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源远流长的巴渝文化，享誉世界的三峡文化，可歌可泣的抗战文化，彪炳史册的革命文化，独具特色的统战文化，感天动地的移民文化。

　　三千年时光，在这个长江之畔的山水之城悠然而过，三千年岁月；为这片土地孕育出了资源富集的重庆文化。

　　在“共舞长江经济带·探源千年文脉”网络主题活动中，对重庆历史有着数十年研究的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首次系统梳理了重庆文化的体系架构，为人们缓缓拉开了一副三千年笔墨绘就的巴山渝水。

　　周勇说，重庆多彩多姿的地域文化，与齐鲁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中原文化、荆楚文化、湖湘文化、海派文化、吴越文化、南粤文化，以及东北黑土地文化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最可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

　　巴人先民们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历经先秦巴国、秦时巴郡、汉之江州、隋唐渝州、宋时改恭州为“重庆府”。从此，重庆得名，元明清相沿，近代以来绵延至今。

　　周勇说，巴渝文化是长江上游地区最富有鲜明个性的民族文化之一。巴渝文化起源于巴文化，它是指巴族和巴国在历史的发展中所形成的地域性文化。

　　巴人一直生活在大山大川之间，大自然的熏陶、艰险的环境，炼就一种顽强、坚韧的性格。

　　周勇回溯到了距今两千多年的公元前316年，那时的重庆所在地还是巴国。而彼此的秦正在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之中，在大一统的滚滚车轮中，巴国被秦所灭改为巴郡，成为了当时中国三十六郡之一。

　　周勇说，“巴渝文化”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盆地东部地区的文化，其内涵不仅限于古代巴国、巴族、巴郡的历史文化，而且包括了从先秦到明清时期的以重庆为中心的广大地区的历史文化。

　　重庆是一座英雄的城市。近代以来，革命文化、红色基因成为这座城市最鲜明的特征。

　　周勇说，重庆的革命文化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历程中，特别是在中国领导下，重庆人民在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过程中形成的勇于追求真理、挺立潮头、坚韧顽强、开放包容、不屈不挠、舍生忘死等精神财富的总和。

　　重庆人又一次站在时代最前列，1920年3月12日，中国最早的组织——四川省重庆组织在重庆创建；1924年杨闇公、吴玉章创立了“中国青年”；1926年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共重庆支部、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掀起了大革命高潮，开展了中国人独立掌握革命武装、举行武装起义的最早尝试，得到党中央的高度评价。

　　抗战时期，周恩来受命带领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工作，以心系国家民族的时代担当、刚柔相济的政治智慧、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维护了国共合作大局，为最终赢得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成为“雾都明灯”。

　　直至1949年，刘邓大军解放重庆。随后主政西南，科学分析执政环境，求实升华执政理念，不断探索执政途径，切实打牢执政基础，创新加强党的建设，开创了西南地区稳定发展的新局面，为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更为党从实践上到理论上最终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伟大转变，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1500年前，著名地理学家、中国游记文学的开创者郦道元写下了地理学与山水散文的巨著《水经注》，其中就有对重庆三峡的深刻印象：“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区区200字，随物赋形，动静相生，情景交融，情随景迁，简洁精练，生动传神地描写了长江三峡旖旎瑰丽的自然风貌，也开启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吟咏重庆的先河。

　　周勇说，“三峡文化”是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长江三峡独特的自然景观为载体的优秀传统文化群落。“三峡文化”的主体是文化名人，特征是描写自然景观，核心在于抒发家国情怀，展现了中华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独特心理、文化传统和民风习俗。

　　从“诗仙”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千古绝唱，和“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的深情问候；到“诗圣”杜甫“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壮美写照。

　　从李商隐“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缠绵流连；到元稹“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由衷赞叹。

　　从刘禹锡“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的含蓄爱情；到黄庭坚“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的感恩情怀。

　　苏东坡、白居易、陆游、陈子昂、王维、范成大、文天祥等历代文豪都在三峡留下的瑰丽诗篇和灿灿墨宝。

　　周勇说，三峡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宝贵财富，是重庆独特的文化形态。

　　作为一座移民城市，移民既是重庆最典型的特征，也是形成重庆人兼容开放性格特征的根基。

　　周勇说，重庆不仅有巴人聚族涉水而上迁居于此的历史，更有始于元末明初贯穿清代的“湖广填四川”。

　　“湖光填四川”历经500余年，成为一场先由政府主导，后演变为由政府倡导与民间自发相结合的移动。这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大规模移动，也是中国移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尤其是重庆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重庆城市人口为47万。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约有1000余万人口西迁至大后方，仅重庆一地就达百万之众，1945年抗战胜利时，重庆人口已达125万余人。成为当时仅次于上海、天津、北平、南京、沈阳、广州的第七大城市。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三线建设，又从华东地区内迁一批工厂和科研机构，重庆外来人口进一步增加，结构进一步优化。及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三峡库区移民搬迁，重庆掀起新一轮移民高潮。

　　周勇说，重庆移民文化在南来北往、西进东出、八方杂处中形成后，成为中华民族移民历史文化中最为重要的一种文化形态。

　　抗日战争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中国西部地区成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这一时期，大后方人民在浴血奋战的抗战中创造的独特文化形态统称为“抗战（大后方）文化”。

　　周勇说，抗战（大后方）文化以中国倡导和推动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核心，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共同反对法西斯并取得伟大胜利为鲜明特征。大后方抗战历史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更是重庆极具历史价值、极其重要的文化资源。

　　周勇一一道来：中国所倡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中央南方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培养下形成的伟大的红岩精神；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化；全国各抗日党派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共同创造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捐弃前嫌、共赴国难、相忍为国的民族精神等。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中的时代巅峰之作，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资源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重庆这片土地上，中国与广大中间力量团结合作，结成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创造出了统战文化这种历史文化形态。

　　周勇说，在武汉沦陷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在重庆改设南方局，担负原长江局所负使命，即“代表中央向及其他党派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以及指导南方和大后方各省党的工作”。

　　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国际国内风云激荡、政治斗争纷繁复杂。南方局既处在统一战线的第一线，也置身国统区险恶的政治环境和艰苦的工作环境之中，时刻经受着信念、意志与生死的考验。

　　南方局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始终高举抗战民主旗帜，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关系，广泛团结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以卓有成效的工作把统一战线推向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为派阵营的形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格局的开创，奠定了理论、制度和社会的基础。

　　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舞台，重庆是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政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的产生地，也是中国派的主要发祥地。这里集聚了我党统战工作的基本要素、伟大实践和光辉成就，是中国统一战线历程的缩影。

　　统一战线为重庆这座城市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统战文化所具有的独创性、政治性、基础性，构成重庆城市最显著的历史和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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