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祁阳，地处永州西北部，毗邻冷水滩区，东抵常宁市，南临新田、宁远、双牌和桂阳县，北接祁东县。黄帝时“划野分州，祁为湘上游”。舜帝时，祁阳为“荆州南境”。地形以山地、岗地、丘陵为主，地势南北高、中部低；南陲阳明山脉，重峦叠嶂；北部四明山、祁山山脉起伏连绵。祁阳历史上有“鱼米之乡”的美誉。

　　祁阳市文明铺镇尚志村是刘金轩的出生地。这里的土是红色的、杜鹃是红色的。红土地、绿树林，流淌的山泉、低矮的茅屋，还有那山、那水、那牛与炊烟，构成一幅如诗的美妙油画。我们行走在这幅油画里，有一路鸟虫隐隐的啁啾声。

　　祁阳市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王晓毛介绍说：“尚志村以刘姓为主，是个大姓家族。1908年9月18日，刘金轩在这里出生。其父刘起文时年24岁喜得贵子，高兴得笑眯了眼。见人就发喇叭筒旱烟。刘金轩出生时，哭声洪亮，因此在取名时，按辈分叫刘发宏。”

　　刘金轩的祖辈都是挑盐汉子。刘金轩的父亲刘起文13岁就接过磨得光亮的栗木扁担下连州，把盐挑在肩上，用汗水把草鞋磨烂，风里雨里，刘起文本来挺拔的腰如同大雪压过后的青松样弯了。

　　刘顺宁是刘金轩的第六个女儿，脸型酷似刘金轩，她说：“爸爸出生后的第八天，家里断了粮食。爷爷看着奶奶怀中嗷嗷待哺的孩子以及奶奶两天没有吃一粒米而饿得脸色苍白的样子，蹲在墙角欲哭无泪。奶奶见了，有气无力地对爷爷说‘起文，家里断了粮食，你还是出去挑盐寄钱回来吧，不然，这个崽也带不大了。’爷爷听了，猛然站起来，抓起栗木扁担跑了出去。祁阳虽然是鱼米之乡，却不产盐。文明铺等地的盐，产自广东连州。从祁阳到连州算起来有千多里路，走的都是弯弯山道。中国盐路上，不知道有多少人客死他乡。爷爷很幸运，没有客死他乡。”

　　刘金轩启蒙读书的那一年，刘起文便把油光泛亮的栗木扁担束之高阁，不愿让刘金轩吃挑盐之苦，他租了本村大地主刘仁义的几亩山地，开始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

　　时间进入1926年春，刘金轩跟往年一样，随父亲在地里播种，期盼秋天来时收获沉甸甸的硕果。种子播下去不到三天，刘仁义的管家带着几个气势汹汹的家伙来到刘起文家，告诉他们所租的山地已经转租给别人了，从现在开始，解除租地契约。

　　播下的种子连同租的山地转眼变成了别人的，刘起文便哀求说：“我们都是一个祖宗下来的，何必逼人太甚。”管家说：“刘老爷说的话你敢不听？小心打断你的腿！”

　　刘金轩却不信这个邪！刘金轩的女婿李田海说：“已经成为壮小伙子的岳父听了非常生气，操起木棍就要打来人，被爷爷扯住了。血气方刚的岳父读过几年私塾，晓得识文断字，就萌生写状纸到祁阳县城击鼓告状的念头。在那吃人的黑社会，黑暗永远笼罩在穷苦人的头上。刘仁义得知岳父去县衙门告自己的状，连忙去贿赂县太爷，受到贿赂的县太爷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判岳父聚众闹事罪，岳父一听挥拳打倒了身边的衙役迅速逃出了县衙。”

　　怒火中的刘金轩心里清楚，这个黑暗、不讲理的社会不推翻、不烧掉，穷苦人就永远没有翻身的一天。

　　刘金轩的堂弟、担任过祁阳县粮食局副局长的刘耀彬曾对其女刘晓菊回忆：“1926年7月，蒋介石在广州誓师北伐，东安人唐生智在长沙响应北伐，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中路前敌总指挥。唐生智为了扩大队伍，就派人到永州各县招募新兵。文明铺是大镇，人口也多，唐生智的军队就在文明铺三明旅馆设置招募新兵登记站。刘金轩听到消息后，连忙找到好友刘起纲、文祥忠商量，一起去投军。”

