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许多城市的名胜古迹需要修缮，有的为了开辟新的人文景观还需要搬迁、拆建，这其中就有陶然亭。

　　而从北平转为北京的首都，那时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城市规划，有关部门计划在陶然亭一带修建公园。

　　搬迁名单上，高石之墓赫然在列。这是一对革命恋人的合葬墓，由于此前的动荡时局，墓碑遭到了损毁。

　　有人提出将两人的墓碑移出陶然亭，这样能给公园腾出更多空间来构造新的景观。

　　恰逢周总理审批到了北京城市规划总图，很快他便注意到了搬迁名单上的高石之墓。

　　当时他就把负责规划的领导叫来，和他谈了关于保护城市古建筑的意见，他说：“陶然亭确实该修修了，另外，高石之墓一定要留在原处，要特别保护。”

　　工作人员采取了他的意见，但他们始终想不明白，周总理为何执意要保护一对男女合葬墓。

　　后生辈们并不知道，这陶然亭与高石之墓背后承载了一段关于少年中国的峥嵘岁月。

　　1840年后，国门洞开，西方列强举着火枪火炮闯入中国，大肆瓜分着中国的领土，中国一脚踏进了半殖民半封建的深渊之中。

　　诚如鲁迅先生所写的那些小人物一样，在闭塞的城镇内，大部分百姓们的眼神是麻木的，但也有人不堪清政府的统治，也不愿做列强的奴仆。

　　为了使中国人民和中国真正站起来，无数爱国志士来到幽静的陶然亭，秘密商讨着救国的良策。

　　从前用于士人集会、修禊的陶然亭，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已经变得不再“陶然”。

　　在1920年以前，这里是京城名流遗老凭吊历朝士人，议论国事、感慨世事变迁的好去处。

　　清朝政府尚在时，严令“勿谈国事”，就连士大夫们也被禁止结社、清议，上有禁令，不代表尚有青志的士大夫、清流党人就要遵守。

　　于是他们相约陶然亭讽议政事、把酒相谈、创建诗社，那时还是意气风发的文人雅士。

　　直到清帝逊位，士大夫所倚仗的政治、文化制度灰飞烟灭，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成为了遗民。

　　“乙丑修禊”之后，遗老们献上帝制最后的绝唱，江亭雅集的传统由此画上了句号。

　　正当遗老们还在吊古悲叹时，在革命中奔走的新青年们，已悄然酝酿着一个全新的时代。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1915年《新青年》一刊诞生，新文化运动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就此打开。

　　报刊宣扬了诸多前卫思想，唤醒了越来越多的迷茫青年，1920年青年社团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在这其中，以、周恩来、李大钊等人创办的青年社团最为出众。

　　同样的，他们也不约而同选择在陶然亭集会，看起来这似乎继承了古代士人的结社的传统，但他们所奉行的宗旨与遗老们的感伤是大相径庭。

　　陶然亭已然不再“陶然”，1918年，以、周恩来为首的少年中国学会，在陶然亭召开第一次会议。

　　会后，王光祈称为少年中国线日，少年中国建立一周年，大家都坦言，学会创设的不易，互相勉励大家继续为革命事业而奋斗。

　　1920年8月16日，李大钊、、周恩来等人来到陶然亭，以周恩来创立的“觉悟社”的名义，5个最为活跃的革命团体成员相聚于此，谈论未来道路，史称“陶然亭五团体会议”。

　　在此之前，于1919年冬天，在湖南组织、领导了驱张运动，这也是他初次展露战术规划与政治领导的才能。

　　“五四运动”成功以来，这些革命团体士气大增，开拓了新时代，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大家七嘴八舌。

　　周恩来走上台，总结了大家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并提出了未来各个学社应联合起来，共同挽救中国，进行斗争。

　　也就是在这场会议上，周恩来作为少年中国会的领袖，与李大钊的学生高君宇认识。

　　两人在会上交流了对未来革命道路的畅想，这一聊便发现两人的志趣相近，一见如故，遂成了更为亲密的同志。

　　同时，高君宇又结识了与周恩来交好的、，而他的革命友人石评梅也与周恩来一行人友好交流。

　　同年10月，在北京，小组成立，高君宇、周恩来、等人是这个小组的初始成员之一，这个小组也就是早期中国的前身。

　　然而，苍天无情，在组织建立之初坎坷曲折，多少志士如彗星一般划过天际，周恩来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也难以忘记这段逝去的岁月。

　　1921年，中国成立，陶然亭旁慈悲庵后院的两间南配房，就是初始成员们的秘密活动据点。

　　高君宇等人此前作为北京小组的成员，也加入了组织，作为李大钊的学生。

　　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时期，时年23岁的他是组织参与的核心成员之一，当时他带领着10多个学生冲进赵家楼，痛打了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官员，并放火烧房。

　　随后军阀开始反扑，残酷、迫害学生，在这样危难的时刻，高君宇毅然站出来，继续领导学生斗争。

　　这样的行为，也让当时的北洋政府盯上了他，然而高君宇丝毫不在乎，又在五四运动后的5个月后，参与了邓中夏组织的演讲。

　　从城市再到农村、工厂，他与邓中夏等人向百姓们演讲，以此启迪民智，动员大家参与到斗争中来。

　　在这条斗争路上，他并不是孤单一人。1920年他结识了石评梅，两人一见如故，在革命、文学方面的思想相当契合。

　　在交谈中他们又发现自家父辈早就认识。他乡遇知己，很快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高君宇一直对陶然亭有着深厚的情感，中国建立，他与周恩来、等人在慈悲庵多次召开秘密会议，商讨组织要事。

