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成地名语言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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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作为语言的一部分,不仅具有标识地理的作用,更是一个时代文明的表现,它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是语言、地理、历史和文化诸要素的综合体,浓缩和凝聚着一个民族文化多方面的内容。本文试图从自然环境、军事文化、移民历史和思想观念四个角度分析荣成的地名,揭示蕴藏在荣成地名中的语言文化。
地名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属于词汇系统中的专名,是对个体地域的指称。此外,“地名是精神文化的成果,它寄托了人们的审美情趣,表现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反映了人类的活动规律。”荣成地处山东半岛最东端,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独特的地理位置,悠久的历史沿革使得荣成的地名颇具地域特色,乡土气息浓厚。
地名是对自然环境的素描,它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环境认识的深度和广度。荣成地处胶东丘陵地带的东端,境内地形复杂多样,群山连绵,丘陵起伏,沟壑纵横。地貌多样,以丘陵、山地为主,平岗浅谷、曲折多湾、沙坝绵亘,河流沿岸和沿海地区散布着少量平原。荣成的自然环境特点深刻地反映在荣成的村落地名上,绝大多数的地名都是人们在对自然环境的认识过程中产生的,因此,荣成的村落大都依山傍河。荣成即因荣成山而得名。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令入海着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至射之。自琅琊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雍正帝因感秦始皇于荣成山射大鱼故赐名荣成,后“荣成”历为县、市名称,沿用至今。
我们根据《山东省荣成市地名志》,对荣成村庄地名中有关山水地形的地名做了统计,荣成境内与山水地形相关的常见通名主要有以下几类:①指称高地,如山(北齐山、蓦驾山、西豆山)、岭(东岭后、西岭后、赵家岭)、崖(泊南崖、百尺崖、河崖)、岗(东岗、落凤岗、大岗);②指称低洼地带,如夼(夼北、柳夼、上夼)、沟(杨家沟、窑沟、南艾子沟)、(不落、大、东、寨子);③指称平原泊地,如泊(史家泊、双榜泊、夏家泊)、埠(如西夏埠、梁子埠、朱埠);④指称因水而形成的地形,如港(金角港、二道港、马山港)、滩(南盐滩、北盐滩、青鱼滩)、湾(前长湾、石岛湾、涨濛湾)、礁(四庹礁、全部礁、牛石礁)、岛(鸡鸣岛、龙须岛、俚岛);⑤指称其他地理情况,如硼(杏石硼)、嘴(松埠嘴、五龙嘴)等。这些通名是村落的外在标志,通过这些通名我们可以了解村落所处的地形地貌。此外,透过这些通名我们也可以了解古人在建立村落时的山水地理观念。在村落的选址和建立上,人们多选择在平缓的山脚或溪谷河流沿岸的山坡地带,这些地带可以为他们提供耕地、水源、燃料等物质资源,为他们的生产生活提供必备的条件。
这些与自然环境有着密切联系的地名在命名时呈现出以下特点:①直接假借村落旁的山名命名,如成山、斥山;②在山水地形名前后直接加方位词标志村落的具体位置,如夼北、南盐滩、峰山前、牛山前、南石;③姓氏与村落所处位置结合命名,如后张家、泊子周家、山后王家等。
据考古所证,在新石器时代荣成就有人类聚居。因地理位置偏僻,自古以来,荣成就远离中央集权地。殷商至春秋其属莱夷之地,后秦属齐群昌阳县,至西汉高祖六年,置不夜县,属东莱郡,南部属昌阳,到北齐天保七年置文登县,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属长广郡,后周至隋,属东莱郡,金元时期属山东东路宁海州。在明代以前,荣成多属政权边缘地,没有一个完整的行政规划。至明代,为抵御倭寇,保卫海防,明政府加强了对沿海地带的管理,荣成因地处胶东半岛的最东端,三面环海,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开始受到明政府的重视。
