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熟悉和关注西南考古、云南考古的师友，想必对李昆声先生都不陌生。先生是西南考古的重要学者，尤其在云南考古、铜鼓学领域建树颇丰，其研究几乎涵盖了云南的各个时期，涉及传统考古学、民族考古、艺术史等诸多方面，可谓是云南考古的集大成者之一。他虽年近80，却仍笔耕不辍，就在近日，其新作《云南青铜时代》（云南大学出版社2023年2月）面世，可喜可贺。畅读此书，不乏遐想。

　　该书开篇即将云南的青铜时代划分为起始、发展、鼎盛三个阶段，分别对应公元前17—前8世纪、公元前8—前4世纪、公元前4—前2世纪，并着重分析了如海门口、万家坝、石寨山、李家山等各个时期的代表性遗址和墓葬。关于云南青铜文明的起源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尤其是海门口的年代问题。李昆声先生依据第三次发掘情况，认为海门口第二期（距今3800—3200年）晚段进入青铜时代。后面有学者对这一数据进行了多次讨论，虽然距今3800年的数据还需要更多的证据，但至迟在夏代中晚期进入青铜时代则不误也。海门口遗址不仅对研究云贵高原青铜文明的起源有重要意义，对东南亚金属冶炼技术的起源也是关键一环。目前海门口遗址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正进行联合发掘，其聚落形态等更加丰富的文化面貌逐渐浮出水面，进入青铜时代的年代问题也有望进一步确认，我们期待更多考古新发现来完善我们对云南青铜文明起源的认知。在分期的部分里，书中还着重讨论了铜鼓、铜矛、山字格剑、贮贝器等典型的滇式器物的传播路线、功用等问题，以这些器物作为切入点，使读者对各个时期的青铜文化有更加清晰、具体的把握，非常有“通过一件文物，认识一段历史”的写作风格。

　　秦汉时期，云南因受汉文化的强势影响，铁器在这个时候也开始出现，正值云南青铜文明的鼎盛时期。云南的青铜文明并未像其他地区经过发展—鼎盛—衰落的自然规律，而是伴随着汉文化的兴起，土著文化和青铜文明迅速走向衰亡。也正因如此，以往的研究者大多没有将早期铁器时代作为独立研究对象，导致对云南早期铁器时代的认识含糊不清。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即是将早期铁器时代从青铜时代中剥离出去，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分析了含有早期铁器时代成分的遗址，如石寨山、李家山、羊甫头、金莲山、大逸圃、八塔台、黑玛井、大甸山等，对其年代、文化面貌及考古学文化特征等问题进行了梳理，使人们对云南早期铁器时代有了清晰的认识，这也是本书的贡献之处。

　　云南的青铜文明，以其独特的文化面貌，置之全国可将其视为一个大的地方类型，但因复杂的环境、族群等因素，各个地方的文化呈现出一定差异。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文化谱系的研究则是一项基本工作。以往对云南青铜时代的研究多集中在滇池—抚仙湖流域或洱海地区，造成了滇文化、昆明文化等同于云南青铜文明的假象。云南青铜时代的文化分区，在《中国云南与越南的青铜文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云南考古学通论》（云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等书中也做了较多的工作，先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修正完善，兼顾各个地区的青铜文明，区分滇西北、洱海、滇西、滇西南、滇南、滇东南、滇池、滇中、滇东、滇东北10个地区，并对每个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进行分期，对墓葬、遗址、文化特征进行了系统的归纳总结，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李昆声先生的考古学生涯历来重视文化谱系的研究，不仅是青铜时代，还包括云南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谱系。先生一直告诫我们，云南古史缺乏文献，考古学大有可为，重建云南古史是云南考古的一项基本工作，这一工作不管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荒废。先生还常常和我们援举尊师苏秉琦先生在区系类型方面所做的杰出工作，先生多年来的实践在此书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对云南青铜时代的分期和分区占据了本书的主要篇幅，从内容上来看，也是对历年来云南青铜时代文化谱系研究的一次系统性回顾和总结。当然有一个问题是需要指出的，就是将云南青铜时代区分成10个地方类型，滇池、洱海等地区的文化面貌就非常丰富，但滇西南等其它地区的文化面貌又非常匮乏，一个地方类型甚至仅有数个小遗址，这种分类方法是否合理？先生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不仅结合了地理地形等自然因素，还考虑到器物共同体的差异，尽管一些地方类型文化面貌非常匮乏，但符合区分标准的仍将其划分为一个地方类型。先生还多次告诫我们，考古学是一门崭新的学科，随着资料的更新，认识也要不断修正调整。先生的划分法，不仅是出于系统论的考虑，也是对云南考古的未来充满了期待，希望有更多的新发现、新观点、新认识。对云南古史的重建，先生所做的工作无疑有着先驱般的意义。

