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云南辞赋发展有什么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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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赋,作为一种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有所起源的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不仅仅在于辞赋这种文体本身就具有的美感和在艺术性上开拓上的价值,还在于中国辞赋文学当中所具有的极其丰富多样的内容,使其艺术价值被大大提高,直至今日也有着诸多学习借鉴的价值。
而在明清时期,云南地区的辞赋文学也开始随着时代的变化显现出愈发兴盛的情况,尤其是在展现云南本土地域文化上面,这些辞赋更是成了研究云南文化的重要工具,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最早在西汉时期,汉王朝就已经开始将云南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之内,中原与云南的联系也正是从此变得日益紧密。
直到元朝被灭亡,明朝为了消灭元朝在云南地区的残余势力,大量派遣军队进驻云南地区,并且在短短三年的时间就已经云南境内大部分地区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之内,而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明朝在原先元朝的基础上继续对完善云南当地的政治制度。
一方面,明朝设置了相当多的政权机构以管理当地事务,“领府十九,御夷府二,州四十,御夷州二……度官司三十三,御夷长官司二”,其职能不可谓不细化,控制不可谓不牢固。
另一方面,明朝还将土司制度——由中央王朝任命可世袭传承官职的人员来管辖地方,推广到了原先未曾覆盖的地区,使云南这一省份所囊括的疆域范围再度增加。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云南等今天的西南边疆省份外,明朝还曾在今天的缅甸、老挝、泰国等地区都实施过土司制度,土司制度也是在明朝时期发展到巅峰,这算是明朝强盛的一种有力体现。
除了相应的政治制度外,明朝政府还曾向云南地区实施过广泛的军屯制度,即命令士兵在当地生活劳作,从而实现军队的自我供给。
直到明朝万历年间,仅云南都指挥使手下就有多达二十三万的军屯士兵。正是有着稳固的制度以及强大的军事实力,才使云南当地的政治环境变得十分安稳,也才为后面云南在各方面的发展创造了最为基本的条件。
正是由于政治上的稳定,云南的整体经济也在明清时期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增长态势。前文已经说到,明朝时期在云南地区实行了广泛的军屯制度,大量士兵带来的不仅仅是当地的社会安全,同时带来的还有对土地的大规模开垦和充分利用。
在明清之前,由于云南地处偏远,加上其境内本身较为复杂的地形,导致当地即便是在以农耕活动为主要生活生产形式的中国,在土地开发上面也依然存在着严重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云南经济的发展自然难以跟上内地的脚步。
而随着当地农业产量的增加,云南地区的其他方面也相应地得到了提升,甚至展现出当地特有的优势。
出于农田灌溉以及防涝防旱的需要,云南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活动,仅在明朝时期就修建了多达一百六十二个堤坝水闸。
而在矿石开采方面,谢肇淛曾在《滇略·产略》一书当中有着这样的记载:“银矿共十二有三所”、“铜矿十九所,铅矿四所,碌矿一所”。除了金属矿藏外,云南当地还有着三十七口盐井,对维持云南当地的社会稳定以及促进经济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久而久之,云南当地的人口逐渐增多,并且在政府的鼓励下继续向边荒地区开拓,原先了无人烟的山林之中终于充满了浓厚的生气。
正是伴随着这种经济日益繁荣的趋势,云南当地居民不再仅仅着眼于吃饱穿暖,而是开始有了更高的精神追求,写词作赋便是体现之一。
