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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传统文化蕴含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023-04-30 02:18分类: 云南历史 阅读:

  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指出,“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社会主义主义核心价值观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丽江虽处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但以世界文化、记忆、自然3个遗产为代表的丽江传统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蕴含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的核心是富国富民、强国强军。消除贫困、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实现富强,也是各族人民绵延数千年的企盼和梦想。丽江在明代曾一度处于滇川藏交界区域中的富强地位,明代丽江的“富强”,首先是建立在自觉的国家认同与中华文化认同基础之上,极具边地民族特征,其突出表现有三。

  追求“富强”是丽江先民最大的愿望。解决温饱与实现安居乐业的愿望,首先体现在“吃饭了吗”这句丽江各族民众最常用的传统问候语之中。“饥饿”是丽江先民生活中的常态,故人与人之间见面时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对方“是否吃饭了”。据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记载,丽江纳西族等各族民众长年“跣足”“一岁之粮,圆根已半,贫家盐外,不知别味。”可知那时的广大民众长年穿不起鞋,一年内的口粮芜菁占了一半,其饮食简单到除了盐味之外,不知还有其他味道,可知贫困之深。明代以后,丽江民众“一岁之粮,圆根已半”的生产生活状况有所变化,据有关史料,丽江纳西族地区种植的农作物品种已达到近百种,其中,粮食作物品种有30种左右,畜牧业、商贸、手工业等也有明显发展。当然,广大民众贫困的生活状况并没得到明显改变,渴望解决温饱与实现安居乐业仍然是丽江各族民众最普遍、最迫切、最根本的要求。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温饱问题的逐渐改决,“饭吃了吗”这一问候语也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环境,成为一种历史的记忆。

  追求“富强”与维护国家统一、“诚心报国”“辑宁边境”相结合。丽江虽地处边远,但各民族自古具有强烈的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历史文化传统。东汉时期的“白狼献歌”,最早记载了丽江先民“心归慈母”的国家认同意识,在“元跨革囊”“洪武西征”“平定三蕃”“改土归流”等重大历史事件中,丽江先民为维护国家统一、促进边地稳定团结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纳西族先民深切认识到丽江要发展,首先要自觉融入国家发展的战略大局,争当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的排头兵,努力推进国家富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才会有边地少数民族地区真正的安宁和发展进步。边疆地区的安定团结也是国家实现富强必然要求,实现边地的团结稳固发展,必须依靠边地各民族的拥护支持,结成中央朝廷与边地各民族团结发展的命运共同体。正如明代木氏土司木高在《万德宫碑记》中所说,“边土宁,人民乐矣;人民乐,五谷丰矣;五谷丰,仁义兴矣。”

  明代丽江木氏土司深知忠君报国、保境安民符合国家利益,更符合丽江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诚心报国”才会获得中央政权的扶持,也才会获得丽江各族民众对土司统治的认可和拥护,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木氏土司始终把“诚心报国”,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和边境安宁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历代土司坚决服从国家调遣多次率军出征,为维护边境安宁奋勇当先,屡立战功。明代后期朝中多事,木氏曾不断给明朝廷“捐资助饷”,其中,土司木增不仅“屡输多金”,捐献给中央财政的银子达3万多两(而丽江府年应上交的国库银只是几百两),更难能可贵的是围绕富国强兵积极建言献策,比如,木增上书明朝皇帝的《陈言十事》中,提出了敬天法祖、爱身修德、爱民、用贤、讷谏、辩邪正、慎刑、重信、平辽、圣学等10条治国理政主张。丽江纳西族的忠心报国的行动得到明朝廷的高度认可,历代皇帝不断给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授职加封奖誉,其中御赐的“诚心报国”“辑宁边境”“西北藩篱”“南国干城”等金牌、封诰、题字多达数十次(件)。这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并不多见。

  追求“富强”与因地制宜发展地方经济,不断增强实力,争取“富冠诸郡”,推进滇川藏交界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相结合。明代的丽江,在文化上位居前列,《明史》中称云南诸土司“知诗书、懂礼仪,以丽江木氏为首”;在经济上同样处于优先的地位,《徐霞客游记》中称当时的丽江“富冠诸土郡”。从两个数据中足以说明丽江之富有:明代,西南地区类似丽江这样土知府每年应上交国家的库银任务不足1000两;清代丽江“改土归流”后,丽江府年实际上交的国家的库银为745两,丽江府全年经费需银4600两。这说明丽江府每年正常的资金支出仅为5000多两银。可是,据有关史料,木增任土司时先后捐款数就达10万两左右,其中,捐献给朝廷的有3万多两;捐赠修建鸡足山汉传佛教悉檀寺等寺院、在藏区修建藏传佛教寺院的也有数万两;还有为修建鹤庆孔庙捐款、修建木府忠义坊等等。明代丽江经济实力远远高出周边诸郡,主要是因为丽江在明王朝的支持下“辑宁边境”的同时,十分重视因地制宜发展地方经济,大力发展农业,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境内耕地面积比明初时增加了一倍多;工商业快速发展,丽江成为茶马古道重要商品集散地;大力发展矿产业,史称丽江“产矿独盛”,所开发的金、银、盐、铁、铜、皮革等产品远销周边地区及内地。

  明代丽江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对此,著名学者任乃强先生认为,丽江曾是促进康滇间发展的“第一动力”。任先生在1934年问世的《西康图经》中说,丽江先民“摩些为康、滇间最大民族,亦最优秀之民族也”,并指出历史上开辟康、滇间地区出现的“三大动力”中,丽江先民“创文字、立制度、兴政化”的“图强活动”,为推动康滇间历史发展的“第一动力也”(第二动力、第三动力为“元跨革囊”与“黄教的输入”)。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在追求丽江富强新目标的实践中,对于丽江传统文化中追求“富强”的丰富内涵,值得加以总结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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