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习总书记在近期的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要通过党史学习教育，深刻把握中国为什么“能”的本质内涵，精准悟透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核心要义，深切感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主旨精髓。我们这期推介的《中共云南地方史（第一卷）》，是云南党史的权威著作。读党在云南24年的革命历史，让我们更加深入领会习总书记近年来对党史所作出的一系列深刻论述，更加理解党史是怎样一部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中共云南地方史（第一卷）》，2001年出版，是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为庆祝中国成立80周年，历经近20年准备、5年反复修改后完成。这本书对理解党在云南的历史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原因有二：

　　首先，它诞生在20年前，当时很多历史亲历者还健在，并在书中担任顾问等角色。这本书中所涉及的历史时段，主要是1926年云南地方党组织成立至1950年云南全境解放之间的24年。这期间，党组织的活动主要处在地下状态，很多基础的档案材料并没有保存下来，所以有亲历者的回忆和参与，更大程度上保证了历史的真实性。

　　其次，这本书被列入“九五”期间党史工作规划，是作为世纪之交的重点项目来组织力量，当时省委十分重视，给予大力支持。所以，这本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著作，而是各方面合力的产物。对此，编者总结说，“编写组将征求意见稿、送审稿前后三次分送中央党史研究室、省委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各地州市党史研究室、省内外有关部门，省委常委、原省级老领导和原野战军、地下党、边纵的部分老同志征求意见，并分片区和专题召开了若干座谈会。”“许多老同志不顾年高体弱，认真审读书稿，从内容、观点、结构、史实和文字表述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为了在纷繁复杂的材料里梳理出一个完备的革命时期党在云南的地方史，云南党史工作者们十易其稿，精益求精。

　　《中共云南地方史（第一卷）》，一共678页，49万字，分22章（引言、结语、后记除外），皇皇巨著，勾勒了云南从1926年11月中共云南地下组织建立，到1950年2月全省解放期间24年的奋斗史。这24年，是中国领导云南各族人民在云岭高原上进行的一场有史以来最深刻的革命。其间经历了大革命运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严酷斗争考验。这24年，是充满光明和希望、也经历曲折与坎坷的24年。这24年里，无数先烈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这24年，中国云南地方组织在斗争、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的艰苦历程中，结合云南地处边疆多民族的实际，进行了许多积极的探索和实践，这些宝贵经验，不仅是中国历史宝库的一部分，也是今天我们继续做好云南各项工作的思想宝库。

　　《中共云南地方史（第一卷）》有非常多的细节，值得我们一一去展开介绍，我们杂志近年来陆续介绍的党史上一些英雄人物、传奇事件，以及党在民族地区的工作，很多也都在这本书的叙述范围。但限于篇幅，这次我们着重介绍该书涉及的一些宏观方面的结论，更多细节的故事，我们留在以后的内容去呈现。

　　从宏观角度看中共云南地方史，首先应该明确的是，“中国的领导是云南各族人民历史性的必然选择”。这并不是一个想当然的结论，而是党领导云南各族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艰苦卓绝斗争历史的客观总结。

　　就拿帝国主义的压迫来说，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毗邻、国境线公里的云南，是近现代历史上中国遭受直接入侵和压迫最为深重的地方之一。1875年的马嘉理事件和此后的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战争、法国1895年对普洱府地界勐乌、乌德等国土的强占、法国强筑滇越铁路、1934年英国入侵我国造成的“班洪事件”、中英几次勘界中对我国土的侵占，以及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对云南的轰炸和军事入侵，这些著名的历史事件发生在云南，给云南各族人民带来了苦难。

　　面对这些压迫，面对国家主权和边疆危机，云南各族人民都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精神。但是另一方面，当权的晚清政府、云南军阀、国民政府他们怎么对待这些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压迫？他们常常选择妥协退让，选择牺牲各民族的利益，置各民族的苦难、反帝精神和爱国热情于不顾。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中国从成立以来就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以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为己任。即使在革命初期，在党的力量还十分弱小的20世纪三十年代，党的地下组织和流落边疆的党员，就积极团结各民族和进步爱国人士，在“班洪事件”、中英勘界等反帝斗争中扮演重要角色。至于后来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地下党组织更是在城市、乡村、学校、军队等各个领域，以各种形式参与，甚至领导着云南的抗战，最终打败了19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妄图灭亡中国的最凶悍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

　　云南各族人民在近现代以来的真实生活处境，不外乎贫穷、饥饿、疫病、社会动乱、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等等。而且上述因素经常互相交织，所以云南近现代的历史实实在在是一部苦难史。我们对这段苦难史了解越多，越能理解中国为什么“能”的本质内涵，当然也更加理解中国为何是云南各民族的必然选择。

　　为实现云南各族人民的彻底解放，这24年间，中共云南地方党组织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比如，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云南第一届省委书记王德三，与同志李鑫、刘平楷、赵祚传、李国柱、吴澄、张经辰、赵琴仙、杜涛、张舫等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党组织遭受了严重挫折，5年后才得以恢复重建（1930年至1935年）。

　　1935年党组织恢复重建后，也经历了1941年康泽的大逮捕计划、“一二•一”惨案、“七一五”事件中近千人被逮捕、“九九”整肃事件中400多人被捕以及武装斗争中敌人处心积虑地对游击根据地的“围剿”。在解放战争中，杨治廷、孙兰英、毕恒光、李承华、蒋永尊、傅发焜、谢海量、席淑筠等一大批云南各族人民的优秀儿女壮烈牺牲。

