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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新青年孙华月（1997年-），女，汉族，山东枣庄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2020级民俗学专业硕士，2023级准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性别民俗、民间文学。文章从民俗学角度审视山东枣庄地区的全女户养老实践，发现“养儿防老”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使女儿的养老行为不易被认可，在为老人养老送终的实践中，国家政策、利益考量、空间距离、社区舆论等因素都是观察全女户养老行为的重要维度。

　　“全女户”是需要依靠女儿承担家庭养老责任的家庭。文章从民俗学角度审视山东枣庄地区的全女户养老实践，发现“养儿防老”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使女儿的养老行为不易被认可。在为老人养老送终的实践

　　中，国家政策、利益考量、空间距离、社区舆论等因素都是观察全女户养老行为的重要维度。

　　养老是一种客观的个人或家庭行为，这种行为“一旦融入民族的观念系统，囊括了养老观念、养老内涵、养老模式、养老与社会系统的关系等，就演化为一种特定的文化”。在社会剧烈变化的今天，传统家庭结构的变动迅速引发传统养老文化模式的变化。其中，全女户的养老困境已然成为当下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全女户”，又称“全女家庭”“女孩家庭”“双女户”等。本文所言之“全女户”，指“子辈中有至少两个女儿并且没有儿子的家庭”，即必须由女儿们承担养老责任的家庭。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之前，全女户也一直存在，只不过数量不多，难以引起关注。多子女家庭中的女儿出嫁后常携带子女和礼品回娘家，探望、照看父母，这些都是女儿养老的具体表现。但是受传统观念影响，这些举动在过去很难被正视。换言之，女性一直以来就参与养老，承担养老的责任，只是“养儿防老”这一传统观念的存在导致女性的养老行为被长期排除在“养老”概念之外。时代在发展，男女平等观念深入人心，女性社会地位日益提高，“重男轻女”的现象已大幅减少。因此，与其说“全女户”在当代是被发现，不如说是女性作为养老主体得到承认与重视。但在很多地方，如农村地区，还存在重男轻女观念的残留和实际影响。与此同时，迅速变化的时代环境和持续变动的生育政策、养老政策等则使女儿养老变得复杂。“全女户”中的父母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其既要承担抚育子女及家庭男劳动力不足带来的经济压力，也面临着“后继无人”“缺少主心骨”和“老无所依”的心理困境—担心受到歧视、嘲笑的思想包袱一直存在。在一些农村地区，没有儿子的家庭常被认为是“绝户头”“断子绝孙”，并承受他人非议、排挤甚至辱骂、挑衅等压力。进入21世纪，国家加快了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步伐，但在既成“全女户”且无力改变现状的事实面前，部分全女户的老人难以得到妥善的赡养。而能够老有所养那部分全女户老人，则始终无法摆脱因为“绝后”而受到的非议与心理上的“无依”感。另一方面，在送终这一养老延伸领域，女儿的种种努力往往遭遇忽视，她们在原生家庭养老中的身份、地位的“赋新”道阻且长。

　　养老问题一直是我国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早期研究者如姚远、费孝通，其研究聚焦养老行为本身及其背后复杂的文化意涵。随着计划生育政策施行、养老政策调整以及人口和社会老龄化状态的加剧，关于养老问题的讨论也在剧增。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之初，由于“全女户”比例较低，一些研究者将“双女户”、独生子女户视为计划生育政策“做贡献”的和经济生活相对困难的群体。“双系化养老”“女儿养老”“全女户养老”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出现是近10年的事。这一时期，研究者们不仅将研究对象作了“独女户”“双女户”“计生全女户”“留守全女户”等的详细划分，研究视角也逐渐多元化。朱安新、高熔发现，在影响中国老年人是否认同女儿养老的诸多社会因素中，子代的性别结构状况以及城乡差异是比较显著的变量；韦艳分析了女儿养老的重要性及其优势；黄佳妮、周璐璐、于光君等人从社会性别视角发掘影响女儿养老的深层文化原因；高华、张明泽阐释了女儿养老行为的特殊性；何彬分析了女儿养老在送终这一环节中受到的阻力及成因。全女户养老中的资源分配与矛盾也是学者们的关注点—薛天山、李巧敏认为，女性家庭地位影响一个家庭的养老资源分配；胡双喜、贺琳的研究得出“在婆家地位高的女儿更有利于赡养父母“的结论。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涉及“招赘婚”“弱关系”、矛盾调解等话题。

