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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个曾经创造了五百年辉煌文明的古代族群，何以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的后裔如今身在何方？

　　◆ 种种基于文化相似性的猜想，无一不指向印尼苏门答腊岛巴达克人与滇人的“亲密关系”，分析认定今天的巴达克人与古代百越民族的DNA非常接近，但直接针对滇人与巴达克人的DNA对比却迟迟未能实现

　　面对这桩史料奇缺的历史悬案，半个多世纪来，研究人员依托考古证据，编织时空经纬，已渐渐拼凑出这座青铜古国的谜样容颜。

　　可当年王国覆灭后，一同消失的滇人去哪了？他们的后裔如今又在何方？为探寻滇人去向，研究人员沿着古滇文明可能的传播路径，一路向南，展开了一场艰辛的寻找滇人踪迹之旅。

　　《史记·西南夷列传》最早记录了滇人的存在——在夜郎国西部，滇是被称为“靡莫”的十多个部落中最大的一个；居住在这里的滇人，头戴魋结，事农耕，有固定聚居城池。

　　然而，直到上世纪50年代，考古人员才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出土文物中发现了司马迁笔下古滇王国存在的证物——“滇王之印”。

　　▲ “滇王之印”金印 /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高1.8厘米，边长2.3厘米 / 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这里出土的大批青铜器，凝固了滇人生活的往昔：房屋长脊短檐，人居其上，牛羊居其下；王宫祭台诡谲神秘——女巫口诵咒语，男巫提膝弄舞，猎头柱上献祭的奴隶面目狰狞。

　　大量的青铜扣饰不仅是精美的工艺品，也展示了古滇国社会历史的面貌，透露出古滇国农耕文明与草原狩猎文化共存的印记——一面是牧野炊烟，一面是驭马狩猎；一面是牛羊信步，一面是虎狼搏杀。

　　有别于中原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大多有铭文，目前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上没有任何铭文，但我们仍可以通过青铜器上生动的造型和画面，了解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况。在繁复的“青铜史书”上，出镜率极高的干栏式民居和铜鼓，为滇人起源贡献了最初的假设：滇人畔水而居，视铜鼓为圣物，充满越人文化的印记。

　　但随着云南江川李家山滇国墓葬群执伞佣、三骑士铜鼓以及石寨山叠鼓贮贝器的陆续出土，古滇国探源再次蒙上疑雾。

　　卑微的执伞佣怎会屈膝跪于神圣铜鼓之上？驭马扬鞭的氐羌骑士又从何而来，见惯了贝壳的“越人”何以将其视作珍奇？面对这些与越人生活极其违和的图景，考古学家猜测——战国末年，甘、青一带的游牧民族氐羌人不忍秦国侵扰，沿金沙江一路向南迁徙。征服滇国的草原骑士，不识铜鼓为圣物，却视海贝为珍奇。

　　关于滇人与氐羌人融合的历史，史书并无清晰的记录。而楚人与古滇文明的瓜葛，却能在《史记》中寻到蛛丝马迹——公元前3世纪，秦发兵攻楚。楚国应秦之策久议不下，楚将庄蹻请缨西去借兵，一路行至滇国。后来，请兵失败，加之返楚之路为秦所断，无奈之下，庄蹻终“变服从其俗”，成就一代滇王。

　　“庄蹻王滇”之后，历史“断片了”一个多世纪，直至《史记》再次提及这座神秘王国——汉武帝遣汉使经联通巴蜀与身毒（今印度）的“蜀身毒道”结盟西域，意欲冲破匈奴围困。

　　最终，结盟之事未果，富庶的滇国却彻底告别了偏安一隅的宁静：汉王朝在滇国“立益州郡，赐滇王印”，令滇王“复长其民”。此后不久，滇国却戛然消失于历史尘埃中。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帆说，滇王受印后，滇国所属西南地区部族曾与汉王朝持续冲突，但滇国消失是否与冲突有关，目前缺乏确切考古证据支持。

　　更多学者推测，郡县制在滇国推行之后，大批汉地移民涌入，与滇人竞争良田和水源，直至矛盾激化，终酿灭国之难。最终，滇人被迫南迁，渐渐消失、融合在南方少数民族之中。

　　一个曾经创造了五百年辉煌文明的古代族群，何以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的后裔如今身在何方？

　　多年来，云南跨境民族研究学者石安达从未停止对滇人消失之谜的探寻。他走遍云南山山寨寨，并在滇池南岸、红河上游一带的“花腰傣”聚居区，看到了古滇青铜器上女巫形象的“现实版”。

　　“女巫崇拜是滇人重要的信仰，而花腰傣是云南最为典型的具有女巫信仰的民族，时至今日，族人婚丧嫁娶都要向女巫卜问。”石安达认为这一族群或许与滇人存在某种联系。

　　与此同时，滇国青铜器上描绘的盛大猎头仪式场景，也似乎预示着滇人去向的另外一种可能。

　　“云南只有一个民族曾有猎头习俗，那就是佤族。”石安达曾在云南省临沧市翁丁佤寨发现，当地部族直至上世纪50年代仍以敌对方头颅献祭村舍神灵，祈求谷物丰收。

　　但经研究比对，石安达最终否认了这一猜想：猎头在昔日佤族社会属偷袭砍头行为，与古滇盛大祭祀仪式并不相同。此外，一个更为明显的区别很快将佤族与滇人的联系区分开来——虽然翁丁佤寨是云南干栏式建筑保留最完整的区域，但这里的建筑风格与古滇青铜器上长脊短檐马鞍形建筑在形制上大相径庭。

