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在国际博弈中，日本始终是西方国家制衡中、俄的代理国；在经济发展方面，作为根本的资源控制权一直被西方国家所掌握；国内事务的受制于人，延伸到外交战略上又表现的极为不和谐；就地缘环境来看，日本一直扮演的西方代理人的角色，决定了中俄两国对它很难产生真正的信任。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对日本采取的一直是“鸡肋”一样的态度：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放水养鱼和排水涝鱼完全取决于它们的现实需求，这就使得日本在东方得不到信任而在西方又不被接纳，好似一只蝙蝠一般——在兽眼中为禽，在禽眼中为兽。

　　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想要真正摆脱被殖民的命运从而走上列强的道路，光依靠英国的扶持是完全做不到的：一方面英国本身就是一个岛国，自身资源也并不丰富；另一方面，虽然英国有庞大的殖民地，但其自身是极度需要完成资本积累的，退一万步来讲，英国也不可能在一个“代理人”身上投入多大的资金。

　　尽管如此，英国的列强之路还是或多或少的给了日本一个可以借鉴的角度：同为岛国，想要真正的走出去就必须要依靠战争掠夺，来完成自己最原始的资本积累。从近代史的史实来说，日本也的确是依靠这种方式来实现自身的工业资本化。

　　简单地说，近代日本的崛起其实是依靠三场战争完成的：甲午战争，拿到了朝鲜半岛和台湾这两个通向中国大陆的战略跳板，依靠清政府支付的天价赔款完成了国家货币从银本位向金本位制的转换，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货币体系；日俄战争，虽然没有拿到什么实质性的利益，但是借此废除了从前和西方列强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让日本正式步入了列强行列；第一次世界大战，除了在巴黎和会上明目张胆的攫取了德国在华利益之外，和美国类似，日本同样获得了来自欧洲的各类军用品订单，从而大发了一笔战争财。

　　这三场战争里，起码有两件是英国在背后操纵的。甲午战争，李鸿章寄希望于英国的调停着实有些一厢情愿，《马关条约》规定的近3亿两白银赔款，统统都被日本在第一时间里折算为英镑并存入了英格兰银行生息，这对英国本土的资金流转自然是百利而无一害的。至于“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历史教科书上无一例外的书写着是由俄国主导的，其实不然，如果任由日本取得中国辽东地区，那么日本便拥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资源产地，届时英国将无法继续节制日本，养虎噬人，虎之命门要牢牢攥在自己手中才行。

　　1904年的日俄战争则是甲午海战的翻版：日本战争期间所发行的战争债券，将近一半由英国持有，而俄国驰援远东舰队的波罗的海舰队在沿线的港口中，无一例外的拒绝了俄舰队靠岸补给。而在战争结束之后，同样是出于节制日本的角度，《朴茨茅斯条约》的强制性签订使得日本再次暂缓了吞并中国东北地区的想法。

　　然而此时，欧洲地区德国的强势崛起，极大程度上改变了市场上原先由英国一家独大的局面，巨大的利益蛋糕再也无法独占，英国的经济实力自然遭到了不小的冲击。德国的后起使得它无法容忍世界已经被瓜分而自己却没有多少的现实，实力与利益的不对称使得德国急切地想要依靠一场战争来重新完成利益分配。

　　面对欧洲这种紧张的局势，英国显然是不可能再分心去遏制日本的野心，1931年9月18日，日本再也按捺不住想要侵占中国东北地区的野心，“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日本依托东三省丰富的资源，逐渐摆脱了对英国的依赖。但是日本的代理人角色并未因此结束，只不过顾主换成了美国。

　　绝大多数人在回想抗日战争时是不会想到美国的,更不会将资源贸易、经济和战争联系在一起，事实上这些看似独立的因素往往是深度绑定的。

　　1937年，也就是“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的那一年，美国对日本出口额超过28亿美元，其中60%是石油（产品）、废钢材和钢——为了满足对日钢铁出口，当时连纽约的旧电梯都被拆下来直接卖到了日本；到1938年，美国仅向日本出口的飞机总价值就达1745.4万美元——1939年时一架零式战斗机的价格差不多合7万美元；日本侵华战争头三年中消耗燃油约4000万吨，其中70%由美国提供，而消耗掉的钢铁，一半来自于从美国进口的废钢材（另一半来自伪满）。

　　不仅如此，1941年4月，美、日签订了《日美谅解方案》，该方案规定：一、美国承认日本对“满洲”（东三省）的占有权。二、迫使蒋介石政府与汪精卫政府合并。三、如果蒋介石不同意，美国将停止对当时重庆国民政府的援助。

　　从某种程度上说，日本的侵华战争前期完全可以看作是一场美国支持下的“代理”战争，本质上和之前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是一样的。美国所不同于英国的是，英国在于维护自身远东利益，而美国则致力于消弭英法等国在远东的影响，为自己今后进入远东做准备。

