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7·25 7·26面粉厂武斗事件前后动荡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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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毛主席在上海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国爆发了。
在上海造反派“一月风暴”夺权影响下,时任青岛市副市长的王效禹指挥青岛的“造反派”组织在1967年1月22日夺取了青岛市委、市政府的大权。又于2月2日,召集25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2月3日更名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王效禹当时得到中央文革小组高层认可。)
一九六七年二月,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青岛市副市长身份投机造反并得到康生肯定的王效禹成为省革委第一任主任。由于在文革中,有众多的造反派组织一直以推翻旧省委、省政府为己任,因此王效禹无惊无险的掠走第一把手之职,并因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而飞扬跋扈,自然被山东省的一些造反组织所不容忍。而王效禹和韩金海、王竹泉、杨恩华等获得山东省的大权后,为维护、强化自己的地位,采取了拉一派、打一派的策略,将一些与自己的战略部署不和的群众组织打成反动组织、反革命组织,从而使山东各地市历史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乱。
以煤城著称的枣庄煤矿,先后成立了赤卫队、战斗队、北井造反队,学校成立了捉妖兵团, 然后他们联合起来成立了联合总部,在这个大环境下,枣庄煤矿发生了1·26夺权事件,连枣庄镇清洁卫生管理所也成立了造反组织,殷广金夺权后也成了革命委员会,自任主任,为了迎合拾大粪打扫卫生的老头老太太的支持,特为他们做了不伦不类的帆布大褂。从此以后各单位都相继发生了夺权事件,枣庄矿务局机关成立赤峰兵团,甘霖煤矿成立了红色矿工,田屯成立了124战斗兵团和电业总部,局机厂成立了卫东彪兵团,枣庄市公安局军事管制领导小组等组织在3月15日取缔了枣庄煤矿造反组织联合总部,并逮捕了造反组织的头目都光跃,宋云登,杨乐山等,67年3月份王效禹亲自派出一个所谓的宣传队插手枣庄,制造分裂,网络极少数坏人,蒙蔽一部分群众,大搞“反逆流”,把群众分成两派(即大联合、反逆流),挑拨群众斗群众,使两派的群众严重对立,经常发生小规模的武斗事件。7月13日,造反派组织调动大批农民进城,搞“七二五”事件演习。当天下午,抓捕群众,冲击军管会,打伤公安干警。7月下旬,王效禹的特派员、省革委会委员李源志和当时支左指挥部个别负责人精心策划,蒙蔽一部分群众集中在军管的枣庄面粉厂内,构筑工事,赶制钢钎、匕首,断绝社会上的加工粮源,并不断的外出抓捕“大联合”群众,带入厂内进行摧残殴打。7月24日夜,集结在面粉厂内的“造反派”出动两个夜袭队,抓捕了“大联合”8名群众,并私设监狱,对他们进行捆绑、吊打。
同时,学生在这些活动中充当急先锋,枣庄三中烈火组织占领了枣庄人民银行的二层小楼。同心干组织占领了枣庄市被服鞋帽厂的几个办公室,双方安装了枣庄市当时最先进的广播设备,进行了大势宣传,互相攻击,产生了5·19攻打文化馆的事件。67年6月8日,枣庄市武装部发表了“五点声明”:“反逆流”是大方向,支持造反派,进一步加剧了两派之间的斗争。武斗逐步开始了,双方上街游行时,两队相互骂阵、抗膀子现象时有发生。
67年七月二十四日上午,枣庄胜利路与煤城路交叉口新华书店墙外,反逆流指挥部的部分人员(俗称造反派),他们提着浆糊桶去覆盖大联合组织贴的大字报。当时下着蒙蒙小雨,枣庄矿务局职工张延密上去劝说,你们怎么能覆盖人家的大字报。这些造反派就说这些都是保皇的,就应该覆盖,我们是真正的革命群众,谁知就这样动起了手。
这时矿务局学校的学生徐向武看到大事不好,要打起来了,就跑到枣庄矿务局招待所(大联合所在地)大联合指挥部就赶紧联系人去解救张延密同志,到了新华书店,就看见很多人架起了张延密向反逆流指挥部跑。大联合很快调整人马,就这样把反逆流指挥部围起来,晚上怕事件闹大,反逆流指挥部人员秘密把张延密转移到了面粉厂,第二天枣庄大联合的人就开始围攻面粉厂,双方互向对方扔石头石块,此时矿务局消防队来了一辆消防车,跳下一个战斗员,接上水龙带后,就用水枪向原粮库屋顶上的反逆流人员射去,反逆流人员就开始向主机楼撤离,天又热又没有食物,面粉厂内外到处都是伤员和鲜血,面粉厂反逆流里很多人就开始想逃离,但面粉厂被大联合的人围的水泄不通, 7月25日夜幕降临,大联合组织小队人马,头顶着方桌,携着事先准备好的炸药包,潜进面粉厂的主机大楼北,把炸药包放在配电室,随即一声巨响,震得主机大楼强烈摇晃,房内挤满了反逆流人员,人员左右摆动,墙体上的灰尘掉落他们一身,他们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人。
