式上都具有探索意义。

　　而在先锋小说盛行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作家孙甘露、格非等也贡献了精彩的篇章。他们使用新奇的技法，突破了传统小说的藩篱，在文字上又走向极致。孙甘露甚至被王朔称为“就像是上帝按着他的手在写”。在诗歌领域，陆忆敏、王寅、陈东东等诗人，相继吟唱出具有后现代倾向的先声。

　　现代主义虽然新潮，体现了文学的先锋性，但未必能立马受到读者或观众的青睐。1923年2月6日，洪深在上海笑舞台自导自演的《赵阎王》，就曾遭到惨重的失败，因为观众不能理解现代主义这种形式；而戴望舒在上海现代派诗人中之所以名声最著，一方面固然因为其诗作确有过人之处，另一方面也因其诗作较符合读者的审美。可见，对现代性的追求与探索并不是上海文学繁荣的唯一秘诀。

　　事实上，上海文学既有不接地气的先锋一面，又有很接地气的世俗一面，而这是跟上海的“市文化”特征紧密相关的。对此，许道明教授在《海派文学论》一书中说得非常到位：“在中国历史上，通常时间愈早，城市的政治性功能愈重要，而时间愈晚，则城市的商业性功能愈浓厚。”上海都市的商业本性培育了成熟的市民社会，消费文化从而根深蒂固。自晚清开始，上海已出现了大量的通俗小说，甚至到五四运动前夕，白话章回体已成为通俗小说的主流。

　　都市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既实际又开放的文化心态，这种灵活性使上海文学充满了活力，很早就向大文学生态发展。中国早期的话剧、电影可以说都发源于上海。由于电影的繁荣，上海文学与电影之间也发生了良好的互动。例如，夏衍、田汉、阳翰笙等新文学家大量地参与电影创作。民国时期两座电影高峰《都市风光》和《马路天使》的导演袁牧之，原本也是作家，而他的电影其实就是以他的小说为基础的。上世纪40年代张爱玲为多部电影编写了剧本，就更为人所熟知了。

　　上海文学的多元与开放，更有一种重要的红色表述——上海是左翼文学的基地。这得益于上海是一座具有红色基因的城市。上世纪30年代这里汇聚了鲁迅、茅盾、洪深、田汉、夏衍、丁玲、胡也频、柔石等一大批优秀的左翼作家，并直接催生了左联的成立。左翼作家对社会黑暗的批判，为底层言说的人道主义精神，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骄傲。

　　此外，上海文学还有一个值得关注之处，在于拥有全国独具特色的儿童文学作家群，包括陈伯吹、包蕾、洪汛涛、任溶溶、贺宜等。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的重镇和发源地，几代上海儿童文学作家保持长盛不衰的创作生命，探索儿童文学的创作潜能，彰显了上海海纳百川的文学气质。那些优秀的作品，给无数孩子带来了童年的快乐。

　　探究上海文学的发展与繁盛，须得将目光投射至上海这座城市所提供的文学土壤：求新求变的探索精神、开放包容的城市品质等等，都是上海文学命运背后遒劲的支撑者。其中还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文学的繁荣也得益于这座城市里书局、报刊等现代传媒的兴盛，特别是它们还保持了一种包容、开放的姿态。当年，沈从文、李健吾、废名等许多京派作家的作品都是在上海出版的，甚至京味作家老舍的小说大部分也是在上海出版的，这充分体现了上海海纳百川的包容性。

　　诚然，上海文学因受到江南文化的较大影响，其整体风格更偏向轻盈，但是王安忆、金宇澄等作家，同样显示了上海文学厚重的一面。王安忆可谓上海文学的名片，她连续不断推出的长篇力作《长恨歌》《天香》《匿名》和《考工记》等，显示了其旺盛的创造力和文学的探索性。尤其是《长恨歌》和《考工记》，颇具平民史诗的气质，而《天香》更将笔触伸向古代，精雕细琢，以致有些读者将之与《红楼梦》相提并论，尽管并不妥当，但也见出作者宏大的抱负。金宇澄的《繁花》，也是近年来上海文坛最重要的收获之一。这是一部从语言形式到内容都非常上海的作品，写活了上海人特有的气质，曾被如此称赞：“它是一个文学的博物馆，多少年以后你要回过头来看上海，到小说里找就行了。”

　　回顾上海文学的发展之路，立足全局整体考察，可以看到，上海作家近年来在小说、诗歌、儿童文学、报告文学、影视剧本等各个文学门类，均取得了不俗的创作成果。着眼创新标准审视，可以发现，《繁花》《匿名》等一批重要作品，在求新求变的探索之路上树立了标杆，代表了上海文学创作在艺术审美上的突破。