　　综合已有研究可知，当前全女户养老现象往往被学者们视为“女儿养老”的一种特例加以探究，部分研究涉及性别制度、责任伦理建构、名实分离、承祧规则等问题。不过，这些研究对全女户这一特殊群体的代际差异、认同变化及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心理特征、变化缺少关注，也相对忽略了全女户群体的差异性和全女户养老问题的复杂性。

　　基于全女户养老的研究现状，笔者以枣庄Ｐ村为中心展开个体叙事研究，调查、访谈20多户来自枣庄地区农村、城郊、城镇的全女户成员及全女户邻居、村干部等相关人士。研究聚焦研究对象在不同时期的心理、思想变化，探究其中的代际差异、长幼差异和女性身份赋新背后的文化意涵与伦理观念；探究基层社区的养老逻辑变迁和养老行为与养老、生育认同观念的互动；探究计划生育政策施行前后，全女户养老差异、全女户权衡养老问题并采取措施的过程、外部评价的变化及原因，力求全面、深入理解全女户养老问题的实质。

　　枣庄市位于山东省中南部低山丘陵南部地区，是著名的煤城，２０１３年被国务院列为老工业城市重点改造城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全市常住人口3855601人｡其中,男性人口1978529人,占51.32%;女性人口1877072人,占48.68%｡性别比为105.41｡全市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2287321人,占59.32%;乡村人口1568280人,占40.68%｡全市共有家庭户1258194户,集体户59705户,家庭户人口为3639694人,集体户人口为215907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89人｡

　　全市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18.55%,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其比重上升5.2｡经济方面,2019年,枣庄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89万元,低于全省7.07万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截至2019年,枣庄市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居民为195.46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居民为318.43万人｡从文化上看,枣庄地处鲁文化区,深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婚育习俗与江苏北部等周边地区相似｡

　　本研究的对象为来自枣庄市台儿庄区马兰屯镇P村､泥沟镇Z村,山亭区徐庄镇S村以及市中区部分乡镇的全女户､相关人士｡其中,马兰屯镇P村有居民近500人,共有全女户5户｡5户人家只有1家是计生全女户,其余4家均存在“超生”现象｡台儿庄区泥沟镇Z村､山亭区徐庄镇S村等村庄全女户占全村家庭户的比例与P村相近｡全女户在枣庄地区虽然呈现散布状态,总体占比不高,但绝对数量并不少｡全女户及其养老问题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理应得到社会各方的重视｡

　　中国传统养老文化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养老 （物质上奉养）、敬老（精神上尊老）和送老（依礼送葬）。笔者即大致从这三个方面出发观察全女户的养老实践。

　　就台儿庄区马兰屯镇Ｐ村、泥沟镇Ｚ村，山亭区徐庄镇Ｓ村而言，核心家庭占多数，儿子成家后与父母分居的情况较普遍。更具体的情形是：父母出钱出力帮助儿子在老房附近盖新房，双方维持亲近而有距离的往来，对于儿子而言，这样的距离在保证成家后拥有一定独立空间的同时也方便对父母的照看；有些家庭面临分家时，则是在宅院中间垒一道墙将父母与儿子居住空间隔开，但“分家不分灶”。相较之下，全女户则不存在这种情形。受传统观念影响，女儿出嫁后居夫家，或因此远离自己的父母。极少数家庭试图通过招赘改变“没有人偎着”的情况。

　　子女在养老方面的责任主要表现为对患病、失去自理能力的父母（老人）的照看和经济上的支出。在Ｐ村，多子女家庭的养老模式是：大儿子负责分配兄弟的养老任务，儿子们轮流照顾父母，女儿则根据实际情况帮衬。在这种情况下，父母遗产由儿子们平均分配。在社区传统观念中，儿子不赡养父母是丢脸和荒谬的行为，是家族之耻，这种观念的存在成为多子女家庭父母得以赡养的伦理保障。

　　在全女户中，女儿所面临的伦理压力则要小很多。相当一部分的老年受访者表示自己不会对女儿养老有太高的期望和要求，哪怕最终无人侍奉，也会将此归因于“命不好”。毕竟女儿“嫁出去就是人家的人了，也不能指望了”。在全女户，特别是农村的全女户中，年迈的父母得不到像多子女家庭父母一样的照顾。不少女儿哪怕自己没有儿子，也觉得自己不需要对娘家父母尽赡养义务。

