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河南—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840~1919年) | 豫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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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求和,于1842年和英国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从此,中国闭关自守的封建大门被打开,开始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鸦片战争后,鸦片走私更加猖獗,商品输入日益增长,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计被剥夺,纷纷破产。加之清政府为了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加紧剥削农民,巧立名目,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农民的负担较战前增加了两三倍。在河南,黄河于1843年前后又两次决口,造成数以万计的农民无家可归,每天冻饿而死者成百上千,如1847年的封丘,从邻坝到石坝之间,遍地都是饥民的尸骨,以至50里以内的百姓无法砍柴割草,以后将这些尸骨集在一起,筑了卡个大墓才基本埋完0。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时河南社会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为了反抗地主阶级的腐朽统治,河南人民早就以“结捻的形式,广泛地、分散地开展斗争,尤其是南阳、汝宁、光州德等府(今南阳、驻马店、信阳、商丘地区)“结捻”的群众更多特别是1851年太平天国金田起义,1853年定都天京(南京后,河南各府县农民在太平军胜利进军的影响和鼓舞下,更大规模地集结在捻军的旗帜下,在大河南北开展斗争。
1853年春,林风祥、李开芳奉天王洪秀全之命,率精兵两万人从扬州出发北伐。6月初,北伐军以凌厉的攻势打入河南。13日,攻克豫东军事重镇归德府(今商丘),接着,又攻占朱仙镇、中牟、郑州、荥阳、巩县。6月底,太平军在河南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由汜水口胜利渡过天险黄河,连克温县、武陟,7月,陷豫北军事重镇怀庆。8月初,北伐军由孟县农民作响导,翻越太行山进入山西。不久,又胜利地攻入直隶(今河北) 犹如一把锋利的尖刀,插入了清王朝的心脏。
在太平军北伐胜利进军的影响下,河南各地的捻军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斗争,其中著名的捻军首领,有安徽亳州的张乐行、龚德树,河南永城的苏天福、冯金标,河南夏邑的王寇三等,他们率领捻军,活跃在涡河两岸和豫皖边境,有力地配合了太平军北伐。1855年秋,河南、安徽各路捻军首领大会于安徽难河集,公推张洛行为盟主,从此,捻军声势大振,在豫东皖北数百里的区域内攻打城镇,抗击清军。1855年10月,们进入归德府城时,“马步自东西来者络绎不绝,环城皆遍,枪炮历两昼夜不息”,其声威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太平天国失败后,河南捻军继续坚持战斗,特别是豫南捻军,异军突起,它们在平舆人陈大喜的率领下,转战平舆、新蔡、息县、项城、光州(今潢川)一带。1863年,陈大喜与安徽张宗禹部联合作战,攻占正阳,击毙清军悍将余际昌,不久,又在郑州、南阳、鲁山等地三战三捷,打败清朝名将僧格林沁。尤其是1865年5月,在山东曹州(今荷泽)大战中,陈大喜张宗禹率领捻军全歼僧部精兵1万余人,并击毙僧格林沁,在河南人民反封建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河南地处中原,更一向为外国侵略者所垂涎。为了将侵略魔爪伸进中原,它们派出大批传教士充当先遣队。至19世纪末,帝国主义者在河南建立的教堂多达百余处,遍及全省各县;派出的传教士达500人以上。这些洋教士打着“传教”的旗号,强占田产横行乡里,私设监狱,包揽词讼,作奸犯科,无恶不作,激起了河南人民的强烈憎恨。1899年春,义和团反帝运动在山东爆发后,河南人民便闻风响应
在河南,广大团民发布揭贴(传单):“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拆铁道,拔电线,紧急毁坏大轮船,国,心胆寒,英美德俄也消然”,高呼口号:“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他们与各地的大刀会、红枪会、江湖会等秘密结社联合起来,把反帝斗争推向广大城乡。全省数十州县,男女老幼齐出动,拆铁路,砍电线,烧教堂,到处展开“杀洋灭教”的战斗。除南阳靳岗教堂和新野教堂外,全省所有教堂几乎全部被焚毁或砸坏。林县义和团攻开教堂后,将教堂库房的粮食全部分给群众,周口义和团攻打教堂时,捣毁了教堂和教民开设的洋货店。同义和团的反帝斗争相呼应,河南信阳的铁路工人还举行大罢工,“辍工者数以万计”,迫使侵略分子狼现逃窜,筑路工程一度中断。
