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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著名生态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委员会原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张新时先生于北京时间9月25日在美国因病去世，应《植物生态学报》之约，云南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原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精云撰文缅怀张先生。

　　北京时间2020年9月25日，《植物生态学报》特邀顾问、我们敬爱的张新时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中国失去了一位伟大的生态学家，我个人失去了一位尊敬的人生和学术导师。

　　对于张先生的学术成就，大家有目共睹，我不作赘述。我只想借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这几十年来我与张先生交往中的一些小故事，以表达一个后生对这位生态学前辈的敬意之心和缅怀之情。

　　我认识张先生已有30余载，但从书本上知道张先生却更早，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那时，我还是一名大学生。当我翻读刚出版不久的《中国植被》这部植被生态学经典著作时，知道了在我国遥远的西北大漠里，有一位著名的生态学家，那就是张新时先生。那时，他是《中国植被》仅有12位编委的编委会成员之一。当时我猜想他应该是一位老先生，因为在那个年代，能成为如此重要著作的编委通常都是学科领域中的年长泰斗。可我后来了解到，他那时才40出头，是最年轻的编委，并且还只是一名讲师。真是敬佩不已。

　　我真正认识张先生并开始交往，是我从日本留学回国之后。那是1989年初夏，我刚回国，去哪儿工作还摇摆不定，于是便去当时位于北京动物园的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咨询我以前的同学和朋友们。在那里，我近距离接触了早我两年从美国回国，在植物所工作的张先生，他那时正在筹建中科院植被数量生态学开放实验室。

　　最初感觉张先生是一位严肃谨慎、少言寡语、给人威严感的长者，但见面次数多了，慢慢地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位慈祥和蔼、不拘小节、热心随和、乐于助人的性情中人。我清晰地记得，多次在快到吃午饭的时候，张先生总是叫上我，说“小方，走，一起去食堂吃饭！”。于是，他找来饭盆，带着我去所里食堂吃饭。自然，饭票也是由他掏的了。

　　后来，我落户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在那里工作了近7年。应该说，这期间我度过了很艰难的科研岁月。因为那时国家的科研体制正由经费划拨制向竞争制转变，申请经费、开展科研工作十分艰难。因此，我想到了张先生，曾一度想到他的开放实验室工作。张先生知道后，热情地鼓励我说：“小方啊，如果想来植物所就早点过来吧！”。但后来由于一些原因，加上科研条件逐渐好转，我最终没有去成。因此，我失去了在张先生直接指导下开展科研工作的机会，我为此还伤感过。

　　1997年，我调到北京大学工作，开始了我的第二次学术创业。虽然一开始也很艰难，但很快我便融入了北大的工作和生活之中。2002年，借北大环境学院成立之际，得益于校领导和老师们的支持与帮助，我牵头建立了北京大学生态学系。那时，年长的先生们大都退休，年轻的老师们尚未成长起来，北大的生态学发展遇到了瓶颈，急需大师指导、引领。于是，我又一次想到了张先生，向他表示了强烈意愿，恳请他来北大任教。但很遗憾，这时候他已经决定去北师大从教了；加上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张先生最终未能到北大来，这使我又一次失去了在张先生指导下工作的机会。这些遗憾至今还常常牵萦于我心，难以释怀。

　　2010年，中科院领导让我到中科院植物所任所长。这次我终于有了与张先生一起工作的机会。在这期间，张先生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鼓励和指导。我任所长近6年的时间里，在张先生等老一代科学家们的帮助和指导下，广大同仁齐心协力，植物所的各项工作积极稳妥地有序推进，尤其在研究所的结构性改革、人才队伍建设、科技评价体系重构、制度建设、学术环境营造等方面的工作卓有成效。同时，张先生所开创的学科方向，如全球变化生态学、植被生态学、草地生态与保护等均得到了较快发展。比如，通过引进优秀人才，植物所的全球变化生态学方向已成为国内最具活力的领域；植物所牵头的《中国植被志》编研工作，在全国植被科学同行的共同参与下，正在积极推进，同时还开辟了数字植被的新方向；在草地生态与保护方面，研究所提倡的“生态草牧业”理念，不仅成为草地生态保护和利用的理论支撑，在学界形成巨大反响，更成为国家农业供给侧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这些工作都是对张先生所开创或倡导的科学事业的继承和发展。