　　在金钱支出方面，城乡全女户存在差异。城镇全女户中，父母往往是退休职工，有自己的住房，有退休金，女儿在赡养父母上的经济支出压力较小，只是遇到大病时女儿的经济支出才会增多。城镇全女户中，女儿们多采取平摊赡养花销的做法。而在农村全女户，女儿们在赡养中的表现往往直接影响遗产的分配，致使这个问题变得相对敏感。在笔者的调查中，近三分之一的父母表示女儿常来探望，女儿在照顾父母上细心体贴，自己比较满足。更多的父母则对自己晚年处境不满意。不少外嫁的女儿既不常来照顾也不掏钱补贴娘家，父母安享晚年生活变得艰难。养老保险是一种很好的养老保障，不过对一些农村全女户的老人来说，经济上的窘迫让他们不敢奢望：“哪买得起养老保险啊！”“养老钱一个月几十块钱，一ｐａｏ来往就是２００，管什么用”。

　　在送终这一环节，全女户的处理方式各有不同。一般来说，枣庄地区的风俗习惯是不允许女性参与葬礼。这种情况下，以往的全女户往往选择从家族过继一个侄子并且将遗产留给侄子。少数家庭尝试招赘，但是并不要求改姓，纯粹是为了有人送终。也有个别家庭让女婿和长外孙参与仪式。时代在发展，近年来出现了女儿参与丧葬仪式的现象。对此，社区父辈们多表示不理解。一位受访者提及自己的邻居去世后由３位女儿上林送终时非常激动：“三女送林啊，以前哪有这样的！”惊讶之情溢于言表。

　　由谁来送终，不仅仅是涉及延续血脉和坚守伦常的问题。“举旗”往往与遗产分配挂钩，“举旗”在很大程度上是担当家庭或家族大任的象征。而如今，由“谁来送终”已变得不那么确定。一位受访者透露，其所在村落一全女户老人就明确表示接受由过继侄子送终。有一全女户，父亲（老人）与自己的哥哥关系不好，最后选择让自己的女儿送终。送葬时，女儿跪在本应属于儿子（侄子）所跪的棺东头。个人意愿与社区伦理表达在此达成了微妙的平衡。

　　在关于全女户养老问题的研究中，学者提出了家庭养老、政策扶助、养老保险、社会养老等方案。一些以北京、西安等特大城市社区为田野点的研究则论证了互助养老的可能性。但这种养老模式恐怕难以在小城市及其农村地区推行。原因在于，小城市及其农村地区全女家庭在养老方面条件差异较大，其中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也与地方传统文化影响下全女家庭中父母辈对女儿养老的接受程度不高等因素有关。

　　在计划生育政策推行前，在“多子多福”等观念的影响下，出于维系、壮大宗族势力，保证家庭劳动力的需要，鼓励多生儿子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刚需”。在这种情况下，独女户，特别是农村独女户非常少见。计划生育政策推行后，当我们将全女户分为双女家庭和三女及以上家庭观察时，可以发现两种家庭的生存状态存在明显差异。双女户主要集中在城镇，双女户符合生育政策，享有国家政策扶持，经济负担较轻，且父辈多有双职工背景，在有退休金的情况下，生活相对安逸。三女及以上家庭则主要出现在农村，由于家庭负担较重，收入有限，只能在违反政策、邻里非议、生活困顿的压力下生活。

　　双女户集中于城镇，而三女及以上家庭集中于农村，这种空间分布上的差异与超生这一社会行为有关联。调查发现，超生现象在Ｐ村等村落非常普遍。与城市人担心因超生丢工作不同，农村人更担心家里没有儿子或儿子不够多。但不断超生带来的育儿压力和经济处罚又让家庭生活更加困顿。

　　在政策压力下，为了生出儿子，一些家庭将女儿送给亲戚抚养并对外谎称女儿早夭以继续备孕。被送到亲戚家的女孩子往往只能等到政策缓和了或者是弟弟出生了才会被领回来，家庭几代人之间围绕生儿子这一问题产生了大量隔阂与矛盾，由此埋下养老隐患。被送出去的女儿从小在别家长大，领回来后也很难对原生家庭产生认同，难以像其他姐妹一样愿意共同承担养老责任。而父母对长期外养的女儿也难如对身边的女儿一样亲密。在采访中，曾有被送外养经历的女儿提及往事比较激动。一位外养女儿明确表示现在自己愿意赡养父母是因为在姥姥家受到的教育使然，而非念及父母的养育之恩，并反复强调了自己对父母的不满。而另一户的母亲则讲述，因为当年把二女儿送人抚养，嫁人后的二女儿至今心存芥蒂，不乐意常与娘家来往，并且不止一次表示自己没理由参与父母的养老。可以看到，这种隔阂不仅难以消除，也会在今后姊妹们就养老问题协商时诱发分歧和不满，加剧家庭矛盾。