明朝初年,针对“北虏南倭”的隐患,为加强海疆防御,明政府实行了卫所制度,在沿海地区设置了卫、所等军事组织。卫所制度对外进行海疆防御,对内进行居民管理,它的顺利实施是与屯田制度和移民政策紧密相连的,三者互相作用,共同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明代山东的海防体系由营、卫、所、司四部分组成。明洪武年间设立各沿海卫所,至永乐年间又在山东半岛设立三大营,统领各卫所。同时,配以巡检司,巡视沿海,形成了很好的预警机制。”巡检司的设立始于元代,它是一种类似民兵组织的基层组织,用以辅助防御,针对卫所不能顾及的乡村地带进行管理,与卫所制相互补充。历史上荣成共设两卫、三司、两所。两卫即靖海卫城、成山卫城;三司为靖海卫巡检司、斥山巡检司(原为辛汪寨巡检司,清康熙十八年移至荣成斥山)、温泉寨巡检司;两所即宁津守御所和寻山备御所。这些海防设施的建立,对荣成地名产生了重要影响。驻军和屯田制度所形成的集中移民方式,使得卫、所、屯、寨发展为居民聚居的单位,成为了地名,如成山卫、靖海卫、宁津所、寻山所、老军屯、许家屯、关沈屯、蔡官屯、杨官屯、吉屯、马家寨、马山寨、东火塘寨、西火塘寨等。这些军屯制度影响下形成的居民聚落,有的从设立之初到现在一直有人居住,其中不少居民是当年驻军屯田者的后裔,有的则中途一度荒废,后来有人至此垦荒定居,名称多以垦荒者的姓氏为名。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些带有“屯”字的地名群中,有的并不是当年的军屯,只是受到影响,借用“屯”字来表示聚落而已。此外,除了较大范围的带有卫、所、屯、寨的地名外,荣成还有个别地名也与军事活动有关,这些地名中常常包含着诸如烽火墩、炮台一类的军事设施,如墩前村,因地处为防御倭寇而在山顶设置的烽火墩之南,故名墩前;炮前村因村地处炮山之南,故名炮前;志门村,为褒扬村内杨姓建有功勋,于是就在当地建立一道石门,故名志门,以此纪念等。
“地名跟移民史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从一个地区的地名可以推知这个地区移民史上的若干情况,而这个地区的移民史上的种种事实又是了解当地地名的缘起和变革的重要线索。”
元末明初由于自然灾害和战乱不断等原因,山东地区的人口锐减,社会生产遭到了严重地破坏,明政府为巩固统治,安定社会,实行移民屯田、鼓励垦荒等政策,从而改变山东地广人稀的局面。屯田制度的实施保障了卫所军事组织的日常生活供给,对军队内部的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屯田政策和卫所设置为当地带来了大量的移民,尤其是军户移民所占比例最大,它们保障了兵源和军队的数量。《明史》载:“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明洪武十三年,明政府设威海、成山、靖海三卫,寻山守御千户所、宁津守御千户两所。与此同时,随着这些军士而来的还有一些民户和匠户,可见当时迁入人口较多。葛建雄主编的《中国移民史》指出了明朝前期迁入胶东移民的主要来源有山西、河北、四川、云南,此外还有部分的军籍移民来自江苏等地,其中来自四川和云南的移民多为军籍移民。根据现有县志、卫志、谱牒等地方史料的记载,荣成成山卫的军事移民多来自南直隶,即今江苏、安徽等省,靖海卫官兵则大半为南直隶人,小半分为北直隶人,即今京、津、冀、鲁、豫等地的人。根据族谱和地方志记载,今靖海卫的连、许、商、向、等大姓便是明朝初卫指挥技、指挥同知或指挥佥事的后裔。今成山卫的任、邵、史、孙等姓便是明朝指挥佥事或百户世职的后裔。
根据《山东省荣成市地名志》,我们对荣成的村落地名进行了统计,全书共收录911个村落地名,其中建村历史可考的有896个。今荣成的绝大多数村落都建于明清时期,明代尤多,为586个,占到总数的65%。这些村落的建立并非偶然,而是和明代的卫所屯田制度有着密切联系。在这些移民中,军事移民占比较大,此外伴随着这些军户迁移至此的还有不少民户和匠户,通过对地名志中地名的整理,我们发现这些民户和匠户不少来自云南。如崖西镇的大山口即为明朝正统年间,刘氏祖先由云南徙此定居成村;今成山镇葛家村即明朝永乐年间,葛式祖先由云南徙此定居成村;今俚岛镇的沟崖张家即明永乐年间,张氏祖先由云南徙此定居成村;今斥山街道办事处的岭上唐家即明万历年间,唐氏祖先由云南迁此定居成村。此外,地名和移民的关系最显著的即是沿用原籍的旧地名。在荣成的村落地名中,也存在着直接以移民原籍地名命名的地名,如明朝建文年间,詹氏祖先由云南詹家庄徙至今荣成崖西镇,沿用祖籍之名来命名现居地,即詹家庄。今城西街道办事处的八甲村建于明朝洪武年间,为纪念先世祖原籍四川省叙永厅永宁县八甲村,故取名八甲。
伴随着这些移民的迁入,一些南方常用的地名也出现在了境内,如东利查埠、棘子埠、西夏埠、梁子埠、金角港、二道港、南港头等地名中的“埠”与“港”。王力认为“埠”“步”“浦”三者之间具有同源关系,“浦”为“水崖”义,“步”为“水际”义,两者均属鱼部,前者为滂母,后者为並母,两者为音转关系,“埠”是“步”的俗字。游汝杰指出从步字地名的使用区域来看,“步”类地名词很可能是来自古越语,宋代以后的步字地名几乎全部集中在江苏和安徽南部,湖南、江西以及云南的南部。作为后起的埠字地名,在南方的分布范围逐渐扩大,并且稍稍向北推进,进入河南、山东,这种情况可能是后来传布的结果。而古代仅用于南方河流的通名或地名的“港”字也可看作古越语遗留在汉语南方方言中的底层词,然后进入北方汉语。