　　刘沁生是刘金轩大女儿、中央民族大学医院院长，她在回忆时说：“父亲本名叫刘发宏，为了投身到革命洪流中来，要像闪闪发光的金子，因此，登记时给自己取名‘金轩’，新名字也是为了预防以后有什么不测牵连家人。”

　　刘金轩分配到湘军第4师唐生智带的部队。刘金轩在湘军中作战英勇，很快从战士成长为班长，不久，调往国民革命军第50师教导团任排长。

　　刘金轩的心是一颗红色的心，像他自己对子女所说的：“当兵，要懂得为谁去扛枪，为谁去舍生忘死谋求幸福和翻身得解放。”

　　刘南宁在回忆父亲时说：“大革命时期，大家欢欣鼓舞，认为革命胜利了，幸福生活就要来到了。可谁知，蒋介石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逮捕、屠杀人和革命志士。这时，反革命和革命，和之间酝酿着一场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由于形势突变，国民革命军中的员也都先后秘密转移到别的地方工作，国民革命军的成分也在发生质的变化。随着唐生智部队的政治转变，父亲的思想也在发生变化。”

　　刘金轩在第4师当兵，在历次战斗中浴血奋战，冲锋在前，深得连党代表的信任，常常找刘金轩谈心，告诉他，人是为普天之下穷苦百姓而奋斗的，打下的天下老百姓当家作主。人要唤醒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共同谋求普天下的幸福，推翻吃人的、不公平的社会。在党代表的引领下，刘金轩认识到只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

　　1927年8月，由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等人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向打响了震惊中外的第一枪。接着，又在湖南领导了秋收起义，两支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改编成中国自己的武装——中国工农红军。

　　朱毛会师，对于正在展开第二次北伐的蒋介石来说是一块心病。王晓毛向记者讲述：“第二次北伐，于1928年4月中旬发起总攻。第一集团军由蒋介石兼总司令，第二集团军由冯玉祥兼总司令，第三集团军由阎锡山兼总司令，总参谋长何应钦。北伐的目的是打倒军阀张作霖。这时，蒋介石得知，朱毛在井冈山会师，不由得眉头紧皱。然后电令北伐军第3军军长朱培德带兵到井冈山进剿‘朱毛’，再令第8军军长唐生智派兵进剿。”

　　1928年5月，接到蒋介石的电令，朱培德不敢怠慢，令师长杨如轩率6个团进逼井冈山。赣敌81团作为先头部队开到井冈山下。团长周体仁跟红军打过交道，吃过亏，不敢贸然行动，仅派一个营前往黄坳驻扎，探听虚实。

　　朱德总司令获得消息，来到八角楼，对说：“老蒋要进剿我们，想一口把我们吞进肚子里面。”总政委双手叉着腰说：“我们正缺少弹药，蒋某人既然愿意当运输大队长，我们哪有不接收的道理？我们来个引狗出洞。让29团去引诱周体仁上钩，28团埋伏在五斗江，31团作机动。”

　　部队来到黄坳，正赶上敌军挖工事，肖克所在的营是先锋营，见后决定采取突然袭击，敌军只好搬救兵。周体仁急忙前往支援，快接近村口时，红军伏兵从四面八方打得周体仁和他的士兵抱头鼠窜，不到半个小时，全歼周体仁团。