　　“滇人畔水而居，佤族却几乎世代居住在山里，二者生活似乎并不能融合在一种社会形态里。”石安达说。

　　当年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中，有一件雕画清晰的铜鼓残片。残片之上，古滇人鼓乐泛舟的闲逸时光得以留存：人们在祭祀船上站成一列，口吹葫芦丝，摇曳身姿，曼曼起舞。

　　依此线索，有学者曾将云南境内保留赛龙舟习俗的西双版纳傣族视为古滇人后裔的“备选”。

　　也有学者直言，虽然傣族古老的龙舟竞赛习俗也与祭祀有关，但赛龙舟的传统广泛存在于中国南方地区，不能简单地将其作为古滇人后裔认定的有力证据。

　　其实，在当今云南现存的众多少数民族之中，多少都能找到一些与滇人相似的文化现象——如今云南哈尼族巫师的舞步，与古滇国青铜器上展现的祭祀舞蹈惊人相似；而一些傣族分支，至今仍然盛行着与古滇国祭祀如出一辙的鸡卜巫术……

　　许多学者相信，他们一直苦苦追寻的古滇后人，很大一部分可能早已消失、融合在云南各个少数民族之中。

　　云南自古以来就是我国民族迁徙的大通道。一些跨境民族学者和考古人员认为，当年南迁的滇人，也许并未止步于云南境内，他们很可能朝着更加遥远的南方行进。

　　从滇人故地南下，沿红河进入越南北部。一个叫东山的小村庄，被许多人认为与古滇文化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里曾孕育了享誉世界的“东山文化”。越南东南亚史前考古研究中心专家阮文越曾说，东山文化和古滇文化非常相近，两种文化可能同属一种。

　　从上世纪20年代以来，越南北部至中越边境一线的一百多个考古点中，共出土各类青铜器1500多件，铜鼓数十面。

　　云南大学考古研究中心教授李昆声说，东山文化出土的铜鼓与古滇文化中出现的铜鼓形态近似，青铜器上随处可见耕作和收获场景，显现出两地族群均拥有成熟的稻作和农耕技术。

　　同时，从越南出土铜剑的人形剑柄纹饰来看，东山文化居民与古滇人一样，辫发后垂，男女佩戴大耳环和手镯。

　　不仅如此，学者们在云南境内久觅不得的马鞍形干栏式建筑，也赫然出现在越南出土的青铜器上。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专家杨勇推测，汉武帝在西南征服滇之后，当地可能有一部分人不愿意接受汉朝的统治，于是向外迁徙，最终到达中南半岛地区。

　　多年的考古发现表明，除了在越南，在东南亚其他地区也曾出土过与古滇、东山文化相似的铜鼓。十多年前，德国考古人员就曾在柬埔寨波萝勉省找到类似石寨山型的铜鼓。难道当年滇人离开东山之后，又南迁到了柬埔寨？

　　在柬埔寨发现的铜鼓中，专家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在每一个铜鼓里，都放置一枚下葬者头骨。这是一种特殊的丧葬习俗——套头葬。杨勇说，此类丧葬习俗在滇人聚居的滇池沿岸并未出现过。国内只有夜郎国遗存、贵州赫章可乐遗址曾发现同类奇特葬俗。

　　《史记》曾清晰记载了夜郎国被汉朝军队所灭的过程。专家因此推测，迫于汉帝国强大的武力，夜郎国部分民众可能也曾经大规模南迁，一直到达中南半岛南部。

　　专家坦言，倘若夜郎南迁的考古证据被进一步确认，无疑将为同时期滇人南迁的猜想，提供更多考古学方面的佐证。

　　建筑形制，在一个民族文明演进过程中具有相对稳定性。接受采访的专家指出，某种意义上讲，寻找一脉相承的建筑遗迹，对判定滇人后裔去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可是目前，长脊短檐的古滇国建筑遗迹在国内难觅其踪，在中南半岛各国田野考察中，也未能找到相应的实物例证。直到学者们跨越中南半岛，沿着青铜文明传播的路径和滇人可能的足迹南下，走进印尼苏门答腊岛巴达克人的故乡。

　　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何平说，这里不仅保存着几乎与古滇国建筑一样的房舍，而且生活着一个疑似滇人后裔的族群，他们至今仍居住在相对封闭的海岛上。

　　而且一直到19世纪初，巴达克人还保留着与古滇国类似的猎头习俗；而滇人青铜器上记录的舞蹈瞬间，也在巴达克人舞蹈语汇中频频出现。

　　为此，生物学家试图将现代巴达克人与古代滇人的DNA进行比对，从遗传学角度，判定他们的真实关系。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人类学系教授李辉说，通过分析，认定今天的巴达克人与古代百越民族的DNA非常接近。

　　李辉的发现，与大多数学者将古代滇人主体民族视作百越的认知不谋而合。但直接针对滇人与巴达克人的DNA对比却迟迟未能实现。

　　十多年来，生物学家尽力搜罗已有的古滇人遗骨，却因骸骨酸蚀严重，未能提取出有关滇人DNA的有效信息。因此，巴达克人是否是滇人后裔，目前尚无结论。

　　如今，针对滇人消失谜团的求索仍在继续，虽然研究方法各异，但学者们却始终没有停止对古滇文明的认知脚步。

　　寻找，是为了对抗遗忘，更是为了完善文明的图谱，点亮历史的暗区。探索之路上，古滇人也许从未离开。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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