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理人被网红“挤”出古城
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这应该是下关最早的饵丝店,没有摆调料台,老板调出什么味道,你就接受什么味道,而且你发现没有,只要告诉收钱的那个人你要什么,结完账你坐下来就行,服务员绝对能在一屋子的喧闹声里找到是谁点的这碗饵丝,她们就是这么厉害。”
“过了那个关,就是大理了,所以龙尾关也是大理和下关的分界线,从那过来,就是下关。”
唐朝的天宝年间,也就是1270年前,大将军李宓带着10万的部队,也到过这个地方。
阿溪说李宓想要从龙尾关过去,打下南诏国的都城大理,结果在下关全军覆没,但白族人民还是把战死的遗骸收集了起来,盖了一座万人冢,就在现在的天宝公园里面。
“后来大理人也给李宓在苍山山脉的最后一座山——斜阳峰上,供养了一座神庙,叫将军洞,那里可以看到龙尾关,这就是我很不理解的地方,对当地人来说,李宓在历史上是个侵略者呀。”
这个家伙,是土生土长的大理古城人。十几年前,他不堪大理的喧闹,离开古城,搬到了下关。
“风花雪月”是大理的四个标识,对应的地理位置是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
这种充满诗情画意的叙事,在几十年前,把大理塑造成了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旅游目的地。
改变发生在2014年的电影,《心花路放》播出以后,黄渤在电话里大喊“去大理,去大理”,于是在电影梗的推波助澜下,大理从风花雪月的宣传方式,进化到了2.0版的网红古城。
在今年春节,那个曾经被视为中国西南地区的理想国、嬉皮士天堂的大理,变得人满为患。
一位来自上海的游客,在大年初四的时候,在朋友圈说“烦死刘亦菲和李现了”: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拍个大理的戏,弄得全国网红都到大理了,吃个面包都要排队,而且20分钟不挪步。
当时代周报记者在假期的尾巴赶到大理的时候,原本以为人潮已经回到工作岗位,却还是耗时近60分钟才从下关赶到古城。
“其实以前,不过就是20分钟”,阿溪在车里感叹,“现在也知足了,20多公里的路,终于不需要再开两个小时了。
作为大理古城里土生土长的人,他忽然提出了一个问题:你觉得大理,还是你当初认识的那个大理吗?
“当时全球范围流行嬉皮士,中国的香格里拉因为《消失的地平线》而全球走红,书里把香格里拉说得很神秘,是长生不老的世外桃源,所以变成了城市人回避现实生活的天堂。”
“但那时候香格里拉很远,很多人走到大理的时候,发现这个地方也不错,就在古城里租个院子住了下来,抽烟喝酒看书,也写书作画玩音乐,每天和当地人一起去菜市场买菜,也到三月街去赶集,他们真正懂得旅行的目的。”
就像东方这个词汇最早在西方传播一样,福楼拜甚至认为,幸福和东方是可以互换的两个词。
阿溪今年40多岁,在大理完成了9年义务教育。小时候,他放学没事的话,也会和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玩游戏。
在他眼里,那个时代的陌生人是懂生活的,甚至会思考人生意义,那些生活方式和看待世界的角度,也开始慢慢塑造阿溪。
比如他不爱去人多的地方扎堆,不喜欢纸醉金迷,吸引他的是山涧里的一条瀑布,或者和朋友坐在一起发呆。
阿溪在古城里有个老宅子,他奶奶生前就住在那儿,他既不想把房子租出去,也不想住在古城,他觉得对于大理人来说,古城越来越不像古城。
△ 2008年,一位老者在洱海边散步 受访者供图(右边黑边为底片扫描的留痕,下同)
那年胡同参加了5.12汶川地震的灾后救援和报道,半个多月的时间,他在四川看到了太多的生死。
回到广州后,他开始反复做同一个梦:坍塌石板下的缝隙里,看到几个孩子,他们说叔叔别担心,我们还能再坚持一下,你去喊其他人来救我们吧。
接下来的画面是他自己变成了废墟下的孩子,从缝隙里往外看,天边正徐徐升起一轮红日……
于是胡同决定暂别工作。按照阿兰·德波顿的说法,旅行能表达出紧张工作和辛苦谋生之外的另一种生活意义。
那年8月,他去了大理,他说那一整个月,都在不停地闲逛和发呆,从喜洲到双廊,从风情岛到鸡足山。
那时候大理在他面前,就像白族妇女手里那只掉了色的塑料油漆桶一样真实,他看到洱海边驼运苞谷的骡子,一声不吭只顾前行;看到不知名的小庙里烟火,升腾起许愿人触不可及的梦想。
有一天,他甚至在古城里最繁华的街道、人民路上参加了半场婚礼,“新郎被新娘团‘胁迫’着,在去见新娘的路上,要到每个路过的酒吧里讨要一杯喜酒,酒吧的人会很开心,新郎也会很开心,只有本地人在人少的时候才这么玩。”胡同说。
△ 2008年 当地人在小庙前祈福聊天 图中的桌子上,甚至还有一只纸扎的白鹤 受访者供图