　　刘南宁说：“消息传到父亲所在的部队，父亲觉得红军能打仗，会打仗，在心里为红军打败周体仁团暗暗高兴。在高兴的同时，他开始对照现在的国民革命军和第一次北伐时期的国民革命军有什么不同。当初，接受的是联俄、联共、扶助工农，部队上下团结，人担任的党代表不仅关心士兵的军事训练，也关心士兵的个人生活，人人亲如手足，无话不谈。现在，官兵关系紧张，贪污腐化、克扣军饷屡见不鲜。谁也不敢随便谈论联共。蒋介石还经常派出队伍和红军打仗。突如其来的变化，不合常理的行动，让父亲心生迷惘，他就像走在黑夜的巨洞里，看不见一丝丝光亮。为此，他犹豫徘徊，恨不得将心理话对着井冈山的方向大声喊出来。”

　　刘金轩也清醒地意识到，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才是人民的军队，才是为了解放全天下劳苦大众而战斗的队伍，只有参加红军，做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才是他要走的路。

　　对刘金轩颇有研究的原祁阳县党史研究室主任雷驰风说：刘金轩“产生要当一名红军战士的念头后，便不断思索如何投奔红军的方法。如何脱离唐生智的部队参加到领导的革命队伍中去呢？当时，唐生智的部队已经没有了的代表，想寻找和联系红军的方法一点也没有。怎么投奔红军？经过苦苦思索，刘金轩暗自决定，只有在战前才能投奔到红军的队伍中去，才能实现为穷苦人翻身得解放的夙愿。”

　　刘顺宁说：“1930年12月上旬，蒋介石把第一次‘围剿’红军的指挥权交给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从陇海路方向调来的谭道源指挥的50师归其指挥。谭道源被任命为第二纵队司令员驻守万寿宫，刘金轩随50师开进江西境内正式与红军对决。刘金轩知道，自己离加入红军的时间已进入倒计时。在他的意识里，他渐渐明白，红军的战斗力不仅仅靠军事技术，最主要的是靠阶级觉悟、政治影响。”

　　和朱德了解到军队的“围剿”准备和部署时，决定下达“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

　　原祁阳县党史研究室主任雷驰风说：“12月25日，谭道源的50师约一万余人进入源头阵地，命令红一方面军埋伏在小布附近，如果谭道源率领部队离开源头阵地向苏区前进，红军就出其不意地歼灭之。谭道源在源头按兵不动，鲁涤平很生气，多次电令50师进入苏区，不然，向蒋介石告状。这个时候，谭道源不得不率兵出动。27日，彭德怀的红三军团进入伏击阵地，已经是副连长的刘金轩看见红军离自己不远，心想，自己日思夜盼的红军就在对面，如果这个时候还不‘回家’，以后的机会就很少了，于是，同早已秘密串联好的一个排趁着夜色带着武器跑进了红三军团阵地。”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在战壕里亲自接见了刘金轩，得知同是湖南老乡，更加亲热。刘南宁说：“父亲在回忆这段经历后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后，我有回到家的感觉。上至军团长，下到红军战士，都把我们当做亲兄弟看。’本来彭德怀军团长要父亲给他当警卫员，父亲坚持要到前线打仗，后来，父亲分配到了红三军团第5军第3团2连当战士。由于父亲射击技术好，出枪快，打得准，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勇往直前，一副拼命三郎的样子，一个月后就当了班长，从此，踏上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斗争的漫漫征程。”

　　回首中国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一次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壮举，是人类历史的伟大奇迹。而湘江战役则被誉为红军长征史上“最惨烈、最悲壮、最辉煌”的一战，也是关乎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数万红军将士以生命捍卫使命，用信念铸就不朽光辉。

　　1934年11月，连续突破三道封锁线的中央红军经过湘江流域广西灌阳、全州和兴安境内时，再次遭到数十万军队重兵围追堵截。面对生死存亡，红军将士浴血奋战七昼夜，最终以折损过半的惨重代价突破湘江封锁线，粉碎了的企图。在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在灌阳新圩、全州觉山铺和兴安光华铺等地，分别依托阵地对军队展开了顽强的阻击战。新圩、光华铺、觉山铺成为中央红军血战湘江的三大阻击战场。光华铺阻击战中，红三军团挡住了桂军4个团的进攻，以牺牲近1000人的代价，完成了保护界首渡口安全、阻击桂军北上会合湘军封锁湘江的艰巨任务。