1901,清政府追于八国联军的压力,和帝国主义签订了《辛丑条约》,从此,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帝国主义国家加紧了对河南的侵略它们大量倾销商品,掠夺原料,筑路开矿,兴办实业,疯狂掠夺河南人民的财富。这期间,英国侵略者攫取了焦作煤矿开采权,利用廉价劳动力,每年获利超过百万,从而使沁阳、修武武陟等县靠土法采煤为生的大批农民失去生计。与此同时英、法、德等国侵略者趁机控制了京汉、陇海、道清三条铁路的修筑、管理大权。三条铁路修通之后,河南各种农副产品源源外运,各种交易与往昔相比,“繁盛百倍”,于是,河南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耕稼社会”,“遂成漏卮,无当之势”,更多的农民、手工业者破产,整个中原大地,“富者日渐其贫,贫者不见其富”。上蔡知县徐寿慈在其所写的《学治识端》一书中记述20世纪初河南的社会情况时说:穷人“小贸则无以为生,佣力则雇觅极少”,为了谋生,只好抛弃田园,外出逃荒。当时省城开封,“赤身露体”沿街讨饭的,动辄“千百成群”。这样,20世纪初,河南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反洋教和反清抗税斗争风起云涌,据文献记载和初步调查,较大的斗争就有二十余次,如:
1905年7月,商城人民的反斗争;开封人民反对美国侵略,抵制美货的斗争等等。
为了抵制人民革命和维护清朝的反动统治,自1902年起,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福也搞起了变法,推行“新政”。在“新政”的刺激下,河南民族资本主义破土而出。据统计,1902年至1911年,河南境内出现了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11家,资本总额达187万元。。与此同时,兴办学校和出国留学,也成为一时于风气。继1902年开封创办河南大学堂(今河南大学前身)之后,又陆续增设师范学堂、武备学堂等各府、州、县也开办小学堂20余所。1907年,开封又兴办中州公学和女子师范学堂。至1908年,全省有高等学堂2所,中等学堂21所,师范学堂2所,高等小学堂123所,初等小学堂183所,实业学堂5所,改良私塾2274所,“风气目开,学堂林立”,潮流所至,使一些封建士子纷纷弃旧从新。在此情况下出国留学者也目益增多,如1905年,河南巡抚先后派120名学生赴日本留学。河南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知识分子群体的扩大,就为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提供了社会基础,也为闭塞而落后的河南带来了新的曙光、新的希望。
1905年秋,孙中山在日本创建同盟会,河南留日学生曾昭文、张继、邹鲁等最早加入同盟会。不久,又成立了同盟会河南支部,曾昭文、刘积学、杜潜、朱炳麟、程克分别主持同盟会河南支部的工作。河南支部成立后,根据同盟会总部的指示,将宣传革命、发展组织作为工作重点。为了宣传革命,同盟会河南支部还集资创办了《河南》、《女界》、《武备杂志》等刊物特别是潮积学主编的《河南》,旗帜鲜明、文笔犀利,出版不久便风行海内外,在宣传革命上发挥了很大作用。为了发展组织,河南支部派大批同盟会员回河南,分赴各府、州、县活动,不到3年,河南同盟会员猛增至200余人,并形成开封、洛阳信阳、卫辉四个中心,革命党人的活动在中州大地上广泛地开展起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地风起响应展起来短短两个月内,湖南、陕西、江西、山西、安徽、云南、广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省区,经过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的斗争,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潮,在全国范围内勃然兴起。
河南地处中原,北接清朝心腹要地直隶,南连革命中心湖北,既是南北东西的交通枢纽,又是军事上关系全局的战略要地被革命党人视为“南北关键”。因此,孙中山、黄兴和湖北革命党人,对河南十分重视湖北军政府成立后,立即发表《檄河南文》,敦促河南人民“速定大计”,“共成义举”。10月13日同盟会河南支部负责人刘纯仁,在开封政法学堂召集省城学界、军界同盟会骨干20余人开紧急会议,决定联络驻开封的二十九混成协协统应龙翔,以他统领的新军为主力,并联络开封巡警,共同发动起义;并派人赴豫西联络王天纵部反清武装和洛阳一带的秘密会社,攻占洛阳,以配合省城开封的起义但是,由于应龙翔对革命派敷衍塞责,河南巡抚宝莱得讯后又监视了应龙翔的行动并调走其所部军队,结果,致使这次起义尚未发动就被破坏了。12月23日,新任同盟会河南支部负责人张钟端,又联络新军,巡警及豫东一带的仁义会1000多人,发动第二次开封起义。但因缺乏武器,叛徒告密、组织不严和发动不广泛等原因,又遭失败。张钟端、王天杰、刘风楼、李鸣绪、李干公等11名同盟会骨干被捕,惨遭杀害。两次开封辛交起义虽然失败,但它在河南人民的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成果建立起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后,为了加强对河南的控制,派其表弟张镇芳为都督,坐镇河南。在张镇芳的反动统治下,河南政治黑暗、吏治败坏,民不聊生,怨声四起。1913年,一个被镇芳关押在狱的“犯人”在囚房中写道:“二十世纪,哪有公理?只有强权,甚么公理;远瞩世界,何为公理?近观中国,哪是公理?哀我河南,更无公理!弱肉强食,世界公理;违法害人,河南公理。”为了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开封的革命志士组织“共和中立死士团”、“铁血团”,信阳一带的革命者组织“铁血监督团”等,与袁世凯破坏共和、复辟帝制的行径作斗争。当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在南方爆发后,河南籍的革命党人积极参加。1911年,宝丰农民白朗,在河南领导了震撼中外的白朗起义。这次起义坚持4年之久,转战河南、湖北、安徽、陕西甘肃5省,沉重地打击了袁世凯的独裁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