　　如今生育二孩、三孩的限制放开，政策阻碍逐渐减小，养育孩子的经济和时间压力成为影响育儿数量的更关键因素。新时代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经济能力与２０年前相比有很大提升，但这些变化并不能消弭许多人对“生儿子”的执念。这种执念造成了当下全女户养老的另一困境，即全女户父母辈对女儿养老的不认同，这也是女儿赡养老人的努力没得到承认的重要原因：女儿养老很难满足老人传统观念中的“敬老”需求。

　　面对“为什么想要儿子”的问题，父母辈用“面子”“底气”“继承”等词语表达想法，女儿们则以“农村观念是这样”“老一辈观念是这样”等话语概括。“宁叫有儿气死，不叫无儿叹死”这句话被不少采访者提及，多少反映了全女户父母辈的现实心理。一位老人谈到邻居儿子平时胡作非为，不养老还讹父母的钱财—被问及“现在还有要儿子的想法吗？”后长叹一口气，说“有儿子还是不一样的”。在他们的壮年时代，渴望生儿子成为理所当然的集体心理。面对“为什么没有继续再生，直到生出儿子”的疑问，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表示是当时政策不允许，处罚的代价太大。而访谈全女户的女儿时，仅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说是政策原因，其余受访者则表示不清楚，也未认真思考过。显然，女儿们对这一问题不太敏感。

　　笔者提出“是否接受没有儿子的人生？”这一问题。母亲一方表示“不接受”的比例高于父亲一方。不接受的理由则是“对不起丈夫”“受人欺负”“有儿子不一样”“老观念影响”等。从访谈的内容看，几乎所有母亲都将生不出儿子归咎于自身，可见在生儿育女方面，一些传统观念对女性思想的长期束缚。时代在发展，人们观念也在变化。对于那些受过去生育政策影响而只生了女儿的全女户父母辈而言，政策在变，但已经老去的身体已不允许他们再有现实的想法。访谈中，一部分受访者表示重男轻女、想生儿子已经是过去的事，只是言语中仍不时流露出对“拥有儿子”的向往。在Ｐ村，生了男孩子的人家报喜的时候，别人会说“恭喜”，生了女孩则说“也喜”，宽慰之情溢于言表。

　　那么，全女户成员对“重男轻女”这一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有何看法？在笔者的访谈中，近半数的“父亲”受访者表示对一些被人称作“绝户头”感到憋屈。多数“母亲”受访者则倾诉自己因为没有生出儿子而觉得低人一等的苦楚。一位母亲讲到，她早年因为没有儿子而处处“受瘪”，不仅被邻居占便宜，自家妯娌也赶在娶儿媳妇的前一天过来炫耀：“我可不像你有福，我以后的日子就有人蹬了”。不堪其扰之下，她甚至产生喝农药轻生的念头。在全女户中，作为“老大”的长女对家里无男儿的家庭问题的感触要深于她的妹妹们。而半数的女儿们则表示家里有无哥哥或弟弟都是有利有弊，男儿对家庭的作用大小关键看成人其品性如何。

　　如前所述，在核心家庭中，儿子成家立业后与父母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而全女户在缺乏儿子的既成事实下，父母与成年女儿们在婚嫁方面又有何考量？访谈中，有三分之二父母辈受访者表示女儿嫁得远或近都没问题，余下的三分之一则希望至少有一个女儿嫁得近些，这样方便相互照应。而在女儿这一方面，则少有将“与父母住得近”“方便照顾父母”作为结婚先决条件考虑的情况。这或多或少表明：女儿这一角色，在赡养老人问题上的认识相对模糊，对老人的主动赡养意识也不强烈。

　　在枣庄地区，人们对于女儿养老的接受程度不高，特别是农村在多子女家庭，女儿分担养老责任常被周围的人视为“丢人”“不体面”。对于全女户的女儿们而言，家中无兄弟，而随着父母的老去，势必要考虑如何赡养老人的问题。而对老人的赡养，即使是亲情使然，也不能不涉及一些现实利益的考量。笔者在Ｐ村调查时发现，在有儿有女的家庭，女儿在照顾老人方面哪怕是尽心尽力，周遭的村民也觉得家里财产的分配，女儿不应沾边。虽然全女户家庭并无男儿，但这种社区舆论的存在，自会影响全女户的心态和行为选择：老人们对由女儿来养老送终始终心存芥蒂；而女儿们则担忧倾心尽力付出的结果没有任何回报，毕竟在老人不认同女儿养老的情况下，还存在由过继的侄子侍奉终老并分走财产这一选项。这是不少全女户女儿对养老问题有所保留的一大原因。

