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革命的胜利和革命成果的巩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从一个更加广泛的时期来看，辛亥革命之后，又有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直至大革命时期。辛亥革命的火炬，也从湖北武昌，依次传递到江西、云南、广东、湖南等地。殊可纪念的是，从武昌首义到大革命之间，唯有护国运动取得了胜利，而这场胜利是由偏处西南边陲的云南发起，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创造了革命战争的奇迹。重访当年云南护国运动留下的历史遗迹，更感梁启超所言：云南“以一隅而抗天下，开数千年历史之创局；不计利害为天下先，拯国命于垂亡，当为全民感谢。”

　　和湖北一样，辛亥革命前，在云南的新军中也四处蔓延着革命的火种。尤其特殊的一点是，云南的同盟会员和革命者依托云南陆军讲武堂，在新军的中下级军官中大量发展革命者，掌握了革命的武装力量。使云南不仅成为较早响应武昌首义的省份，更在袁氏窃国称帝的关键时刻接过了辛亥革命的火炬，发动了武力讨袁，带动全国的“倒袁风潮”，击碎了袁世凯的皇帝美梦，成为再造共和的英雄之省。

　　出云南蒙自城区，往北10公里，就来到草坝镇碧色寨村的碧色寨车站———中国最早的铁路车站之一、滇越铁路上曾经唯一的一座特级站。古旧的站房、窄窄的“米轨”，这座依然保持着原貌的车站再现了当年滇越铁路的情景。在站房周边，外国大公司、洋行修建的栈房、仓库、宿舍和酒店诉说着当年的繁华，云南的锡、铜、大米、毛皮等资源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运往国外，西方的机械、商品和武器也从这里输入云南。还有两件事物通过这条铁路频繁进出：走出去的是人，输入的是各种新的思想。

　　1910年3月31日，一辆法国蒸汽火车驶入昆明，滇越铁路在这一天正式通车。这条铁路是法国殖民者将云南纳入其势力范围的重要手段，但也为云南打开了一条便捷的走向世界的通道。云南从交通极为不便的边陲僻省，一跃成为出入便利的西南重镇。而且这条通道取道越南出海，避开了清廷严格的管制和检查，更成为新思潮、新事物进入西南的捷径，尤受革命者青睐。

　　就在滇越铁路通车当天，云南陆军讲武堂布置的作文题目是《观滇越铁路通车有感》，总办（即校长）、同盟会会员李根源在全校学生面前失声痛哭，他说：“云南已沦为法国殖民地，亡国、亡省之祸迫于眉睫，希望大家牢牢记住今天。”

　　当1913年袁世凯解散国会，秘签“二十一条”，图谋复辟帝制的企图越来越明显的时候，面对“二次革命”失败、全国大部分省份被北洋军控制的局面，革命党人纷纷将目光投向了云南。不管是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还是梁启超的进步党等组织，都曾派人赴云南策动武装起义。

　　众望所归寄托于“重九”起义的领导者、后被民众称为“护国军神”的蔡锷将军。不但云南频繁派人和身在北京的蔡锷联系，他的老师梁启超也秘密联系谋划反袁。而袁世凯更是对他严加看管，时刻派人紧盯，形同软禁。蔡锷则一边秘密谋划返滇起义，一边虚与委蛇、机智的与袁世凯周旋。蔡锷的这段经历在后世成为传奇，被人们演绎出众多的版本，并成为文学、戏剧和影视反复上演的题材。

　　蔡锷借道日本、越南返回云南，走的正是这条滇越铁路。1915年12月21日，碧色寨车站再一次热闹起来，数千民众聚集在这里，翘首盼望着铁路的方向，准备欢迎千里辗转归来的蔡锷。蔡锷的专列正从河口向碧色寨方向驶来。

　　蔡锷在碧色寨总共只停了十多分钟，但这十多分钟又是一个传奇。碧色寨文管员杨国柱老人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他的姑爹曾向他讲述过亲历现场的情景。当时，袁世凯密派刺客，混在欢迎的人群中，企图刺杀蔡锷。幸而蔡锷的手下察觉了袁世凯的阴谋，当火车停靠车站时，只有蔡锷的警卫下车，打死了企图行刺的两名刺客，而蔡锷已经提前下车，从山后绕过车站，在列车出站后再上车。“这片空地以前是堆货的地方，那天也挤满了欢迎蔡锷的民众。”杨国柱指着站房下方不远处一块空地说，蔡锷重新上车，确认安全后，在这片空地前向欢迎的群众发表了简单的讲话，表达了护国讨袁的决心。

　　杨国柱的说法与史料记载蔡锷未下车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碧色寨都成就了“护国运动”中的一段传奇，这也是蔡锷起义前冲破的最后障碍。随后，火车直抵昆明，蔡锷与云南的革命同道一起，举起讨袁护国的大旗，轰轰烈烈的“护国战争”由此开始。

　　护国运动，又称“云南起义”。诚然，这是云南在革命中的历次起义里最大规模的，但其实，起义的火种可以一直追溯到位于云南东南端中越边境上的一个小城———河口。

　　今天，河口是云南边贸的重要口岸。中越边贸城里熙来攘往，口岸大桥上重型卡车不断轰鸣而过。100年前，因法国殖民者修筑的滇越铁路大桥架设于此，河口也曾是中越边境上盛极一时的商贸口岸。在距离老铁路桥头不远处，河口海关旧址———一座略带南洋风格的老房子依然静静地守着这座桥。在这座旧址的门口，还挂了一个醒目的牌子：“河口起义纪念馆”。