　　曾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的晏道刚回忆：“蒋介石要在湘江击败红军，制订了刘建绪为第一路指挥官、吴奇伟为第二路指挥官、周浑元为第三路指挥官、李云杰为第四路指挥官、李韫珩为第五路指挥官的5路进军湘江的追堵计划。以周浑元的精锐之师抢占道县，压迫红军西进。吴奇伟沿永州西进，阻拦红军北上，迫使红军强渡湘江，形成在大军前堵后追、左右侧击之下，于湘江东岸进行决战的态势，造成红军最大的伤亡。”

　　广西的东北部，高山林立的丛林间，奔腾着一江清澈的碧水，从西南朝东北方向流入湖南境内后，逶迤北去，注入洞庭湖，这条江就是著名的湘江。在湘江东面的湘桂边境，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山脉都庞岭。经过几番拼杀的中央红军以甬道式队形，携带着大量的物资器材，沿山路缓慢西进，向湘江而来。

　　雷驰风对记者说：“为了保存势力，蒋、桂、湘三方都在打着保护自己的如意算盘，这种如意算盘的结果，是湘桂走廊上的枢纽全州出现一个大缺口。谁能先机抢占，控制渡口，谁就有把控湘江之战的主动权。红军由于消息不灵通，错过了这个大好时机，处于被动。”

　　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胜利。红三军团前锋张宗逊所率领的第4师正在向界首以北的光华铺行进，准备扼阻由兴安北上界首的桂军。界首是一个集镇，只有两三百户人家。东临湘水靠大山，湘桂路从附近通过。彭德怀的指挥部设在西岸一座破庙里，离湘江只有几百米。彭德怀和政委守在电话机旁，两人的脸色极度疲惫，眼睛布满血丝。参谋长邓萍急急忙忙来到指挥部报告：“军团长，5师阵地告急，胡浚参谋长和王冕团长牺牲，战士伤亡很大。”彭德怀听了，脸色阴沉，浓眉一皱，看了看手表，对邓萍说：“通知6师留一个团掩护，主力随5师余部急渡湘江。命令张宗逊的第4师在兴安与界首之间的光华铺，为确保党中央过江，不惜一切代价进行阻击。”给第4师下达阻击任务后，彭德怀心情非常沉重，他明白，中央纵队拖拖拉拉过不了江，每一分每一秒都有战士在流血牺牲，为了减少更大的伤亡，彭德怀不得不下达命令，让第4师在光华铺组成第二道临时防线。

　　光华铺距离界首只有三里路，是一片开阔的丘陵地带，没有高山，只是一些波浪一样的黄泥坡，一直延伸到湘江边。原工程兵后勤部部长李基与刘金轩认识于1931年，同在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第5军第1师当连长，在回忆光华铺阻击战时，他说：“光华铺到湘江边，很少有树，加上红军装备落后，只有单一兵种，而军队有飞机大炮，这就决定了战斗只能用血肉和生命来顶住敌人前进的速度。军队在飞机大炮轰炸后，冲入红军阵地，刘金轩带领战士们从血泥中站起来，端起刺刀和大刀与之肉搏，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卫党中央。刘金轩所在的3营阵地前敌军越来越多，作为营长的刘金轩带头跃出战壕，端起刺刀第一个冲上去，战士们紧跟营长高喊‘革命万岁！保卫党中央！’的口号，左突右刺，同敌军展开拼搏。”

　　在兴安光华铺阻击战旧址，我们获得一份资料，上面记载：战斗进行了一天，刘金轩的3营在光华铺阵地上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有的战士被打死，有的肌肉撕裂、骨头裸露，树枝上挂满了血布和断腿断臂，遍地一滩滩血痂。许多红军战士嘴里还咬着敌军的鼻耳，手上抓住敌军的头发。刘金轩挥舞大刀，像一尊血人，离他不远的地方躺下了十多个敌军的尸体。

