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敦煌文物保护研究做出杰出贡献的三位云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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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是我国著名的四大石窟之一,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敦煌学是20世纪30年代后形成的一门新学科,举世瞩目。但鲜为人知的是,在敦煌文物保护和研究中,有三位云南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袁嘉谷(1872-1937年)是第一位关注敦煌文物保护的云南文化名人,字树五,号澍圃。石屏人。他是云南历史上唯一的“状元”(经济特科状元),后在云大执教十余年。从封建王朝的“状元”,转身为现代高校的教授,袁嘉谷引人注目。
1904年7月,袁嘉谷赴日本考察学务政务,1905年8月回国任国史馆协修,并在学部图书编译局专管教科书事。清宣统元年(1909年),袁嘉谷出任学部图书编译局局长。是年秋,法国人伯希和将大量敦煌文书从河内运到法国,又从中选取数卷,连同唐代宋初以前的种种图籍带到北京装裱,回国前在六国饭店举办展览,向中国学界炫耀其收获。袁嘉谷得此消息后,携部员罗振玉、王国维、王仁俊等前往探看。擅长史学的王仁俊还自带烧饼去抄书,饿了就啃点烧饼,怕耽误了抄书。当时伯希和只让大家看,不许用手摸。王仁俊不分昼夜地抄,不久就印了出来。袁嘉谷见其中有《沙洲志》和老子《化胡经》等古籍,其书写、卷装均乃古制,认为“真稀世之宝也”!他立即向学部侍郎严范孙报告,并提出由学部急电甘肃敦煌总督,“凡洞中片缣只字均检送来京,不得再失”。此时又有大批敦煌文物被盗运至陕西等待出售,某国商人持数千金前去购买,闻知风声骤紧只得溜走。这批敦煌遗书最后得以及时追回由学部收管,成为今日国家图书馆敦煌馆藏的主体,是研究中古时期中国、中亚和东亚等地区的历史、考古、宗教、社会、语言、文学、艺术的重要资料,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此事在任继愈主编的《中国藏书楼中国藏书大事年表》(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作了相关记载:“宣统元年,清学部发出行陕甘总督请饬查检齐千佛洞(即敦煌莫高窟)书籍解部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购买电,并将劫余的8679卷运至北京,庋藏学部图书馆。”此事得益于袁嘉谷的慧眼独具,为国家挽回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罗振玉、王国维、王仁俊等后来皆成为著名敦煌学专家,而经过近百年陆续搜集和调拨,国家图书馆珍藏的敦煌遗书已增至16000余件,与《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一起,并称为“国图”四大镇馆之宝。后人对此评价说,“敦煌文物于清光绪年间始被发现,但却未受到当朝重视,许多宝贵的文物被盗往英、法。由于(袁嘉谷)等人的力争,敦煌珍宝才开始引起重视,得到保护。”
姜亮夫(1902-1995年)是潜心敦煌文物研究成果卓著的另一位云南人。姜亮夫,原名寅清,字亮夫,以字行,昭通人。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大师,后又拜章太炎为师,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1928年起他执教于大夏、暨南、复旦、河南等大学。1935年赴法国巴黎进修,1937年回国任东北大学教授,云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昆明师范学院教授、云南省教育厅厅长、云南省军政委员会文教处处长。1953年后任教于杭州大学(后并入浙江大学),获教育部首届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一等奖等。
1935年,姜亮夫筹款自费去了法国留学,原计划到巴黎大学攻读考古学博士学位。当姜亮夫在巴黎的博物馆、图书馆里看到了数千卷敦煌文物和经卷,感到“整个中国文化都在敦煌卷子中表现出来”,毅然决定放弃其他研究计划,把一切可能接触的中国珍贵文物拍照、拓摹、抄录带回祖国。姜亮夫节衣缩食,住最便宜的旅馆,早晚吃白菜煮大米稀饭,中午在图书馆啃干面包、喝白开水。拿破仑宫中收藏的圆明园珍宝,根本不让中国人参观,姜亮夫找关系贿赂有关人员,方得准许抄录拓摹。在巴黎国民图书馆,每拍一张照片要付14法郎,姜亮夫先后拍了3000多张,查找了流散在法、英、意、德的中国文物索引、目录,并进行认真的抄录、拍照和拓摹。手工抄录工作进展非常缓慢,姜亮夫有时候一天只能弄出一两行,完成一部书稿需要四道工序,他的视力为此下降了600度。姜亮夫一生潜心研究,被公认在楚辞学、敦煌学、语言学、历史学四大方面具有杰出学术成就,共有27部专著和数百篇论文,计1250万字传世。
姜亮夫的敦煌学研究视域不仅在国内,且远渡重洋到许多国家收集散失的敦煌卷子,为祖国保护和抢救了一批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所著《莫高窟年表》《敦煌学概论》《瀛涯敦煌韵辑》《敦煌学论文集》等代表性专著和论文,共有250多万字存世。其中《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一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阐述敦煌学的著作。
1984年,82岁高龄的姜亮夫受教育部委托,在杭州大学开办了全国高校第一期敦煌学讲习班。20几位学员均为来自各地高校的青年教师,后来大多成为敦煌研究的中坚力量。这次讲课记录被学员整理为《敦煌学概论》,于198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是我国第一本讲述敦煌学的简明教材,其后列入北京出版社推出的“大家小书丛书”,多次加印出版。姜亮夫从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来评述敦煌学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价值,言简意赅地介绍了敦煌文献与艺术品的丰富内容,讲授了如何研究敦煌写卷的方法。该书内涵丰富,学问广博,是姜亮夫一生教学与研究敦煌学的结晶,也是他治学精神与人格魅力的集中体现。
