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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中后期，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诞生了一位杰出的白族学者，他就是李元阳。

　　李元阳生于明弘治十年（1497年），字仁甫, 大理府太和县（即今大理市）人。因世居点苍山十八溪之中, 故号中溪。李元阳儿时便喜好读书, 尤好文史。嘉靖元年（1522年）中云贵乡试第二名, 嘉靖五年（1526年）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不久，因卷入“大礼议”事件, 被贬为江西分宜知县，后又任江苏江阴知县。

　　当时，倭寇不断骚扰沿海地区，李元阳到任后，组织民众修建城楼八座以巩固城防，并亲自带兵在水上操练，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由于措施得力，倭寇见势退却，不敢再来侵犯。在江阴任内，李元阳看到农业受灾减产，而朝廷仍然催征粮税，就写了一副对联：“顾君而不顾民，良心何在？催税却忘催耕，频施！”并代百姓向上级请求缓交租赋。李元阳离任时，当地人民“流涕遮道者百余里”，建生祠，勒碑“述善政百余事”。

　　嘉靖十二年（1533年），李元阳迁户部主事，寻任监察御史。其间，他上疏直批皇帝亲小人远贤臣，得罪了当时的权臣夏言。后来，夏言找借口将李元阳调往湖北荆州担任知州。当时，荆州至襄阳之间400余里没有井泉，李元阳便捐出自己的薪俸，凿井解决人畜饮水，人称“李公井”。荆州地处长江边，堤坝年久失修，李元阳带头用了一年时间把堤坝修好，荆州百姓称之为“李公堤”。

　　李元阳为人清正耿直，对当时政治黑暗、官场腐败的现实极为不满，但苦于势单力薄，无法扭转现实，便于嘉靖二十年（1541年）借奔父丧弃官回乡，从此隐居大理40年未再出仕，开始了自己“立言”的使命。

　　李元阳在各地做官期间，与文学名流、理学名家切磋文艺，深究性命之学。回到云南后，他与当时谪戍在此的状元杨慎（杨升庵），以及乡贤杨士云、张含等人谈古论今，颇得自在，这也增进了他在理学、文学方面的造诣。

　　李元阳的诗文作品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是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文。这些诗文表现了他虽然退隐田家, 但仍然关怀世事, 对人民的苦难有着清醒的认识，也反映了他以民为本，爱民如子的思想。如《闻武定事》一诗，以猪羊与百姓的对照, 满怀悲愤地描写了权贵视民如草芥，以民为鱼肉，把老百姓的生死当作儿戏。又如《书轩言怀》一诗，以老妇人的口吻叙述了她丈夫与儿子在官吏步步紧逼下的惨状。

　　第二类诗文是写隐居生活的。诗人忘却尘世的纷扰, 涤除污浊, 摒弃烦虑, 独处澄明之境, 沉浸于自然永恒的空静之美中。他还写了很多咏物诗来抒发志向与心怀。如《丁香花咏》借丁香花托物言志, 以清淡的笔触抒发了自己“耐久见孤贞”的孤高品格。

　　第三类是描写自然山水的诗文。这类诗占比较大，描写了云南独特的自然风光, 展现出恬淡、适意的生活美。值得一提的是，李元阳留下了关于剑川石宝山石窟最早的游记与诗文，他曾与杨慎同游至此，写作了多首诗歌。在石宝山的崖壁上，至今还有李元阳诗歌的石刻：“剑海西来石宝山，凌风千仞猿猱攀。岩唇往往构飞阁，崖窟层层可闭阛。恍疑片云天上落，五丁把住留人间。”

　　李元阳在大理主持修缮了崇圣寺和三塔。在《崇圣寺略记》中，他对崇圣寺各种景物描写十分细致，高耸入云的千寻塔可谓“寰中之塔，无与为比肩”。登临寺中胜概楼，“览云霞于襟袖，荡浩气于蹭胸。西望苍山，四时皓雪；东俯洱水，数点蒲帆；洒酒临风，有足乐者”。对苍山洱海的景色，他也有很多诗歌赞颂：“洱波三万顷，轻舟泛长风”“点苍山势若游龙，深入烟霞第几重？二十四峰青欲滴，中间一朵白芙蓉”。

　　此外，李元阳的作品中还写了昭通、保山、昆明、祥云、楚雄、曲靖等地的景物。如他在描写昆明滇池和太华山（西山）景色时写道：“担头诗卷半挑酒，水上人家都种莲。山色满湖能不醉？荷香十里欲登仙。”对家乡山河景致的热爱，跃然纸上。

　　方志是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形式，被称为“地方典献”“致用经籍”。作为本土著名学者，李元阳以其学识和威望，竭力倡导并亲自编纂方志。他主持修撰了《云南通志》和《大理府志》。《云南通志》是云南人自己编纂的第一部省志，成为研究云南史地的重要资料。《云南通志》详细记录与人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事项，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譬如，有关“玉蜀黍”（玉米）、“蕃薯”（红薯）等外来作物的记载，为今天研究外来作物传入中国的时间、地点、路线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佐证。《大理府志》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大理地区的气候、植被、水系、物产，保存了大理地区后来已变迁湮没的许多史料，为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李元阳还在理学方面有极深造诣，被后世人称为滇中“理学巨儒”。他交游甚广，曾与众多理学名家交流切磋，并对儒学经典进行悉心研究，还吸收了先贤哲人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他在政治上主张要以“爱民为主”，治理百姓要“节用爱人，己任其劳，处民以佚”，这些实践都是与他的理学观点一脉相通的。

　　万历八年（1580年），李元阳病逝于大理家中，享年84岁。综观李元阳的一生，可以说达到了立德立功立言的境界，不仅人品道德无可指摘，而且在职期间清正廉洁，造福一方；并在哲学、文学、史学、书法、教育上亦颇有建树，实堪称为明代云南学界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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