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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滇王之印”到“滇国相印”封泥，可以看出汉武帝经略西南夷的策略。这是古代中央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治理的早期实践，同时也表明，汉代设置益州郡后，民族众多的云南开启了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新篇章。曾因出土“滇王之印”轰动考古学界，又以灿烂独特的青铜文化闻名的古滇国，考古工作取得新突破：2021年以来，作为古滇文化核心居址区的河泊所遗址，出土大量汉代简牍、封泥、大型建筑基址和丰富器物，表明汉代中央政府已对云南行使治权，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增添了重要实证。

　　目前，出土简牍和封泥清理已全面完成，清理出有字简牍2000多枚、封泥837枚，为深入开展保护利用、释读研究奠定了基础。新片区发掘、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等工作正有序进行。

　　河泊所遗址位于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河泊所村附近，是从周代延续至秦汉的大型聚落遗址，2019年被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东北约一公里是同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曾出土金质“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古墓群。

　　多年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查明，河泊所遗址群位于滇池以东，梁王山、左卫山、金砂山、龙潭山一线以西，由河泊所遗址及其周边大大小小的数十个遗址构成，总体分布面积达12平方公里，核心区域面积约3平方公里。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正雄介绍，2021年以来，河泊所遗址考古发掘揭露出主体为两汉时期的文化堆积，发现建筑基址、灰坑、墓葬、河道、水井等重要遗迹，出土大量封泥、简牍、铜器、铁器、骨器、玉石器等文化遗物。

　　“秦汉时期，公私文书主要用竹木简牍书写，用绳子捆起来，打结的地方用泥块封缄，盖上印章，这个泥块就叫封泥。”河泊所遗址考古领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蒋志龙介绍。

　　经过清理，河泊所遗址出土封泥总共有837枚，包括官印封泥、私印封泥和无字封泥等。封泥集中出土于河道废弃堆积的灰烬堆中，考古队员推测此处可能是文书资料销毁场所。

　　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官印封泥，达358枚，有“益州太守章”及“建伶令印”“滇池长印”“同劳丞印”等，涵盖了西汉设置的益州郡及下辖24个县中的20个县名，还有周边犍为郡、牂牁郡、越巂郡的太守、守丞、都尉等官职。私印封泥有248枚，如“宋虞之印”“君冯私印”，其姓名可能是官员名字。

　　出土带泥简牍1100多箱，目前已完成全部清理，发现有字简牍2000多枚、无字简牍1万余枚。这些简牍集中出土于上蒜一小校园内的灰坑中，多数为经过焚烧的残片。考古队员、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在站博士后杨薇介绍，从出土简牍已辨认出“滇池以亭行”“建伶县”“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等文字。“滇池以亭行”表示发给滇池县、按亭传递的公文，反映出汉代在益州郡已建立较完善的邮亭系统。

　　此外，重要发现还有大型建筑基址、宽达12米的道路、长约48厘米的瓦片和“长乐未央”瓦当残片等。建筑基址已揭露部分呈“山”字形，整体形制尚不明确。大型道路宽处超过12米，有频繁使用和维护痕迹，路面有兵器和车马器。

　　“河泊所遗址的新发现意义重大。”刘正雄表示。一是相关遗存表明汉代益州郡郡治就在发掘现场附近。二是封泥和简牍等文书资料表明西汉中央政府已对边疆云南直接行使治权，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实证。三是新发现结合以往考古工作，构建起滇池盆地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秦汉的完整考古学文化序列，揭示了该区域从多元融入一体的过程。

　　据已故考古学家孙太初早年记述，1952-1953年间，云南省博物馆从市面上购得青铜兵器10多件，有戈、矛、剑、钺等。这些青铜器花纹精细，与中原青铜器有明显区别。后来打听得知，这些青铜器出自晋宁石寨山。云南省博物馆派人前往晋宁调查，发现石寨山确实有一个古代遗址，被盗掘破坏严重。

　　1955-1960年，石寨山遗址先后组织了4次考古发掘。在1956年石寨山遗址第二次发掘中，考古人员在6号墓中发现一枚完好的金质印章，上面刻着“滇王之印”。印面2.4厘米见方，通高1.8厘米，印钮为蛇形，印文为阴刻篆体。

　　“滇王之印”出土，揭开了一个沉睡2000多年的神秘王国的面纱，证实了《史记》记载的古滇国确实存在。作为国宝，“滇王之印”原件现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因出土“滇王之印”和大量贵重青铜器，石寨山遗址被认定为滇王及其亲族墓地。2021年10月，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公布“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石寨山古墓群入选。

　　滇国是个什么国？历史文献资料记载有限。《史记·西南夷列传》写道，“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以兵临滇，“（滇王）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史料表明，古滇国是从战国到西汉在滇池周边地区存续的区域性政权，是西南夷中最大的势力之一。

