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今年是侯仁之先生（1911-2013）诞辰110周年。他是北京大学教授，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但人们更愿意用这样的雅号来称呼他：“北京通”、“中国申遗第一人”。这也足以说明侯仁之先生在保护北京城历史文化方面所做的贡献。

　　侯先生是笔者的老师，他在学术上的巨大成就和贡献已多见于著述或文集之中，这里仅就讲述侯先生鲜为人知的几个生活片段，以表怀念。

　　1955年7月，我以第一志愿：经济地理专业（后改称“城市规划专业”）考取了北京大学。这个专业是北大新设置的，主要是为国家经济的发展与布局培养专业人才和高校师资。到校报到之后，我才知道它归地质地理系。

　　开学第一天，按惯例，地质地理系主任要向新同学致欢迎辞。这天早晨，我在饭厅（现在的“百年大讲堂”）吃完早饭，便早早地来到地学楼101号阶梯教室。

　　8点整，一位中等身材，身着青灰色中山装，宽额头，戴一副深色镜框眼镜的老师，走上讲台。他环顾四周后，说了一声：“欢迎新同学！”他声如洪钟，浑厚有力。我们这才知道他就是我们的系主任：侯仁之先生。教室里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侯先生在对地质地理系略作介绍之后，便开启了开学后的第一课：《历史上的北京》。他从北京城的起源、城址的确定，讲到了它的变迁以及在都城规划建设上所取得的成就侯先生生动又富有激情的语言，深入浅出的内容，深深地吸引住了我。我聚精会神地听着，生怕把其中的哪句话给漏了。从此，侯仁之的名字便和“北京”这个名词一起，深深地植入了我的心田，坚定了我学好经济地理专业的决心。

　　就在开学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侯先生又带我们作了一次实地考察。他说：“我们学地理的既要听好课、查阅文献、作好笔记，也要作实践考察，只有这样，做学问才会是承前启后、脚踏实地的。”

　　我们一行人，在28斋学生宿舍前集合。之后，侯先生带着我们沿燕南园、勺园、西校门，再进入蔚秀园、西苑，然后沿圆明园西墙，过青龙桥到卧佛寺、樱桃沟侯先生边走边讲，我们受益良多。正是这开学后的第一课和第一次实地考察，使我非常庆幸，觉得自己报对了专业，而且我下决心要为它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侯先生平时讲课、作报告时，仪态潇洒大方，而且说话非常有激情，令人百听不厌。在一年的新年联欢会上，我们还被侯先生一曲音色深沉洪亮的《伏尔加船夫曲》折服。侯先生之所以有如此的魄力，不仅得益于他做学问的厚积薄发，更得益于他长年坚持体育锻炼。

　　了解侯先生的北大师生都知道，他长年坚持环未名湖跑步，后来我才知道他坚持长跑背后的渊源。

　　1911年，侯仁之出生在河北枣强县的肖张镇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18年虽入读小学，但却因体弱多病，几次辍学。1926年，他进入德州博文中学读书。当时的博文中学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学生的体育活动尤其出色几乎每个班都有篮球队，班与班之间常有比赛。对此，侯仁之羨慕不已。有一天，他壮着胆子去找班里的篮球队长说想参加篮球队。可当时的侯仁之，个子不太高，身体也不那么健硕，与那些人高马大的队员站在一起，显得不那么相称。他请求了多次，可人家就是不同意。一气之下，侯仁之就练起了长跑。就这样，侯仁之坚持跑了一个冬天。

　　转过年来，学校要举行春季运动会，班上有同学鼓励他参加1500米比赛。侯仁之报了名。比赛时，侯仁之居然得了1500米的冠军，这让侯仁之非常激动，也为他后来坚持锻炼打下了基础。

　　1932年，侯仁之从通州的潞河中学毕业后，参加了燕京大学的特别考试，如愿获得4年的奖学金，进入该校历史系学习。从此，侯仁之便与燕园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他不仅是燕京大学多届运动会的长跑冠军，而且还保持着燕大5000米长跑的纪录，直到1954年才被打破。1955年5月，在北京大学春季运动会上，侯仁之先生仍获得40岁以上老年组3000米冠军。

　　1955年，北大春季运动会上侯仁之先生获老年组（含40岁以上）3000米冠军。

　　侯先生还经常教导我们：“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这与他的求学经历有重要关系。在燕大学习期间，对侯仁之影响最大的是两位先生：顾颉刚和洪业（煨莲）。

　　顾颉刚是燕大历史系教授，当时侯仁之报考燕大，就是慕顾颉刚先生之名。在燕大，侯仁之第一次接触到了我国古代的地理名著以及对现代地理问题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他还得到扎实的实地考察的学术训练。