　　在做学问方面，张先生对我个人的影响更为深刻。我的很多工作大多是沿着张先生的足迹走过来的。这里仅举几例。

　　我关于中国植被分布的研究，很多来自于张先生学术思想的启迪。比如，张先生早年提出的“青藏高原植被地带性”激发了我对中国植被地带性规律的研究；我博士期间关于北纬30°垂直植被带分异规律的研究（后发表于《Vegetatio》上），一定程度上是受张先生“青藏高原对东亚地区大气环流影响”一文的影响。

　　作为张先生主持后期1:100万中国植被图的延续，我们组织发起了《中国植被志》研编计划，预期用10年左右的时间出版80‒100卷册描述我国主要植被类型的植被志书及其数字化电子产品，为我国主要植被类型的物种组成、时空结构、分布变化、环境影响以及植被保护等方面提供详尽资料，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1:100万植被图的内涵。

　　我对于新疆植被的认识以及后来我们在新疆开展的多项工作，是源自于2006‒2008年我参加张先生主持的关于新疆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中科院学部重大咨询项目。2006年张先生第一次把我带进新疆，使我对新疆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有了初次的接触。那里广袤无垠的戈壁滩，千姿百态的风蚀地貌，蜿蜒曲折的塔里木河，神秘莫测的“盐泽”罗布泊，丝绸之路上壮美的大漠驼影以及天山上高大通直的云杉林，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让我产生无法抑制的情感冲动。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张先生带领考察组，沿着天山山脉从伊犁河谷到石河子农垦进行考察，巍巍天山所塑造的山盆景观和孕育的西域文化对我心灵的冲击太大了，使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情不自禁地高喊一声“天山万岁”！现在回想起来，有些奇妙。其实，这种冲动并不符合我个人的性格。

　　这个咨询项目结束后，我的课题组并没有结束在新疆的研究，而是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研究新疆的植被和生态问题。我先后有4位博士生以新疆植被生态和生物多样性为题，完成了他们的博士论文。比如，为与张先生1960年初对新疆野果林的研究做对比，我们对伊犁地区的野果林进行了复查，获得了大量实测的样方资料，发现了50多年后野果林群落的一些变化规律；我们第一次系统研究了新疆草地的碳储量及其变化；我们对新疆的植物群落，特别是落叶松林和天山云杉林以及准格尔盆地的植物群落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样方调查，并对整个新疆地区的动植物分布及其驱动因素进行了研究。这些工作为我们认识新疆地区独特的植被特征奠定了重要基础。

　　近年来，我和植物所的同事们关于草地生态保护和利用问题的研究更是得益于张先生早先提出的思想和理念。张先生在我国草地生态保护和利用方面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念和见解，并付诸了实践。比如，他提出草地利用的“三圈模式”和“建设人工草地，保育天然草地”的理念，对我国草原生态保护和区域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也为我们后来提出并践行“草牧业”理念奠定了基础。“草牧业”理念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建设小面积优质高产的人工草地，为发展畜牧业提供所必须的优质牧草，而将大面积的天然草地保护起来，实现“以小保大”的目的。在践行这一发展理念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张先生关于草地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学术思想。

　　仔细回味，我们一路走来，一直延续着张先生的学术思想和他所指引的学术方向。可以说，是张先生为我们绘制了学术发展的路线图。就我个人来说，几十年来，在自己的学术之路上，栉风沐雨，砥砺前行，每一次的进步和收获都得益于张先生的谆谆教诲、鼓励和指引。在我内心里，张先生是我最敬重、最具有独立思想和创新精神的生态学家，是一位纯真睿智、独具人格魅力的学者，是值得我一辈子学习的榜样！

　　张先生走了，走得那么匆忙。据说，在他弥留之际，没有留下一句话，但我想，他最希望的就是他钟爱一生、奋斗一生的生态学事业能得到延续和发展，就是他割舍不下、千疮百孔的我国茫茫草原能得到修复和保护，就是我们这些后辈们要努力拼搏，为中国和世界生态学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我们后辈唯有踏实勤奋工作，才是对张先生最好的缅怀和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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