　　湘江在悲鸣，天地在哭泣。天渐渐黑了下来，毛毛细雨下个不停，荒野上的风在呼号，好像烈士们在唱着悲戚的哀歌。

　　刘顺宁回忆说：“12月1日下午，中央主力红军大部分渡过湘江，冲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其他负责掩护的部队不断接到撤离阵地的命令，父亲所在的第4师却没有接到撤退命令。桂军的疯狂并没有减弱，父亲同他的战友们依然在孤军奋战。师政委黄克诚感觉到形势不妙，如果不及时撤退，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对师长张宗逊说，‘我们的掩护任务已经完成，应该指挥部队撤离。’张宗逊回答说，‘我们还没有接到命令。’黄克诚说，‘再不撤退就会被敌人吃掉，你迅速指挥部队撤离，去追赶主力，我带领11团刘金轩营殿后，有问题，一切由我负责。’当时的红军队伍中，政委有最后的决定权。黄克诚这么一说，张宗逊就不再坚持，当即命令第11团除刘金轩的3营留下殿后，第11团、第12团向西转移，界首光华铺战斗就此结束。”

　　在界首阻击战中，刘金轩要求部队近战，劣势装备的3营只能把敌人放近了才能发挥威力。手榴弹和刺刀成了3营威力最大的武器。敌军蜂拥地冲上阵地，刘金轩和战友们奋勇拼杀，把敌人一次次压下去。3营阵地，黄烟滚滚，撕裂天地的喊声和杀声久久回荡！

　　1948年8月刘金轩（站立者右八）与（站立者右三）、陈毅（站立者右五）。资料图片

　　当第一缕曙光穿透黑暗，照亮前行的茫茫长路，早春的花，已在悄悄绽放。通道大转兵的胜利，如冉冉升起的红太阳照耀了中华大地。

　　湘江战役后，刘金轩和他的3营跟随中央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到达吴起镇。由于长期行军和营养不良以及伤病，刘金轩到达吴起镇后，生命处于垂危之中。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刘金轩靠顽强的意志和医护人员的精心医治，保住了性命。

　　王晓毛接受记者采访说：“由于刘金轩工作作风的雷厉风行和模范带头作用，组织部门找他谈话要他留在军委管理局工作。刘金轩考虑到当前革命形势艰巨，前方急需指挥员，自己又熟悉带兵打仗，就要求去部队工作。组织上见他意志坚决，又因长征以来部队指挥员紧缺，需要他这样能够打硬仗的干部，便分配他到新组建的红28军第1团即陕北红军205团任团长。”

　　刘金轩任团长后，顾不得病愈不久的身体，立即带领战士们投入到训练中，同战士们一起训练，一起钻研防御、进攻等战术。攻打榆林西南波罗堡的战斗任务下达后，刘金轩向师党委要求担任主攻。刘南宁说：“战斗打响后，父亲率领所在团在兄弟部队的掩护下，展开了强攻。”

　　波罗堡地势险要，加上浓雾弥漫，不利于部队进攻。刘金轩用望远镜观察，前面什么也看不清，就说：“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必须抓紧时间，抢占先机攻下波罗堡。”正午时分，刘金轩接到师部电话，要求：“提前进攻，一举拿下波罗堡”的命令。刘金轩当机立断部署，带领全团战士匍匐前进到距离波罗堡不足20米的山沟里隐蔽。当红色信号弹飞来，这片宁静的山谷顿时天崩地裂，枪声像狂风一样卷下山去，敌人措手不及，完全处于挨打的被动局面。随着冲锋号吹响，战士们像山洪般汹涌向波罗堡压过去。突然，一排子弹打在正在指挥战士们冲锋占领制高点的刘金轩脚上，刘金轩当即晕倒在地。等他醒来时，已经被抬到了红军医院。医生走过来说：“刘团长，你的右腿受伤很严重，加上我们医疗条件有限，为了保住你的生命，需要截肢。”

　　“我是一名红军战士，没有腿，我怎么打敌人？我就是死，也不能让你们锯掉腿！”刘金轩大声说。他绝不允许锯掉自己的腿。

　　医生解释说：“锯断腿，你的生命就有了保证，不锯腿，我们无法保证你的生命。”