2003年,煌煌24卷的《姜亮夫全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6卷汇集了姜亮夫敦煌研究的成果。其中的《敦煌学论稿》撷取姜先生敦煌学研究精华,又作为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之一,于2017年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2年5月19日,正逢姜亮夫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倾注着这位楚辞学家、敦煌学家和语言学家毕生心血的1300多件史料,由他的家人捐赠给浙江大学档案馆,尔后在浙大紫金港校区图书馆展出,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强烈反响。
赵声良是继承传统、再创敦煌研究新篇的新一代云南人。赵声良也是昭通人,1964年生。还在大学三年级时,他从《中国青年报》上读到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接受记者采访时的一篇报道,称研究院现在正处于人才青黄不接时期,急需大学生来莫高窟工作,赵声良便萌生了献身敦煌研究的初心。1984年7月,赵声良毕业后直接背着行李,在北京站上了开往甘肃的火车,从此敦煌研究队伍里又多了一位云南人。
1996年,在《敦煌研究》杂志做了12年编辑的赵声良赴日本进修,先在东京艺术大学美术学部做了两年的访问学者,其后在成城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专业方向为美术史。2003年赵声良毕业回国前夕,收到了国内多所重点大学的“橄榄枝”,他却义无反顾地回到了敦煌研究院。悠悠35载岁月,赵声良脚踏实地,探幽发微,从《敦煌研究》编辑做起,继而任编辑部副主任、主任,再成长为研究院副院长、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春华又秋实,青丝变银发,承载着他献身敦煌研究的青春年华。
得益于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和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强大,赵声良赶上了敦煌研究的黄金岁月,他以莫高窟为中心,矫健的学术履迹到达全球范围的敦煌文物收藏机构,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作了广泛的学术交流,阐发精彩论点。他主持完成了《敦煌北朝石窟美术史研究》《敦煌隋朝石窟美术史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版了10余种专著,发表了100多篇论文,被授予甘肃省学术“领军人才”。
《敦煌石窟全集山水画卷》是2002年3月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出版的图书,赵声良通过敦煌艺术画中山水实例的剖析,系统介绍敦煌各历史时期的山水画的特点及发展脉络,反映出1000多年间中国山水画风貌随时代的变化,补充了宋元以前山水画迹稀少的缺憾。
2005年中华书局出版《敦煌壁画风景研究》是赵声良的代表作。是书对敦煌石窟自北朝到元代壁画中的风景因素作了全面调查,对说法图中圣树样式与源流、风景壁画空间构成与唐代画风、水墨山水与文人意识关系、榆林窟第三窟所体现的宋元山水画风对敦煌的影响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研究,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力。在《飞天艺术:从印度到中国》(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年)一书中,赵声良从更广阔的视野梳理佛教艺术的源流,以飞天艺术为核心,探讨了佛教艺术从印度到中国的发展演变,揭示了佛教艺术传播发展过程中的地域特征与文化内涵。
2014年,赵声良的新著《敦煌石窟美术史(十六国北朝)》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以新的美术史学方法对敦煌石窟美术的深入分析与研究。体现了赵声良对美术史学研究的独特思考和研究方法,也是他拟定《敦煌石窟美术史》研究计划中的第一部,是书于2015年在“第四届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中荣获优秀学术著作一等奖。《敦煌石窟艺术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于2015年8月出版),全书共分六章,按照时代顺序介绍并论述了敦煌石窟美术发展的概况。赵声良对敦煌石窟美术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集合了最新的材料与研究成果。在强调学术性的同时兼具可读性,该书精选了大量紧密配合各章节内容的插图,注重了图文互证,在语言和叙述方式上更偏重青年读者的阅读习惯。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2015年度中国好书”颁奖典礼上,从全国40多万种图书中评选出了28种获奖图书,赵声良撰写的《敦煌石窟艺术简史》入选榜单。
2019年春节前,赵声良的新作《敦煌旧事》一书由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主要追述部分长期坚守敦煌的学者之事迹,记录了与敦煌密切相关的人,作者希望人们通过相关人物的经历或生活片段,记住那些为敦煌石窟的保护与研究默默奉献终生的人们。
2019年4月8日,一条新闻从紫禁城传出,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接任单霁翔,为新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接着,赵声良出任了敦煌研究院院长。
袁嘉谷、姜亮夫、赵声良作为云南人的优秀儿子,胸怀理想、克难奋进,潜心探索、著述等身,为敦煌文物保护和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木基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