自从云南从汉朝时期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范围之后,云南与中原漫长的文化交流过程便已经开始了。一方面,云南本地文化传入到中原当中,其中包括当地神话在内的一系列事物成为了中原汉人在进行文化创作之时的灵感来源与创作素材。
另一方面,汉文化也在逐渐渗入到当地,正如《书》中所描绘的那般:人知礼乐,本唐风化。直到元朝建立、云南重新纳入中原政权的直接管辖当中,这种影响继续加深扩大。可以说,早在明清之前,云南就已经有了相当深厚的汉文化基础。
明朝建立后,由于汉人的大量迁入以及明朝政府对于云南地区的统治力度的加强,云南当地的社会结构和民族构成发生巨大改变,汉文化自然也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尤其是随着明朝政府开展一系列文教活动以来,如推广科举和儒学、大量开办书院,更使汉文化深入人心。
清朝建立后,不仅这些汉化措施的力度没有得到削减,反倒废除了明朝时期实施的土司制度,改用“改土归流”的政策,即由中央政府直接派遣有任命、可调动的官员来对当地实施管控和治理,对推动当地社会的发展来说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另外,即便是在创作手法上,云南辞赋当中有时也能看出明显的、富含当地文化的世俗化色彩,这也是中原辞赋不曾具备的。
就算仅仅从辞赋这一问题本身来看,其实就已经是云南当地居民对于汉文化学习相当深入的体现,从中展现出浓厚的汉文化风格。但是,除开辞赋这一文体来看,云南辞赋在内容和题材上面又具有深厚的地域文化特色。
明清时期的文人致力于将云南本地的独特风景、地理自然以及人文风情全部描写到自己的作品当中,如杨永芳在其作品当中《鸡葼赋》中所写的鸡葼,陈以忠在其作品《火炬赋》当中所描绘的火把节,都是云南本地才具有的风情,这也是云南辞赋有别于中原辞赋的首要特征。
另外,即便是在创作手法上,云南辞赋当中有时也能看出明显的、富含当地文化的世俗化色彩,这也是中原辞赋不曾具备的。
而如果我们将目光放到云南辞赋的主题上来看,则同样有着相当明显的地域化特征。一来,在长期的滇汉文化交融的情况下,云南本地文人已经普遍接受了儒家思想,“昔若水闻生乎颛顼,今朝宗似忠乎尧舜”、“德不逾闲兮尊孔孟,心常安处兮接唐虞”等语句便是这种接受的最好证明。
二来,相比于其他省份,云南在明清前与中原王朝之间并非处于长期的直属关系,这导致当时的大一统主题成了云南文人最为偏爱的主题和最好选用的素材,其内容也因此呈现出浓厚的歌功颂德色彩。可以说,汉文化文化主要体现于辞赋的内容和手法上,滇文化汉化则主要体现在辞赋的主题上面。
辞赋作品当中对于云南本地的描写,最早在西汉时期便已经出现在了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当中:“巴渝宋蔡,淮南干遮。文成颠歌,族居递奏。”其中的滇,便是指的云南,意思是滇人擅长唱歌。此后在扬雄的《蜀都赋》、班固的《东都赋》等作品当中也都或多或少地提到过云南。
然而,由于云南地区地处偏远,且当地少数民族众多、并非早期汉人的聚居地,这使得云南早期往往只是以一种陪衬的身份出现在中国文学作品当中,用以衬托出中国的地广物博。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云南文人在进行文学创作之时也产生了相当复杂矛盾的心理。
一方面,汉文化在与滇文化的相处当中居于明显的主导地位,滇人又是生活在以汉人为主的王朝的统治之下,从而导致云南本地文人在面对汉文化时,总是难免地流露出来一定的自卑感,极度渴望获得中原主流文化的接纳和认可。因此,他们在进行创作之时会竭尽全力地描绘云南本地的各种奇特自然风光及人文景象。
当然,这不仅是希望家乡被中原内陆接受,同时也表达出他们本人希望获得政府重用的心态。另一方面,在摆脱原始的蒙昧状态后,云南本地文人也开始为家乡的文化感到自豪,语句中也显现出骄傲之感,这是一种文化自信。因此,在这种文人本身的矛盾心理状态下,云南辞赋自然也呈现出不同于中原辞赋的特征。
总的来说,云南辞赋文学之所以能够在明清时期迎来自己的繁荣时期,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本身的独特环境。在政治上被稳固后,云南社会的经济与文教事业也终于得到了全面的、长期的、快速的发展,为文人的出现及文学作品的创作建设了一个非常有利的环境,这是前朝不曾出现过的。
另外,也正是这种巨大的变化,加上云南本地有别于中原地区的特征,使云南辞赋也呈现出自己的独特特点,为中国辞赋文学的丰富做出了巨大贡献。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