　　正好，周恩来前来医院看望伤员，听见刘金轩“闹事”，就走过来说：“有问题，不要针对我们的医生，可以找我周恩来。”

　　刘金轩见周恩来来了，连忙说：“报告周副主席，刘金轩作为一名指挥员，哪怕牺牲性命，也不能锯腿，不然，没有腿，怎么打仗！”

　　周恩来一听，走过来一看，摸摸他的伤腿，说：“这不是光华铺阻击战的大英雄刘金轩吗？你说的话很有道理。红军队伍现在急需你这样的指挥员，如果把你的腿锯掉了，我们就少了一员猛打猛冲的红军指挥员。”说完，对医生说：“我以中革军委副主席的名义，要求医院必须保住刘金轩团长的腿，不管你们想什么办法，我希望在半个月后，能够看见刘团长的腿完好无损！”周恩来与医生做了一番交代，再安慰了一下刘金轩就走了。

　　刘南宁说：“为了保住父亲的腿，不负周副主席的重托，在物质设备极其简陋又没有的情况下，征得父亲的同意，医生为父亲进行无麻醉手术。父亲躺在简易的手术台上，四肢被几个大汉死死地摁住，嘴里塞了一块木头。医生用剪刀剪开皮肤的声音清晰可听，强忍痛楚的父亲在手术中晕厥了，等他苏醒时，已经是第二天午后。父亲的腿终于保住了，父亲又可以带兵打仗了。”

　　刘金轩后来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如果没有周总理的关心，我的腿早就被锯了。”

　　1936年5月，为清剿陕北苏区几个县活动猖獗、无恶不作的大小几十股土匪，中革军委任命刚伤愈出院的刘金轩为中央保安特区司令员，负责扫清保安即今志丹县周围的土匪武装。刘金轩认真研究，采取东西对进，交叉穿插的战术，以及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法，对土匪进行了持续清扫。10月，境内匪患基本清除，中央机关和人民群众的安全得到了保障，同时，迎来了三大主力的大会师。

　　1940年5月1日，日军发动了武汉会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枣宜会战，在广东方面发动了良口作战，企图对中国政府加强军事压力。占领宜昌后，日军航空兵以宜昌为基地，使5月18日开始的日军航空兵对大后方的战略轰炸进一步升级。日本全面加强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给抗战增加了更大的困难，内一些人更加动摇，妥协投降危机空前严重。为克服这一严重危机，中共中央在1940年7月7日号召“全国应该加紧团结起来，克服这种危险与困难”。于是，八路军总部决定把酝酿成熟的破袭正太铁路设想付诸实施，出击敌后交通线，给敌华北方面军以有力打击，粉碎日本的企图，以利全国局势好转。至此，“百团大战”拉开帷幕。

　　刘南宁说：“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在华北地区主动发起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略性进攻战役。父亲就任129师新编第10旅第28团团长，在旅长范子侠，政委赖际发统一指挥下，在正太路、寿阳之间向日军发起攻击。”

　　正太路上位于阳泉以西海拔1160米的狮脑山主峰，是阳泉市区的制高点。“百团大战”中的狮脑山战斗就在这里打响，因此这里也成为“百团大战”的主战场之一。

　　阳泉市“百团大战”纪念馆馆长陆茜讲述了“百团大战”名字的由来，她说：“一开始并不叫‘百团大战’，而是叫‘正太路破袭战’。我军刚开始出动了22个团，但是战斗打响后，当地的老百姓、民兵以及游击队主动投入到战斗中去，经过统计，总兵力增至105个团，所以后来就改称‘百团大战’。”