　　区系类型的建立虽然是考古学的基本工作，但并不是最终目的。最大限度地还原先民的社会生活、经济技术、思想精神是考古学的重要任务。这在本书中得到了体现，对云南青铜时代的生业经济、金属冶炼技术、文化艺术以及对外交流等大问题进行了论述。先生对云南的农业起源、牛耕起源等问题见解独到，将多年的研究成果融汇于此书中。在回答金属冶炼技术、金属制造工艺、金属装饰工艺等问题时吸收了众多学者以及科技考古的成果，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概括，使我们对云南早期的金属技术有了清晰的认识。云南艺术史是先生多年来关注的问题，在其《云南艺术史》一书中便有集中体现。先生利用考古出土的文物，对云南青铜时代的乐器形态、演奏方法，舞蹈式样，休闲娱乐方式，建筑等皆作了一些还原，虽然这部分不是此书的重点，但通过这些叙述，我们依然能看到青铜时代的云南先民们社会生活的情况。云南青铜时代的物质文化丰富多样，难以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基于此，对青铜时代社会生活的考察，应突出主题，择其典型，宜粗不宜细，本书选取各个地区较为代表性的器物作为解释对象，即使有不少的旧资料，但先生以其独特的学术视野，提出不少新的见解，难能可贵。

　　随着丝绸之路研究热，近年来南方丝绸之路也不断有新的认识。云南作为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至迟在春秋时期便与各地区有着密切的文化、经济往来。先生在文化交流方面以其独到的研究专长切入，分析云南与东南亚的文化关系。着重分析了铜鼓、羊角钮钟的传播路线，并对一些来自印度洋、西亚的典型器物，如海贝、琥珀、串珠等进行了介绍。虽然并没有全面系统的论证，只是择一些标本，但通过这些介绍，依然能看出云南青铜时代与外界形成的通江达海的网络格局，足可见与外界交流之深度与广度。

　　纵观本书的写作风格，舍弃了繁复枯燥的细节论证，而是以大学者写小文章的手法，通过通俗朴素的语言，将云南青铜时代的来龙去脉、社会生活及文化艺术呈现给大家，突出重点，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即使是普通民众也能有兴趣地将此书阅读完。

　　总之，《云南青铜时代》一书，严谨科学，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是李昆声先生在数十年的学术积累上，以其独特眼光，总览全局，对云南青铜时代考古工作的一次系统总结，这个工作是基础性的，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其次，此书行文通俗朴素，重点突出，适合推广，不仅可以作为考古工作者的案头参考书，也适合广大群众认识云南青铜文明的一个窗口。

　　云南是考古学和民族学研究的宝库。因其复杂的自然环境和地缘位置，自新石器时代始便成为东西南北文化交汇的关键节点，人群迁徙流动、经济贸易往来频繁，这种情况在考古学上也得到了印证。进入青铜时代以来，金属冶炼技术从西北传入，发展出自己独具民族特色的青铜文明。以云南为中心，金属冶炼技术传入东南亚并对其青铜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对云南青铜时代的一些考古学文化的识别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滇、昆明、句町、哀牢等都可以明确其范围，但还有不少的考古学文化识别存在困难。虽然族属的识别一度成为学界所回避的问题，但云南作为边疆地区，其特殊的地缘位置决定了这一问题无法回避，在材料支撑的情况下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云南有着丰富的人类学资料，这些活态的民族志资料有助于我们解决考古工作中所遇到的一些疑难杂症。区系类型的工作是基础性的，建构云南考古的时空框架后，应该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充分发挥云南人类学的优势，对考古发现的材料进行多方位阐释。尤其是进入青铜时代以来，对聚落形态、文明演进、国家化进程等重大问题进行情境性的还原，这些都是目前云南考古乃至中国考古的薄弱之处，但云南凭借丰富的人类学资源，今后在这方面大有可为。

　　以李昆声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考古学家，为云南考古做了奠基性的工作。作为先生的晚辈学生，我常常能感受到先生对我们寄予的殷切希望，也期望更多的青年学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全面、深入、多层次、宽视野地研究云南及西南历史与文明，为往圣继绝学，为重构云南古史、西南古史赓续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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