　　新的时代，一大批中青年作家日益成为上海文坛的中坚，他们的作品在视角、笔法、风格、内涵等诸方面，尝试进行更具时代性、更贴近生活的探索。王宏图201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迷阳》，“试图在喧嚣、繁华的都市生活中，将笔触伸向人性的幽暗角落，将都市男女对金钱、物质、情欲的贪婪攫取深入细致地展示出来”，被评论家认为接续了新感觉派的创作。夏商2013年出版的《东岸纪事》中，作家将目光投向了自己幼时生活过的地方——开发前的浦东城乡接合部。作品叙写的是他最熟悉的生活，直抵活色生香的原生态生活。这一作品是以先锋手法完成的风俗长卷，被认为是对上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传统的发扬。滕肖澜的作品，常常拨开都市的喧嚣而勘察上海人“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但她的长篇《城中之城》则聚焦了陆家嘴两代金融人的人生。第一届茅盾文学新人奖获得者路内，自出道以来就对长篇得心应手，在这个领域苦心经营多年，此前的“追随”三部曲已赢得交口称誉，近年来的创作从青春抒情中缓步走出，或以工厂记忆书写人性的明暗（《慈悲》），或以地方空间展示社会变迁（《花街往事》）。第二届茅盾文学新人奖获得者任晓雯，风格多变，笔触大胆，她的中篇《阳台上》已被拍摄为电影，其长篇新作《好人宋没用》也在拍摄中，2019年又出版了新作《浮生二十一章》。

　　《萌芽》新概念作文竞赛推举出一批本土青年作家，他们和甫跃辉、项静等“新上海人”一起拓宽了“80后”文学的版图。而以王占黑为代表的更年轻的“90后”写作者，以较为平情、冷静的态度去把握个人和城市的关系，“外省青年进城”式的紧张和焦虑得到了缓和。借用她作品《小花旦的故事》中的一句话来表达——小花旦给了“我”什么，给了“我”一双眼睛去看上海。可以说，王占黑透过这双眼睛所看到的上海，是一般读者看不到的。

　　不妨做一番纵向的对照，如上海大学教授蔡翔记述的这一经历：“1999年，我在主持《上海文学》日常工作时，曾经在刊物上开设了一个名为‘城市地图’的栏目，当初为这个栏目撰稿的作家年龄许多都在四十五岁左右。也许是受其个人经历、家庭出身和社会背景的影响，这些作家所描写的对象大都集中在城市的北部，提供的是一个历史的、底层的上海。大概在一年多以后，一批更年轻的作家开始出现，也就在这个时候，淮海路、南京路、徐家汇等等所谓的‘高尚地区’在这些作家的笔下频频出现，而其所提供的场景、人物、情节等等也时有雷同之处。这些作家未必都生活在这些区域，而其个人记忆也未必能由这些生活概括……”王占黑的文学视野，则完全溢出上述时尚地标，进入工人新村、平民社区，写出了边缘角落一度被忽视的人和地区其内在的尊严、活力与丰富。同样，早几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的钱佳楠，也与王占黑有相似的创作倾向。可见，文学如何选择地理空间，现实中的城市如何变成文学中的城市，已不是简单的反映论问题，背后联系着深广的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

　　而在话剧领域，今天的上海已经培育出了成熟的话剧市场，并且拥有赵耀民、张献、喻荣军等有实力的剧作家。近年来，还颇为流行从电影改编话剧，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如上海话剧中心排演了《一九七七》《新龙门客栈》《杜拉拉升职记》《七月与安生》《雨人》《钢的琴》等多部改编自电影的话剧。这一方面显示了当下话剧原创的薄弱，一方面也证明了上海在文化上的包容、开放与多元。

　　放眼上海文学百余年来发展的脉络，这座城市中西多元文化交融会通的传统，造就了上海文学发展独具特色的创作环境与文化氛围。

　　我们看到，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镇，现代文学史中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家，都曾和上海这座城市发生过千丝万缕的关系，鲁迅、巴金、茅盾、郁达夫、徐志摩、傅雷、柯灵、施蛰存……这些中国文学史上的闪亮名字，都在上海文学的记忆中留下了重要的烙印。

　　2018年，虹口区政府与上海市作家协会签订合作协议，拟于海宁路、四川北路口建一座上海文学博物馆。对上海的文学之路来说，这不只是一种记忆的收藏，更是一种前路的探寻。如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孙甘露所说的，“它不仅因为上海这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镇，将拥有一座记载、研究、讲述自身文学历史的博物馆；更重要的是，百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变，我们阅读写作使用的语言由文言文向白话文的历史性转变，新文化运动推动着的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变；以及描述、记载、形容这一系列转变带来的经验、感受、思想和憧憬……”

　　今天，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学表述，既承继了过往的特质，也倾吐着新鲜的讯息。例如，上海是当下全国网络文学资源最为集中的城市，集聚了一大批网络文学写作者；上海地处中国改革开放和国际交流合作的最前沿，国内、国际文学交流异常活跃。近年来，不仅上海的作家在走出去，国外作家也频繁来到上海交流、写作……

　　“没有理想主义、没有对未来的预期，文艺就无所谓高原，更谈不上高峰。”如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尹鸿所言，面对新的时代，上海文学要成就属于自己的“文学之城”鲜明标识，为中国文学风貌的构建奉献力量，不仅要追溯这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学传统，还要有一种面向未来的视野与雄心，从上海这座城市的日常中汲取灵感与智慧，并为上海文化建设作出浓墨重彩的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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