　　云南省博物馆副馆长樊海涛认为，从国家形态看，古滇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只是一个“酋邦”或“方国”。汉武帝赐滇王王印、设立益州郡后，古滇国从相对独立的“酋邦”或“方国”变成中央王朝郡县制下的“王国”或“侯国”。

　　滇王又是个什么王？按汉代印章制度，诸侯王印称“玺”，如“广陵王玺”；次一级为列侯，印章称“印”。滇王虽有“王”的称谓，但据其印章形制、墓葬规格、随葬器物等判断，滇王并非诸侯王的级别，实际可能相当于“列侯”。

　　古滇国以灿烂而独特的青铜文化闻名。蒋志龙介绍，古滇文化是我国西南地区青铜时代发展程度很高的一支考古学文化。青铜工具、兵器和装饰品是古滇文化器物组合的主流，异于中原地区以青铜容器、礼器、酒器为特征的文化传统。古滇文化孕育了以铜鼓为代表的礼制系统，与北方以鼎为代表的礼制系统明显区分开来，被考古学界称为“北鼎南鼓”。

　　“古滇国没有文字，但丰富的青铜器给人们留下了认识古滇国的‘无字史书’。”蒋志龙说。

　　据了解，古滇国青铜器中，有很多表现社会生活的器物和场景，包括战争、祭祀、农作、饲养、狩猎、纺织、炊煮、交易、歌舞、饮酒等，生动反映出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有一件诅盟场面贮贝器，表现了滇王杀祭诅盟的典礼场景，器盖上不仅有干栏式建筑、铜鼓和猪马牛羊，还有各种人物多达127个，铸造之精巧令人叹为观止。

　　“滇王之印”出土50多年后，2019年初，河泊所遗址出土一枚“滇国相印”封泥。樊海涛介绍，从汉武帝时期开始，侯国行政系统中的相、丞、尉等官员由中央统一任免。“滇国相印”封泥表明，汉武帝在益州郡实行郡县制后，对古滇国既令滇王“复长其民”，又设滇相治理其国。这对认识古滇国的性质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实物证据。

　　蒋志龙分析，从“滇王之印”到“滇国相印”封泥，可以看出汉武帝经略西南夷的策略。一方面，保留滇国、滇王称号并予以相应待遇，以其故俗治；另一方面，设立滇相等行政体系直接管理，对滇王形成牵制。这是古代中央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治理的早期实践。这也表明，汉代设置益州郡后，民族众多的云南开启了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新篇章。

　　河泊所遗址近两年的新发现，是2014年以来石寨山古墓群大遗址考古的重大成果。

　　此前，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国外高校合作，对滇池周边地区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发现了近80处滇文化和汉文化遗址。初步认为，河泊所遗址可能是古滇国都邑。

　　2014年，国家文物局批准了“石寨山古墓群大遗址考古”项目，明确要求着力寻找滇文化的聚落遗址。

　　近年，石寨山古墓群大遗址考古相继取得重大突破。2016年，考古勘探发现河泊所遗址为“台地—水域”相间分布格局，不同台地有不同功能。2016-2017年，西王庙遗址发掘中，发现了早于滇文化的村落、滇文化时期的村落和汉文化时期的水井，标志着寻找滇文化的聚落遗址获重大进展。

　　2018-2019年，在河泊所村东的发掘中，揭露出19座房屋、22块田块、24条道路（田埂）、4座水井、1座窑址、84条沟和228座灰坑，还有墓葬和200余座婴幼儿瓮棺葬。另一重要发现就是“滇国相印”封泥。2020年的发掘发现了两汉和明清时期的丰富遗存，包括葬式奇特的一批汉代墓葬。

　　今年2月，“云南昆明市河泊所青铜时代遗址”入选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等评选出的“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2月底，河泊所遗址考古工作专家咨询会在昆明举行。来自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等高校考古院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省市考古机构的专家认为，河泊所遗址是滇国都邑、益州郡和滇池县治所，建议采取城市考古和聚落考古的方法，进一步探明聚落或城市的布局结构、功能分区及彼此关系等。专家组还就配置精细化多学科考古工作平台、加强科学技术在田野考古中的运用、推进遗址保护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等提出建议。

　　新片区考古发掘正在进行。杨薇介绍，去年10月底，考古队在原发掘区附近布设两个10米乘以10米的探方，启动新的考古发掘工作。目前，新片区已清理到汉代地层，揭露出沟、灰坑、水井等遗迹，出土大量绳纹瓦片、云纹瓦当等建筑构件。

　　已揭露的重要遗迹现场保护得到加强。考古队员谢霍敏说，发掘揭露的汉代道路、水井、灰坑等重要遗迹，对石寨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建设提供了思路，为便于后续发掘和展示利用，考古队对这些重要遗迹进行了重点保护。

　　古滇国考古还有许多未解之谜。近年的新发现也提出许多新课题。云南文物部门表示，下一步将重点推进强化简牍封泥保护和释读，深化多学科高水平联合考古研究，系统谋划、逐步推进后续考古发掘，推进石寨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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