　　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在报道中写道：“整个华北地区，从晋北山区到东海岸，从南面的黄河到北面的长城，都成了战场。战斗夜以继日，一百个团打击了敌人的整个经济、交通线日夜，“百团大战”刚打响的时候，八路军第129师新编第10旅旅长范子侠命令刘金轩的28团，连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配合兄弟部队一举占领了狼峪草帽山。21日凌晨，日军从桃河河滩向狼峪草帽山发起猛烈攻击，遭到八路军129师迫击炮的猛烈阻击，日军把兵力分散开来，又遭到八路军密集炮火的压制，最后，日军被压到山下面，被迫撤回阳泉。当日下午，日军又调集150多人，从狼峪草帽山右侧的西峪峰准备偷袭我军。敌人要进行偷袭，刘金轩正好在后山侦查地形时发现了敌人，立即命令各营投入战斗。战斗从上午一直打到黄昏，毙伤日军80多人，击毙日军中队长一人，日军只得仓皇撤离。22日凌晨，日军又调集200多人，以更强的炮火掩护步兵集体冲锋，向狼峪草帽山再次发起进攻，快进攻到山头时，刘金轩带头端着刺刀跳出战壕和鬼子进行激烈的白刃战，最后，把鬼子打回了山下。战斗开始两天，接连惨败气急败坏的日军调集在阳泉的日本侨民全部武装起来，以猛烈炮火和毒气弹、出动20多架飞机对狼峪草帽山阵地发起了猛烈攻击。由于雨水不断，28团的战壕里全是泥水，刘金轩和战士们就在泥水里沉着应战，最终守住了狼峪草帽山阵地，完成扼守狼峪草帽山的任务，为“百团大战”的胜利打下基础。

　　接着，刘金轩又接到在正太铁路上“不留一根铁轨，不留一根枕木，不留一个车站，不留一个碉堡，不留一座桥梁，不留一根电杆”六不留任务，这是“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97岁的王段玉是抗美援朝三等功臣，他参与了这一战役，他回忆说：“正太铁路是日本人把山西的煤炭运到日本的主要通道，另外，这条铁路连着晋察冀和太行山，都有我们的根据地，必须要破坏掉这条铁路。我们配合129师的28团掀铁轨，炸桥梁！”刘金轩亲自带领战士们在正太铁路娘子关至寿阳一带执行破坏铁路的任务，很快，正太铁路就陷于瘫痪。

　　129师情报显示，有一个中队的日军运输车运送物资途径沾尚镇，不仅有粮食，还有弹药。这些，对八路军来说太重要了。师首长命令刘金轩团设伏，必须截获运输物资，歼灭日军。刘金轩接到命令马上对地形进行了侦察，确定选择西面的沾岭山作为伏击点，28团埋伏了一天一夜，在第二天中午，日军的运输车轰隆隆开了过来，50米、30米、10米，当日军全部进入包围圈，刘金轩率先瞄准最前面车辆的驾驶员扣动了扳机，一声枪响，驾驶员头一歪，伏在方向盘上。刘南宁说：“由于是伏击战，日军毫无防备，战斗大约半小时就结束了。当时，日军头目清水亦石大佐被打蒙了脑袋，逃向附近的一个马厩，钻进马粪堆里，被我们追赶的战士抓了出来。清水亦石一身马粪站在父亲面前，浑身颤抖，害怕八路军枪毙他。父亲看见他的样子，开心地笑着说‘你这个大佐，贪生怕死。这一身马粪，顶多是当马夫的料。’父亲说完，让战士押着清水亦石去师部。”

　　抗战胜利后，刘金轩由太岳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调任太岳军区第24旅旅长。1946年5月，第24旅改称太岳军区独立旅，刘金轩任旅长，李耀任政委。