　　当年同盟会组织的武装暴动多选择在清王朝统治较薄弱的边境地区。正是因为当时河口的繁荣和地理上的重要，孙中山决定在河口举行同盟会组织的第六次大规模武装起义。起义者从广西镇南关进入越南境内，再从越南向河口进攻，首先就攻下了铁路桥边的海关。应该说，这是同盟会组织的武装起义中比较成功的，革命者在起义清军的配合下占领河口，军队发展到1000多人，兵锋直指蒙自。

　　在河口起义纪念馆的院子里，一尊1吨重的革命军铁炮至今仍威严地蹲守于此。历经百余年，几无锈痕，黝黑的炮身上铸造商的标志和铸造时间1861等字样清晰可辨。据纪念馆工作人员介绍，这尊铁炮本为英国替清廷铸造，在河口起义中被起义军缴获并使用。

　　今天，铁炮的炮口依然指向北方———它当年发出深沉怒吼的方向。民国史专家伍立扬表示，河口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其对云南的影响却十分深远。铁炮射出的炮弹点燃了云南这片革命沃土的革命火种，为云南之后的革命壮举奠定了群众基础。

　　时间很快转到1911年，武昌首义的枪声传来，通过云南陆军讲武堂在新军中发展了足够的革命力量的云南革命党人迅速行动起来。从武昌首义后第5天开始，蔡锷、唐继尧、李根源等革命党人先后5次举行秘密会议，策划筹备武装起义。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晚，革命军发动起义，第二天攻占昆明全城，“重九”起义成功。此后，云南其它地区也发生腾冲起义等，数日之内，云南全省光复。云南成为继湖南、陕西之后，全国最早最成功发动武装起义，响应武昌首义的省份之一。由河口铁炮引燃的革命火焰，在云南经久不熄。

　　春城昆明，今天是西南地区最繁华的都市。在这座都市最热闹的护国路步行街中段，地面之下隐藏着一座特别的桥梁———护国桥。

　　这是一座古朴典雅的双拱石桥，桥长23米、宽17.5米，桥面与路面基本平齐，桥身位于地面以下。从远处看，护国桥呈典型的中式拱桥造型；走进下沉式护国桥广场细看，桥面两边出檐均未卷鼻的大象造型，显出浓重的南洋风情。

　　“我小时候这里就一直有护国路、护国桥的地名，但没有人能说清楚护国桥到底在哪里，这地名从何而来。”带领海南日报记者寻访护国遗迹的云南日报记者刘晓颖说，直到1999年人们在修路的时候发现了已被湮埋地下50多年的护国桥，这个地名之谜的答案才被揭开。

　　在昆明这座发起“护国运动”的英雄之城，再造共和的英雄们一直没有被人忘记，以护国为名的遗迹也不仅护国桥一处。在护国桥方圆数百米的地方，还分布着护国路、护国门、护国纪念标等。

　　1915年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革命者在昆明通电反对袁世凯称帝，宣布云南独立，旋即建立云南都督府。此时，双方的力量对比相比“二次革命”时期更为悬殊：宣布独立的仅云南一省，讨袁护国军兵力约2万人，且财政极为困难，军队出征的开拔费用还是几位革命领导者变卖家产筹集而来；另一边，袁世凯控制着全国大多数省份，调集了北洋军和附属军队8万多人，军饷兵械充足。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北洋军的优势兵力对讨袁护国军却无可奈何，特别是面对蔡锷指挥入川的第一路军一败再败。也就是在这次战争中，讲武堂模范毕业生朱德崭露头角，表现出优秀的军事指挥才能。战争的胜利改变了力量对比，全国多省响应云南独立，袁世凯众叛亲离，黯然下台，不久病亡。历史的进程再次回到民主共和的轨道上。

　　孙中山曾评价护国运动：“云南起义，其目标之正确，作战之勇敢，以及民心之振奋，响应之迅速，与黄花岗之役，辛亥武昌之役，可谓先后辉映，毫无轩轾，充分表露中华民族之正气。”

　　护国运动之后的第4年，昆明人民为表纪念，拆除了昆明南城墙靠东一段，修建了一座三孔拱形镂花大铁门，称之为“护国门”，并在门外的护城河上建造了双孔石拱桥———护国桥，同时将连接护国门和护国桥的绣衣街加宽改为石砌马路，取名“护国路”。这就是纪念云南护国战争胜利的三大工程。

　　这些工程也几度兴废，但最终仍被人们珍惜与保留下来。护国桥1952年在旧城改造时湮没地下，于1999年在原址被发现并修复；护国门几经拆除，又于1995年在南屏街与护国路交叉路口重新被竖立起来；竖立在它旁边的还有后来被搬到护国门旁的护国运动纪念标。

　　漫步在今天的护国路上，这些带有“护国运动”标记的民国时代的宏伟建造，在周围高大气派的现代建筑和喧嚣街市中，已显得毫不起眼而落寞静寂，但它们依然矗立，三棱形的铁质护国运动纪念标犹如利剑一般直刺长空，它锐不可挡的气势似乎在告诉人们：历史的大潮所指，人们从未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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