26日晨,“造反派”在支左部队的支持下,调集了峄城、台儿庄已准备好的数千名荷枪实弹的农民,兵分三路打进枣庄,与包围在面粉厂的大联合群众展开武斗,十余人被当场打死。当天,王效禹以省革委、济南军区和省军区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枣庄局势的严正声明》,给枣庄武斗中的一派群众(大联合)扣上了“反党叛乱反革命”的帽子。接着,王效禹两次主持召开省革委会议,把枣庄这场武斗事件定为“反党叛乱反革命事件”(也称“七二五”、“七二六”事件)。王效禹亲自签发了《山东省革委会、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联合紧急通告》,肯定了“造反派”的行动,指责大联合制造了反革命事件,7月26日下午峄城、台儿庄的武装民兵,荷枪实弹冲出了高粱地,看到了手舞足蹈的都光耀,都光耀大声地喊叫,我们的援兵到了,峄城、台儿庄的民兵因距离太远,没有听清,就对他开了一枪,当场毙命。这是725、726事件死的第一位造反派。
与此同时,王效禹又在济南主持召开大会,向全省发出了《坚决支持枣庄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会通电》;7月31日,《大众日报》发表了《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你们》的社论;昌潍、惠民、德州、淄博、菏泽、聊城地区也召开大会,,表示坚决支持枣庄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行动。为此,《大众日报》作了详细报道。同时,枣庄的“造反派”组织还在津浦铁路薛城至济南沿线各大站设卡,围截赴京上访的大联合群众,几千名被截回来的干部群众有的被捆绑着,有的提着裤子,举着鞋,挂着“叛匪”、“现行反革命”的大牌子,口含稻草,在钢钎、棍棒的威逼下,在滚烫的柏油路上赤脚游行示众。全市的机关、厂矿、学校、商店、公社、生产队到处私设监狱,任意关押和吊打广大干部。7月29日济南王效禹派来了飞机,散发传单,把7·25,7·26事件定为反党叛乱反革命事件。大联合的这些群众就乘火车及各种交通工具到北京,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我们不是反革命。造反派就在兖州火车站截留上访大联合群众, 为此,《大众日报》作了详细报道。同时,枣庄的“造反派”组织还在津浦铁路薛城至济南沿线各大站设卡,在枣庄车站我看到了三中同心干的王恒君、邱瑞金及矿务局学校的赵民主等多人被造反派押出车站,他们就刚出煤井的工人,浑身煤灰,除了牙齿是白的,其他什么看不见,围截赴京上访的大联合群众,几千名被截回来的干部群众有的被捆绑着,有的提着裤子,举着鞋,挂着“叛匪”、“现行反革命”的大牌子,口含稻草,在钢钎、棍棒的威逼下,在滚烫的柏油路上赤脚游行示众。全市的机关、厂矿、学校、商店、公社、生产队到处私设监狱,任意关押和吊打广大干部群众。
面粉厂武斗事件平息后,造反派开追悼会,地点在体育广场,(现在市中区医院处),造反派单方死亡有十几个,宣布为革命烈士,会议肃穆,哭声一片。下起了大雨,参加会议的造反派没有中走的,主席台上当时也没棚,也淋雨,那时枣庄只有广播站,没电台,一位造反派播音员播音员殷延之低沉声音念道:“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大会以后,造反派拉着死的几个人围着枣庄市区游行后,把他们埋在了马宅子鲁南战役牺牲的烈士墓陵园内,并为他们竖立了烈士纪念碑。
8月中旬王效禹来枣庄,住矿务局招待所,一些造反派工人、围在一座日军占领时的枣兴堂(俗称黄楼)前,他手持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带头高呼:我们要见王政委!我们要见王政委!”王效禹不时出现在阳台上,频频招手,说道我们是向你们枣庄造反派来学习的,不是来检查工作的,有群众回来说:“能看见脸上麻子”,也有人私下称王效禹“王二麻子”。“王二麻子坐山东,各种坏人成了精”
围打面粉厂事件之后,造反派的朱伟编导了该事件话剧,把责任推到老干部闫文彪于仁和王善邦,最后根据王效禹的指示把他们抓了起来,送进了监狱。
7·25事件后消防队的战斗员石培江也杀回了马枪,成了打人凶手。老干部枣庄矿区工会副主席赵伟也遭到了造反派的报复,被矿务局救护队的造反派打死,扔在西沙河边上,制造了自杀假象,因为我父亲和他是好朋友,带领我和我弟弟,在赵伟死的坟地周围栽了四棵树并到他家,告诉了他的家人,作为以后寻找的根据。
面粉厂事件之后,很多大联合群众遭到毒打,含稻草双手举着鞋游街,进行人身侮辱。更甚者,枣庄矿务局中学局中学红岩兵团的闫振在家庭被砸,家中物质被抢,父亲被逮捕的情况下,大杀回马枪,多次做报告与父亲划清界线。
面粉厂事件平息后,造反派编造了鲁南小英雄,吕四(吕传义)咬断爆破线挽救了几千名造反派生命的虚假故事,并在枣庄新华书店办了图片展览。
注:王效禹(1914.2—1995.3.2),1山东益都县西北乡段村人(现为青州市高柳镇段村);曾用名赵尧卿,1938年6月入党。
王效禹同康生之子张子石有关系,加上王以前就认识康,,9月7日就青岛825事件发出指示,直接点明:那位副市长的意见是正确的,(指王效禹)。1967年1月19日,康生,王力,关锋通过张子石向王效禹打招呼,让王夺权。全国第一批夺权得到中央承任的5省市,王的原级别最低。“九大”王到了人生顶峰,号称“六个第一、两个委员”(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第一政委、两级军区党委、省革委主任、中共山东省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九大中央委员、军委委员)。.九大一结束,留在北京进了学习班,就靠边站了。1971·4被下放辽宁盘锦农场。 1976年纷碎后,被山东省判处死刑,报经中央改判为无期徒刑。山东省委要求把王效禹交付山东全省批斗,中央答复是:“王已被监管多年,还是在原地劳改为好。”这是文革中所有造反派共同下场,如浙江的翁森鹤,赖可可,辽宁的毛远新,上海的张春桥,王洪文,徐景贤等等借被判处死刑或重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