　　1947年6月30日晚，刘邓大军南渡黄河，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为配合刘邓大军作战，陈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4纵、太行军区9纵、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等部8万余人，组成陈谢兵团，准备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建立豫鄂陕根据地。此时，太岳军区独立旅已改番号为晋冀鲁豫军区4纵12旅。第12旅随4纵向黄河北岸挺进，8月20日抵达豫北济源邵原镇，做好强渡黄河的各项准备工作。刘金轩率领12旅作为纵队的预备队。陈赓对刘金轩说：“让你当预备队，有情绪吗？放心吧，会有硬骨头让你去啃的。过河后，你要大胆向鄂北、陕南挺进，牢牢地牵制住胡宗南的兵力。”8月22日夜，左路10旅和11旅避开原有的渡口，在三个渡河点展开强渡。23日拂晓，右路13旅担负渡河突击，刘金轩率领的12旅负责掩护，在济源小教口渡河点发起渡河作战。军为了阻击我军过河，反复派飞机侦察，封锁河面。为了确保渡河成功，刘金轩带领各团领导详细察看了地形，制定了周密的渡河方案。从24日黄昏开始，12旅分批强渡黄河。经过3个小时的强渡，全旅到达黄河对岸。渡河完成后，刘金轩率部奔袭洛宁县城，8月31日凌晨，刘金轩一声令下，34团和35团同时发起攻击，仅用一小时就解放了洛宁县城，俘获洛宁县县长等1000余人。

　　此时，陈赓转来了电报，命令12旅抢占豫陕咽喉卢氏县城，相机向陕南、鄂北展开。12旅随即兵分两路，由刘金轩和政委李耀各带一支部队向卢氏县城挺进。两支队伍于9月8日抵达卢氏城郊，包围了县城。卢氏县城为豫陕两省要冲，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守军是正规军一个营及地方保安团、自卫队等1500余人。刘金轩决定采取步炮协同战术强攻。9月10日下午，12旅发起攻击，在炮兵的掩护支援下，不到20分钟，突击队首先从西关登城，打开突破口。团参谋长张坚带领3营主力迅速跟进，冲向敌指挥部，将溃敌挤压于城东北角。36团此时也从北关攻入城内，仅两个小时的战斗，就全歼了守军。4纵首长来电：“卢氏纪律良好，甚慰，除通令各部队学习外，特电嘉奖。”12旅解放洛宁、卢氏，保障了陈谢兵团右翼安全，同时威逼潼关，迫使在陕北作战的胡宗南不得不将整编第65师向关中调防，从而减轻了西北野战军在陕北的作战任务。

　　1947年9月28日，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17师和豫西军区陕南独立团与12旅胜利会师。按照的战略意图，向洛南、商县、镇安、商南、山阳诸县挺进，创建陕南根据地。能否建立陕南根据地直接影响着战略全局。陕南是西南后方门户，从红军时起，我军八进八出陕南，但都没能建立根据地。解放战争开始后，急需在陕南建立根据地。刘金轩说：“我们要‘九进九不出’，这是历史任务！”在陕南建立根据地为什么难？一方面，当地贫穷落后，补给十分困难；另一方面，军也不能容忍自己的大后方有武装，胡宗南调整编第65师外加38旅向商洛开来。为了开辟陕南根据地，我军下定了“再苦也要忍受，再难也要坚持，即使讨饭，也不出陕南，死了就埋在陕南”的决心。10月1日，西北民主联军17师率先与整编第65师接火。刘金轩分析认为，我军在龙驹寨尚未展开，这一带地形受限，部队难以展开，东西两面都有强敌，敌兵力数倍于我。刘金轩向陈先瑞、张复振建议，避其锋芒，转移东进，伺机再反戈一击。陈先瑞和张复振赞同这一建议。10月19日，12旅和西北民主联军17师到达豫陕交界的官坡、兰草地区进行短期休整。11月1日，12旅主力进陕南前，西北民主联军17师伪装成主力部队，先从卢氏、官坡一带行动，制造大部队行动的假象和声势。果然，整编第65师被牵着鼻子。11月3日，12旅捕捉战机，在当地游击队带领下从峡谷穿插至山阳城，活捉了山阳县县长及警察局局长以下800余人，这是进入陕南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

　　1948年6月7日，中原军区以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17师和陈谢兵团4纵12旅为基础，组建陕南军区，刘金轩任陕南军区司令员。不久，迎来的第一仗“襄樊战役”也在活捉中央常委、大特务头子康泽后而胜利结束。

　　1955年，刘金轩被授予中将军衔和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共十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4年4月27日，刘金轩在北京病逝，享年7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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