　　为了掩人耳目，李大钊对外宣称的是为陈愚生亡妻守灵。而在为中国前途奔波之余，高君宇和石评梅两人互相写信，谈论“青年为何苦闷”等等问题。

　　得空了，两个人也会约好一起在陶然亭内散步，谈天说地。高君宇对于石评梅有着浓厚的好感，可他不敢表露。

　　因为他是一个结了婚的男人，一个深受包办婚姻毒害的青年，18岁时他便被父亲安排了一桩婚姻，此后他一直在反抗，但均遭父亲的打压。

　　两人的友谊一直维系到1923年，本以为友谊之花会长久不衰，没想到在这一年的夏天，变故陡生。

　　1923年3月，高君宇受组织委托，前往京汉铁路，带领工人们反抗军阀的。随后6月份，他参加了党的第三次会议，并被推选为中央委员。

　　另一边，石评梅完成学业，正式从北京女高师范毕业，并成为了母校的国文、体育教员。

　　那年秋季，高君宇听闻石评梅的喜讯，十分欣喜，由衷地祝贺她并将自己的热情与思念寄至千里之外。

　　石评梅收到信后也很高兴，她拆开信封，发现里面只有一枚枫叶，而那叶片上诉说着高君宇对她的情感。

　　这样热烈的表白让石评梅有些手足无措，但她的心很快冷了下来，并在红叶上写下回信。

　　她说她只是个枯萎的花篮，无法承受高君宇的感情。原来，石评梅早年也曾有过一段恋情，只可惜相恋3年，她才发现自己的爱人竟是一个有家室的男人。

　　她不能忍受自己被欺骗，于是灰心离开，从此以后决心独身主义，不愿再与他人缔结关系。

　　高君宇被回绝后，内心十分痛苦，但他选择尊重石评梅，并表示自己很快就会解除婚姻关系。

　　两人的关系降至冰点，同时大家都各自背负着使命，忙碌之下，枫叶一事也就被搁置了。等到第二年，事情才出现了转机。

　　1924年，时局越发动荡，军阀混战，一时间人人自危。高君宇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并带领工团军与敌人于巷中激战。

　　不料，他被叛军子弹击中负伤，事后送去医院进行手术，病刚刚好他强打精神，随孙中山北上抵京，着手促成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工作。

　　这一年的秋天，在高君宇的据理力争下，长达10年的包办婚姻终于画上了句号，只不过这时，他因身体问题倒下了。

　　高君宇一直都有咳血的肺病，加之爱情无望积攒的忧虑，过度劳作下，他再一次进了医院。

　　石评梅得到消息后，每天前往医院探视他，如同从前那般畅所欲言，而两人手上戴着高君宇在她生日时送的象牙戒指。

　　远在黄埔军校的周恩来得知好友住院的消息后，也发来了问候，望他身体早日康复，继续为革命事业而奋斗。

　　这时的周恩来已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得闻好友来访，他亲自接应并询问他身体如何。

　　高君宇只道无碍，许久未见的两人聊起各自的近况，虽然如今政治局势暗流涌动，但组织的革命事业蒸蒸日上。二人都相信，未来中国一定能够得到解放。

　　聊到生活，两人忍不住吐露了自己的感情生活，高君宇这才知道周恩来喜欢上了。

　　高君宇同他们都是好友，为人又十分热情，知道周恩来的想法后，他提议让他自己当一次飞鸽，将周恩来的情书交到手上，最后他再去见石评梅一面。

　　“我与恩来一直都十分仰慕君宇和评梅女士之间的感情，对于他们难以实现的结合愿望以及最后的悲剧，我们深表同情。”参加石评梅的追悼会时，曾这样说道。

　　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与多次前往陶然亭的墓前凭吊两人，如果没有高君宇的支持，他们也不可能结为伴侣继续为革命事业奋斗。

　　当年1924年，高君宇遭到背叛，北洋政府派人抓捕中共成员，好在他灵机一动化装为厨子逃出生天。

　　事后，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高君宇冒着暴露的危险悄悄见了石评梅一面，向她再次表露了心迹，不出意料他又一次遭到了拒绝，两人僵坐着相对无言。

　　世事难料，第二年初春刚来，高君宇就因急性阑尾炎和术后大出血猝然离世，时年28岁。

　　石评梅听闻噩耗后，内心悲痛到无以复加，认为是自己害死了高君宇。郁结的情绪击垮了她，三年后她因脑炎抢救无效去世，那一年她也才26岁。

　　1972年，曾经过继给高君宇的孩子高丕存写信给周恩来，提及高石之墓的搬迁问题。

　　这勾起了周恩来对于那段青葱岁月的追忆，倘若那两人没有去世，想必会给组织的革命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他到陶然亭实地监察时，对负责规划的干部认真说道：“我们要把高石之墓保留下来，革命与恋爱之间没有冲突，它的存在对于青年们有很好的教育意义。”

　　高丕存的这封信随后转交到了的手中，很快，针对高石之墓的搬迁问题，由北京市革委负责，直接过问。

　　第二年1973年，两人的骨灰分别安放在了八宝山和老山两个公墓里。再过了11年，1984年北京市文物局抢修了损毁严重的高石之墓，并重新雕刻了两人的雕像。

　　在近代中国革命历史长河中，有无数像高君宇和石评梅这样的有志青年，为了中国的危亡而四处奔走，甚至奉献出了生命。

　　周恩来总理之所以强调留下高石之墓，想来是为了纪念那段艰苦而热血的时光，同时也对两人崇高而纯洁的感情表达最真挚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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