　　洪业先生对侯仁之最大的影响是把他引上治学之路：正是洪业先生，在侯仁之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提出了“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的至理名言，使原本要去哈佛大学的侯仁之转而去了英国利物浦，并投奔在历史地理学家达比门下。

　　1949年9月27日，侯仁之携带着已通过答辩，并因此而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北平历史地理》，回到了北京。

　　毕业后，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与侯先生有了更多交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为迎接“百花齐放，群芳争妍”的科学春天的到来，侯仁之先生决定把自己二十多年来对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作一个回顾，把自己发表的研究成果，作一番梳理和总结。但是，他正忙于去西北作沙漠历史地理的考察，无暇顾及梳理工作，他便把梳理成果的任务，委托给了《光明日报》的金涛同志。约40万字的书稿是有了，但书中需要70多幅插图，一时无人绘制。我当时正从事《北京地图册》的编绘工作，得知此事，便自告奋勇地向侯师提出，由我承担绘制书中插图的工作。一来觉得老师遇到了困难，作为学生理应帮忙排解；二来，书中较为复杂的地图，万一我绘制不了，还可以求助毕业于武汉测绘学院的同事。对于我的请求，侯先生高兴地答应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绘制插图的工作完成。一天晚上，我骑车将绘制的图稿呈送给住在燕南园的侯先生。不巧，在骑车回家的路上，赶上了瓢泼大雨。尽管临行时，因为天色不好，侯先生给了我一件雨衣，但从北大到我家毕竟有数十里的路程，路上我还是被浇得如落汤鸡一般。第二天一早，侯先生的小儿子侯凡兴便到市规划局办公室找我。见到我后，非常关切地问道：“昨天雨下得那么大，你挨淋了吧，还好吗？父亲让我来看看你”几句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谢谢侯先生，谢谢侯先生！”

　　1979年9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地理的理论与实践》面世，我们都为老师感到由衷的高兴。不久，侯先生给我寄来样书，还寄来了绘制插图的稿费。这是我压根儿都不曾想的事儿。翻开书，侯先生特意在序言中感谢了我。作为师长，他如此爱惜后辈，让我打心底感到敬佩。

　　1979年夏，美国匹兹堡大学访华团一行17人来到北京大学，并与有关专业的教授进行座谈，气氛十分融洽。席间访华团的一位负责人用非常婉转的话语表达了一个愿望。他说，北京的确是一座举世闻名、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现在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又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气象，旧日的城墙也拆除了，想来一定有不少城砖留下来，能不能由北京大学赠送一块给匹兹堡大学，作为两校之间文化往来的一个纪念？

　　北京大学专门为此写了报告，并得到上级的批准。经过一番努力，有关部门为学校找到了两块砖体相对完整，且保存有烧制年代和窑户名称的城砖，还特意请琉璃厂的师傅制作了礼品盒。

　　恰巧此时，侯先生接到了加拿大和美国几所大学的邀请，匹兹堡大学是其中的一个，于是北大就把赠送城砖的任务交给了侯先生。在赠送仪式上，侯先生告诉匹兹堡大学访华团，这两方城砖上刻着的“大明嘉靖三十六年”，即公元1557年，也就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的第65年。说到这，全场掌声雷动。匹兹堡大学在后来的感谢信中这样写道：

　　北京城具有历史性的城砖，作为北京大学富有意义的礼品，已在大学董事会上第一次展出。今后还要尽早装置妥当公开陈列，供众赏览。这两块和美国历史同样古老的城砖，正是我们两所大学之间持久的文化联系和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一个象征。

　　后来，这两方北京城砖，连同文字说明，陈列在匹兹堡大学“东方图书部”前面的两个大玻璃橱窗中。

　　前不久，在福建泉州召开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将泉州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总数达到56项。值得一提的是，侯仁之先生是中国最早提出加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世界遗产委员会”的教授。

　　1984年，侯先生应邀去美国华盛顿康乃尔大学讲学，就在与外国的同行学者的接触交流中，他第一次了解到，在国际上有一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和“世界遗产委员会”。这些组织的专家还问侯先生，中国历史悠久，有无数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和风景名胜地，为什么不参加这个公约，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这给了侯仁之极大的震动。

　　回国之后，侯先生便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了一份提案，并邀请了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组长罗哲文、城乡部规划大师郑孝燮以及中国科学“人与生物圈”负责人阳含熙，共同签名申请中国加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这就是后来的“第六届全国政协提案第663号”。方案引起高度重视，1985年12月12日，中国成为该公约缔约国之一，并于1987年开启中国的申遗工作。1987年12月，在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1届全体会议上，故宫、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泰山、长城、秦始皇陵（含兵马俑）以及敦煌莫高窟等六处文化和自然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侯仁之作为“中国申遗第一人”而被后人牢牢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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