　　对于全女户的“父母辈”老人而言，固然在内心渴望有儿子来养老送终，但已不可能改变的“无儿”事实促使他们尝试着接受由女儿们来完成这一任务。而近年来发生在周边及自己身上的一些“大事”则坚定了其中一部分人的想法。和全国其他地方类似，枣庄地区迅速展开的城镇化进程给牵涉其中的民众的生产生活带来显著而深远的影响。一位全女户的母亲提到最近发生在村里的拆迁—她看到有的家庭，几个儿子因为拆迁款分配意见不统一而大打出手，甚至气死了老人。相较之下，自己膝下无儿，但女儿们对财产分配的事看得比较淡，也就愈发觉得没儿子没什么不好。城镇化对于一些家庭而言，那就是拆旧房，紧接着是房屋的搬迁与重建。搬迁既是人们居住场所的空间迁移，也意味着邻里关系的重构与社区小环境的变换。新的居所，新的邻居，对于身处其中的全女户家庭而言，这样的环境至少在短时间内是友好的—在新的邻里关系中，全女户的家庭情况对于其他家庭而言是陌生的，也就难以对全女户可能由女儿给老人养老送终的决定和行为施加传统的舆论、道德压力，这対全女户培育、巩固“女儿养老”的观念是有利的。

　　全女户老人的养老问题究竟该如何落实？靠社区力量、养老机构还是已嫁为人妇不常在老人身边的女儿？就社区而言，社区组织（村民委员会、街道办事处）逢年过节常派人探望社区五保户、孤寡、残障等社区成员的互动，其中也包括对部分全女户的探望和关怀，但这毕竟不是社区组织的职责所在；养老院养老是近些年枣庄地区尤其是村、镇社区一种新型的养老方式，但这种方式在推广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阻力是老人们在观念上的不认可。在多数老人的观念中，只有无子女、丧失劳动能力的“废人”才会住进养老院，这样的结果是“非常可怜”的。

　　如此看来，全女户老人的养老责任，最终还是需要女儿们担负起来。如前所述，制约全女户女儿给老人养老送终的主要因素是“养儿防老”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不仅是老人方不认可，女儿方也多有顾虑，在践行中阻力重重。

　　现有案例中，有一户早年因为母亲没生出儿子压力过大喝过农药，年老后身体状况不佳，其中一女儿结婚以后与丈夫商量好，带着自己两个女儿回到娘家照料母亲。事情之所以比较顺利，与外嫁女儿一家的特殊情况有关：其丈夫常年打工在外，婆婆跟没结婚的小叔一起生活。这成为女儿得以回娘家赡养老人的便利条件。另一全女户的情况是长女与幼女工作在外，空余时间少。嫁到邻村的次女因为距离较近时常回娘家照看老人。不久次女离婚，携一对儿女住进了父母家。随后老房拆迁，一家人暂时租住别处。由于次女缺乏经济收入，租金由父母担负。次女在接受笔者采访的时候反复提到了“抬拾”“揽和”等话，对父母反过来接济自己的情况表达不安与歉意。令人意外的是，在此过程中父母与自己的两个儿女之间有了隔阂：姥爷、姥姥对外孙、外孙女在家里的散漫颇有微词，言语中不免强调“这是我家”，这就让日渐“懂事”的外孙、外孙女产生了“寄人篱下”的心态。在这种情况下，全女户中本应担负赡养老人责任的女儿成为父母与自己儿女中间的“夹心人”，家里的不和谐因素也随之增多。

　　在一些案例中我们看到，类如拆迁等导致全女户生活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事件极有可能影响并转变人们的养老观念。在这个过程中，民俗协商和个体生活的逻辑体现得尤为明显。这可以为我们深入剖析不同研究对象的思维逻辑和观念转换，进而深入思考女儿养老这一行为背后的底层逻辑，以及观察承担养老任务后的女性在传统（农村）社会中的地位提供新视角。女儿养老产生的观念冲击也意味着新的机遇，特别是身份赋新的机会。这里的“身份赋新”，是相对过去女性在养老送终环节身份的缺失而言的。不可否认的是，女儿在养老实践中正逐渐改变社区内外对女儿养老的偏见，提高了女性群体在社区内部的地位和话语权。女性参与和担当养老、丧葬、祭祀等家庭、社区事务的权利和责任得到部分认可。如何让女性的身份实现从“赔钱货”“客”到“平等的家庭／社区／社会一员”的转变，这就是一个身份赋新的过程。同时，我们应当再加思考的是，上述案例中，女儿在承担养老责任过程中对“摔瓦盆”“上林”“扶棺”等仪式的参与有着怎样的社会文化意义？理解这个问题，或对进一步探究并完善养老事业，正视女性在养老问题上的贡献并进一步实现女性在社区伦理中的身份赋新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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