　　这24年的云南革命斗争史毫无疑问是一部“云南历史上的英雄史诗”，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诗篇中光荣的一页。

　　《中共云南地方史（第一卷）》还从云南特点出发，总结了党在云南斗争史中的特殊贡献。该书指出，云南具有边疆多民族的特殊性，这使得斗争异常复杂、艰巨。

　　群山峡谷的地理造成了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各民族长期保存着各自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形成大大小小的民族上层、地方实力派，并割据一方，外来势力很难进入，加上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得云南各种矛盾错综复杂。

　　云南这种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民族的现实，对党组织的发展和斗争，有弊也有利。1927年叛变革命后、1941年“皖南事变”后、1947年党中央作出云南发动武装斗争开辟第二战场的部署后，云南地方党组织都审时度势，一次又一次把革命队伍拉到农村，通过创办学校、通过统战工作，使党组织不仅与农村、群众结合，还与各民族深度融合。

　　例如，1927年，从广州归来的员杜涛（烈士）在蒙自开展工作，4月建立了中共蒙自支部，通过办平民读书班和平民夜校等形式，发展起了查尼皮、倘甸、小东山据点，使之成为大革命失败后荫蔽、训练和输送干部的基地。此后1928年1月，小东山发生了中国领导的云南“第一次武装行动”。

　　查尼皮是彝族聚居的山村，“小东山暴动”后党组织重心转至山区，经3个多月努力，在附近10多个村子建立了党支部和10多个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800多人。1928年8月，党组织在此地还开展了一期工农干部训练班。10月13日，同样是在这里，党组织召开了“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省特委委员，以及各地党组织参加了会议，会上做出了准备秋收起义的决议——党组织计划在阿加邑组织秋收起义，按计划，彝族党员李开文担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起义失败后杜涛牺牲，践行了“一片丹心为革命，誓将头颅报中华”的誓言。

　　在蒙自与文山交界的农村集镇洒戛竜小学任教的李国栋经杜涛介绍，在蒙自加入了中国。他以教书为掩护，经常到周边的少数民族村寨走访，向学生家长宣传革命，培养农民积极分子，创办农民夜校，吸收少数民族青年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宣传党的主张和民族政策。1927年底，在此成立了文山县最早的党支部。12月，中共云南特委书记王德三到这里传达“八七会议”精神。

　　在洒戛竜小学附近的小塘子苗族村寨，党员张乃猷也到这里开展工作，用“认亲戚”，筹办学校等方式，团结、启发了当地苗族群众。1928年3月，这里建立了一支党领导的20余人的苗族武装游击队。

　　在滇南，王德三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搜集了少数民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大量资料，认真研究总结在民族地区工作的经验教训，写出了长篇宣传材料《夷经》（又称《苗夷三字经》）。《夷经》总结了少数民族历次反抗斗争失败的教训，是因为没有政党领路，“夷杀汉来胡乱干”；分析少数民族受苦的根源是田地被官场田主霸占；指出苗亲夷亲要过好日子，“只有自己靠自己”、“齐心联合挣天下”；指出革命的步骤和方法，是“党引上路跟着走，想要成功要争斗”、“麻线织布做衣裳，草凑一处盖成房”，团结起来闹土地革命。《夷经》还特别宣传了的民族平等政策，指出“官场田主是汉人，汉人还有工农兵”，“工农兵，不分夷汉一条心。一条心，仇敌朋友要认清”，“推翻军阀，消灭田主，夷汉平等同办工农政府”。《夷经》朗朗上口，在滇南广为传播，被少数民族称为自己的“经书”。这部从革命斗争实际出发编创的作品，是中国较早的宣传民族政策，从事民族工作的经典之作。

　　上述都是大革命时期，党组织深入少数民族聚居的乡村开展工作，发展党组织的一些事例。从大革命时期开始，云南党组织就意识到党的群众工作中“民族工作的极端重要性”。1927年制定了《少数民族问题大纲》，1928年7月，王德三在党的六大发言时进一步指出，云南、贵州、四川少数民族，“在民族感情上，很易团结，他们的斗争反抗是很有力的。我们在云南曾屡次讨论……我认为在农动中是值得注意这一问题的”。

　　《中共云南地方史（第一卷）》总结说，云南党组织24年的斗争历程，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从云南斗争的实际出发，逐步摸索出与云南革命形势相适应的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经过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经验积累，抗战时期党组织就更加注重民族工作，注重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以至“到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的全省大规模的人民武装斗争，都是在少数民族地区首先发动，并以这些地区为中心根据地向四周发展，最后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所以，“可以说，在云南，没有民族工作，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胜利”。

　　总结中共云南党组织的工作成就，显然不是这篇文章能够包含的。抗战时期，特别是“一二•一”运动前后党组织的工作，以及党的统战工作，其内容及意义大大超出了云南全省的范围，深刻影响了此后全国性的党组织发展和解放战争的进程。这些话题，以及党的很多革命先烈的经历，和他们在城市乡村，在民族地区，在党组织设，在民族教育、民族干部培养等等领域的工作，我们此后一一加以介绍。

　　总之，如果说，党在云南24年的革命斗争史，是一部英雄辈出可歌可泣的历史，那么《中共云南地方史（第一卷）》一定程度就是这段历史的“英雄史诗”，是需要我们反复去阅读，把它读得越来越“厚”的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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