　　美日之间的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41年美国宣布对日停止出口，被釜底抽薪的日军陷入了一个进退维谷的窘境：前期凭借着资源和政治支持被无限扩大的战线，在“资源链”断掉之后，以往的四处出击导致了日本的侵华战争成为了一个巨大泡沫，而且随时都面临着破碎的危险。

　　我们回头再看这一时期，一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美日关系更像是现在的恶意商业收购游戏。美日关系更像是现在的恶意商业收购游戏。先通过某种方式诱导你不断地扩大投资，把大量的资金沉淀在项目当中，让你手中的现金量急剧减少。当达到一个临界状态的时候，突然断掉你的贷款，制造危机，这种时候这个大庄家就会来收购你的公司。综合当时的情况，美国人玩的就是这样一个游戏。

　　这种窘境使得日本人只有两条路能走：要么收手，吐出之前吞下的所有利益，由美国捡漏；要么就赌国运，对美发动战争，拿下东南亚地区的资源来弥补缺口。对美国人而言，无论怎样结果对自己总不会坏：第一条，利益可能小点但是代价最小；第二条，代价虽然大点但好在两国实力差距在哪摆着，自己总能取得胜利，而且高风险自然意味着高回报。反正不论日本怎么选，美国都不会太差。

　　而最终的历史事实也告诉了我们，日本选择了赌国运，而美国至今在远东地区获得的利益，完全可以弥补太平洋战争的损失。（我在《地缘政治…》系列中详细讲过，不再赘述）

　　当我们固定了一个民族的地缘，设定好它的性格，然后在摁下人生模拟的执行键时，我们会在数万次的模拟发展轨迹里找到极其相似规律，而最终也会得到一个极其相似的结果，这便是宿命论。

　　冷战期间，在地缘政治领域，日本在美国对华、对苏的遏制战略中所处的位置，毫无疑问的与之前英国在对徳、法、俄的牵制战略里如出一辙。日本能够在近代史中摆脱殖民、成为列强，除了自身因素之外，英国的扶持不容小觑；二战之后，日本的经济可以迅速复苏，除了自身因素之外，同样是依赖于美国资金和技术的支持。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的近现代史完全就是真实发生的“海马效应”。

　　就国际分工角度来讲，掌握了货币霸权的美国无疑是居于金字塔的顶端，在它的下一层便是中低端制造业，随着美国国内虚拟经济的不断膨胀，美国对除了军工和高科技产品之外的制造业流失是持默许态度的。而这原本是徳、法这些国家的，但他们毕竟是老牌帝国主义，美国这个“new money”对他们的影响终归有限，如此通过扶持日本，即有利于自身的金融扩散，也可以借日本在这一制造业层级与欧洲形成制衡关系。

　　美国对日本除了资源上的拿捏，在经济领域同样可以依靠消费市场来挟制日本。相较于日本庞大的生产能力，习惯储蓄的一亿多人口的消费能力肯定是无法满足“生产-消费”这种内循环的，因此日本的产品必然是要依靠出口才能实现供给平衡。而世界上最活跃的消费市场无疑就是美国，毕竟三亿多人全靠借贷消费，需求能不旺盛嘛。

　　如此一来，日本便又有求于美国。1985年伴随着戈尔巴乔夫对西方态度软化，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压力骤减，这迫使美国必须要考虑对日态度：威胁既然快消失了，那么自然也不需要在给日本“好脸色”了。一场针对日本经济的抄底行动即将展开。同年9月，日本被迫签订《广场协议》，以此强迫日元在此后十年内对美元升值近50%。这导致大量日资实体企业由于产品竞争力下降，企业陷入不得不大举出售股份和资产的境地，而通过收购这些优质资产获利最大的恰恰是美国资本。

　　此后，由于实体经济不景气，大量资本流入日本楼市，导致地产疯狂膨胀，大量美资乘机进入日本楼市又捞了一笔。到了1991年，苏联已经进入解体的最后阶段，美国在远东已然全无压力，同年美资突然大举撤出日本楼市，日本房地产泡沫就此宣告破裂，至1993年日本银行坏账达6000亿美元，这之后日本迎来了长达15年的经济零增长，史称“平成不况”。而伴随着经济的失败，日本政界对美国的依赖也日益增强，由此导致日本右翼势力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度甚嚣尘上。

　　美国对日本的这场不顾吃相的经济收割，日本政坛也不是没人看透这一点。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深陷越战泥潭的美国此时在各方面都表现出来颓势，国力骤降，对其“盟国”的控制力也大不如前了。在这个背景下，1972年田中角荣紧随尼克松之后开始了对话访问，之后中日间的贸易往来开始日益繁荣起来。除了地缘安全方面的考虑之外，田中的这个举动就是为了给日本在经济上寻找一个新的战略纵深，以减弱日本对美国的依赖。

　　对于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美国自然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洛克希德丑闻案件”将田中角荣赶下台外，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被美国无中生有的制造出来，而这其中的猫腻，大家自然是心照不宣罢了。

　　纵观近现代史上日本的种种行为，无疑都充满着美国人的影子，说到底还是百年前“代理人”身份的延续，每次说到这里，总不免要感叹一下命运抓手之下的宿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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