地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植根于人们思想深处的文化,透过地名我们可以感受到人们的精神价值和思维方式。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求吉的心理,人们在命名的时候总会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认为地名中蕴含着风水吉凶,因此在命名地名的时候更侧重择吉盼吉,荣成的一些地名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今荣成王连街道的阴亮村,因该村地处山的阴面,所以最开始命名为黑影村,辛亥革命后,因当地人觉得黑影这个地名不雅,于是将其改为阴亮,既兼顾了该村所处山之阴的地理位置,又包含了人们期盼光明的求吉心理。城西街道下辖的福禄山村建于万历年间,建村之始名为虎路山村,至道光年间,本村贡生提议修改村名,于是将原村名改为福禄山,取福禄吉祥之意。再比如留村,元朝至元年间,程氏祖先从河南洛阳迁徙此地,并定居成村,因该地依山傍水、山清水秀,是一块风水宝地,于是期盼后世子孙能世代留居此地,故将此地命名为留村。诸如此类的地名还有落凤岗、向阳、南旺庄、诵庄、罕山、福落山、吉屯等。这些地名的命名与变更,反映了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体现了人们求吉、盼吉和择吉的心理。
“姓氏是人类个体与生俱来的第一符号,也是具有血缘传承关系的家庭或宗族的群体标志,是人类社会维系血亲、区分族别的重要依据。” 在荣成的地名中,姓氏地名占有很大的比重。所谓姓氏地名即构成地名的专名部分主要由姓氏充当。姓氏地名作为地名命名中的重要一种,对地名文化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姓氏地名蕴含着深厚的宗族观,反映着人们重视家族,看重血缘关系的传统观念,利用姓氏命名地名,有利于增强人们的家族认同感。荣成的姓氏地名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①通名+地理方位+姓氏+“家”,如岭上唐家、台上楚家、山后王家、所后马家、寨前方家、上姚家;②通名+姓氏+“家”,如双石尹家、马岭许家、马台从家、甲夼马家、沟陈家、沟崖张家、孤石吴家、沽泊闫家;③姓氏+“家”,如盛家、邵家、汤家、吴家、季家、房家、郭家;④姓氏+“家”+通名,如蒲家泊、冯家畽、宫家山、朱家夼、宋家庄、王家湾、颜家屯。
荣成的这些姓氏地名多是伴随着人口的迁移产生的,这些移民迁入后多聚族而居,以姓氏、血缘等作为传承纽带,将自己的家族团结起来,共同谋生存、求发展。通过借助自身的姓氏命名村落,在一定程度上就形成了该区域的姓氏文化的分布。基于社会的发展,一个村落中极少只有一个姓氏,许多村落会在人口的频繁流动中发展成为多姓氏的村落,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这时人们会对逐渐形成的多姓氏村落名持有两种态度,一种继续沿用旧名,如今河北隋家,原是明永乐年间隋氏祖先迁徙于此,在此定居,通过地理方位和姓氏命名此地,后来姜、于、张、车等姓相继迁入,成为一个多姓氏的村落,但该村仍旧沿用原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建村者的尊重与纪念;另一种则会更改村名,将村名改为在村落中姓氏占比最大的宗族。如荣成沽泊闫家建村于明朝永乐年间,建村者为赵姓,故村名最初为赵家庄。后万历年间,闫姓迁入,且人支兴旺,故将村名更改为泊地闫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传统的宗亲社会中,宗族势力的大小往往决定该宗族在村落中掌握话语权的大小,宗族势力大的家族往往在乡村社会中扮演着治理者的角色。
“地名有着和生命一样丰富和深刻的含义。一个地方自有地名始才算是真正的诞生。地名中潜在着一种凝聚力、亲和力,还有复杂的情感。地名是一个地方文化的载体,一种特定文化的象征,一种牵动乡土情怀的称谓。”荣成的村落地名承载着当地文化的历史变迁,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当地的生活习俗、军事活动、自然环境和思想观念等文化信息,通过对这些地名的研究与分析,有利于彰显积淀已久的丰富文化内涵,使蕴藏在其中的珍贵的民族和地域文化得以继承和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