那年之后,胡同总是隔一两年就去一趟大理,他觉得大理的灵魂,是当地人即便被世俗社会包围而仍旧保持的恬淡、慢条斯理,他们似乎知道自己要什么。
他说正是当地人的生活方式,让他感受到了生命的另一种打发方式,这种方式或许不如朝九晚五那么光鲜,但却充满生命力。
但最近这些年,在大理红得发紫以后,他发现大理已经被民宿老板,餐饮投资人,点心师和咖啡职人所占领,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希望让大理古城的每一寸土地,都打造成流量密码。
那个在上世纪被嬉皮士发现的大理,那个因为白族的原生态而闻名的旅游目的地,如今正在消失。
就像艾略特在研究喜爱旅行的波特莱尔时说,他发现交通工具的美感,是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浪漫乡愁——那些驼运苞谷的骡子,如今已经变成了喝92号汽油的铁皮机器。
到了今年,胡同说那些美感在急剧衰退,尤其是守在古城店铺里的那些掌柜,口音已经开始非本地,云南人独有的尾音“噶”,听到得越来越少。
伴随而来的,是在任何大城市或者旅游景点看到的精品咖啡、天空之镜、外卖小哥、与扎脏辫的小摊,这些表现形式,盖住了大理真正的样子。
唯独剩下当地的就是饵丝饵块、鸡丝米线、乳扇、生皮这些独有的美食,但对阿溪和胡同来说,这些也已经不是以前的味道了。
△ 味觉记忆的掌控者是味蕾,它在儿时就开始收集信息 所以味道不受理智所控 受访者供图
“因为很有特色,所以很多外来人开始学着做,这当然也没问题,但最后他们打起了价格战,本地人觉得没什么意思,就退出了。唯一的好处是古城里吃的东西贵不起来,就是味道不大对。”
他说这几个月以来,已经是第四次上山了。“以前大理人都在自己家里设灵堂,后来大家搬到了小区,就要看小区里有没有共识,设置一个公共区域悼念先人,如果没有的话就会看看车库能不能办,实在还不行的话,就只能来殡仪馆了。”
过世的是阿溪发小的家人,那天晚上来了很多人,但他们的言行举止,像极了影视剧中的场景。并没有撕心裂肺的痛哭,而是大家围在火盆前,一边烤火,一边吃酒撸串,追忆逝者生前的点点滴滴。
第二天,当他们再次聚在一起的时候,也说起关于大理古城的变化,共同的价值观是认为这些变化是发展的必然。
“交通不便,出行困难,千遍一律的网红餐馆和打卡点,没有好吃的,也没有就业,这些年,我们自己都很少去古城了,甚至有朋友来玩,我们都不建议住在古城里面,没意思了。”餐桌上,阿溪的朋友们这么说。
在大多的县域一级的小城市,人际关系、或者说脸熟是重要的资源,在这个晚宴中的七八桌人里,都是大理本地人,彼此也都认识,他们如今大部分,都选择了离开古城。
潘西的祖籍是网红小镇喜洲,特产是喜洲粑粑,“我们一家都是最本地的喜洲人,现在一家子在下关租了个100多平方的房子,租金只有1000多块钱,反正喜洲是回不去了,只剩下有时候带孩子去看老人家的时候走一趟,在老房子附近喝一杯咖啡。”
作为本地人,潘西在喜洲小有名气,外地人盘了个铺面在他老宅子附近卖咖啡,总是会给他打个折,这是他在喜洲唯一的特权。
潘西说自己朋友在古城里有几座房子,地理位置不好,几乎是无人的小巷,后来周围的房主把屋子租给别人盖民宿,人气开始旺起来。“朋友想着也挺好,有客人出现,就自己做点儿吃的,可以挣点钱,但过了一阵子发现不对,人多了以后,物价就贵了,挣的钱实际上只是抵消了物价的上涨。”
甚至在古城里做餐饮的老一辈,也都离开了那里,“因为盘下门面的大多是外地人,他们这个群体之间没有感情,所以互相压价,然后再压成本,导致地方美食几乎消失了,那些老餐馆,反倒只能去下关开馆子,维持住了出品。”
但下关的高楼大厦也与日俱增,与今天的一线城市越来越像,终有一天大理也会和其他城市一样。
三毛如何能将撒哈拉沙漠描绘为“最美丽的家”?人类学的一个有趣的地方是,是好奇那些住在沙漠或者悬崖边的群体,身体如何与周遭环境厮磨,从而产生一个有异于城市的精神特质,要搞清楚这些问题,就是去过那样的生活。
但如果在异地生活也希望享受和城市一样便利,就无法理解当地人的生活态度和文化根基。
那么无论到那里,旅行者都会以城市化的逻辑来审视其他人。对于旅游来说,这多少有些狭隘。
不如说这是一种群体无意识,但它所导致的,是这样的一群人,将城市的生活逻辑带到其他地方,长此以往,不同区域之间的人文差异将逐渐消失。
“大理做的那个洱海生态廊道,是大理这么多年以来做得最好最好的事,把整个海西都盘活了,而且走在上面确实舒服,但我就搞不懂这样的地方,为什么要做个网红的心型打卡点,简直庸俗。”潘西甚至能接受不准在廊道上溜他的爱犬,也无法接受那个粉红色的异类。
对于大理人来说,暮色属于所有人,但暮色之后不想回家的那段时光,只属于大理本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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