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年过八十，我这一生该如何作个总结呢？其实也简单，从西北大学毕业后，入伍进入野战部队，1976年调入刚刚恢复的兰州军区创作室（其间偶或进出），直到2004年从创作室退休，算是军旅作家，只写了些为数有限、质量平平的散文罢了。

　　刚进入创作室时，主任是刚刚从“黑帮”队伍里解放出来的赵戈先生，个头高挑，腰板挺直，不苟言笑。听人说，赵戈生于1920年，“文革”前是兰州军区文化部部长。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作为救国会的小组长之一，赵戈组织工人、学生参加游行，曾经长期在吕梁山革命根据地工作。他在刘胡兰的家乡战斗过，是晋绥军区《战斗报》前线特派记者。刘胡兰英勇就义的报道，就是赵戈在文水前线通过军用电台拍发到延安去的。

　　上世纪60年代中期，赵戈有一次赴京开会，围绕一些文化问题，直陈己见，顶撞了某位大人物，被押送回兰州，打入“牛鬼蛇神”的行列。他毕业于延安抗大，曾任八路军120师教导团宣传干事、战斗剧社创作组组长，反应敏捷，声音刚亮，口才极佳。造反派与之辩论时，死活也占不了上风。于是，他们就转换话题，质问赵戈：

　　就这样，他们对赵戈不再“文斗”，而肆行“武斗”。动乱十年间，宁折不弯的赵戈可是吃尽了苦头。

　　军区体育馆的篮球场上，有一个裁判员叫田大壮，身材魁梧，判断娴熟老练，很引人注目。有一次，从体育馆出来的路上，我向赵戈打问：“听说，那个田大壮曾是个造反派，你了解这个人吗？”

　　“田大壮当初是个篮球健将，上了些年岁，才转为裁判员的。运动期间，每有批斗会，造反派头头见他五大三粗、手脚有劲，为了虚张声势，就让他充当打手。有一天，我被批斗，两个彪形大汉从左右扭住我的胳膊，飞步押到台上，右边的那位见我脖颈被勒得难以喘息，满脸憋得发紫，忙腾出一只手，解开了我喉咙下一个紧锁的纽扣，这才让我熬过了这场批斗。散会时，我认出紧要时刻让我喘息的人，就是这个田大壮。田大壮如果是个没有人性的人，那一次批斗，我可能就‘报销’了。”

　　运动过后，初恢复的军区创作室，急于扩编队伍，室里除写作的以外，还有谱曲的、画画的、弄书法的、照相的。其中有一个画家许飞，原是兰州军区文工团从北京的美术学院特招入伍搞美工的，他工于油画，嗣后转入创作室。赵戈有一天与我闲聊，说是北京来人调查过许飞在“文革”中的表现。起因是美院曾批斗一位有名的老画家，说是画“黑画”反党，造反派对这位老画家拳打脚踢，边上的许飞对打手们叫喊：“朝眼睛上打，打瞎他的狗眼，看他以后还能画黑画吗！”北京来人调查，也就是想落实这一句话，因为这话实在是“毒”。

　　人的一言一动，无形中就昭示着心性之善恶。俗话说，谨言慎行。其实，遇到紧要关头，想要谨慎小心而不流泻是很困难的。

　　我在退休以后，从五千里地以外的兰州东迁青岛，田大壮解纽扣的事儿、许飞撂出的一句毒话，都是我在三十多年前，从赵戈那里听来的琐碎细节，多少大事都云烟一样过去了，这小事儿却是刻骨铭心，忘却不了。

　　赵戈资历老，当时兰州军区除了司令、政委，没有几个能和赵戈比肩的。可他脾气倔强，经常训人（有时也难免主观武断）。当时的政治部主任是个开国少将，脾气大得很，他在兰州军区谁也不怕，就怕与赵戈口舌论理。

　　省军区有个从朝鲜前线下来的干事，想调进创作室，写了部长篇小说，先送赵戈审读，赵戈认真读后，否定了。此人经过活动，小说还是被一家出版社出版，他由此而通过更高的领导人调入创作室，成为创作员。运动开始，此人是个风派，批斗过赵戈。他自然认为赵戈一直是刁难他的。创作室像这样的老作家有好几位，作家们愿意接近赵戈的，实在寥寥。

　　赵戈腰里的皮带上，有一小方形棕色牛皮钱包，也就能装几十块钱。1982年，我随他赴京开创作座谈会，坐列车返回时，硬座车厢里，我坐在他的对面。他旁边有一个小偷，趁我们打盹时，用小刀划开了钱包的底部，幸亏钱包皮质硬实，裂口紧合，钱没有溜出来，小偷却溜走了。

　　赵戈翻看着被割破的钱包，摊平右掌让我仔细看他掌上的纹络，说道：“我这一辈子生就的是打鬼的五雷掌，小偷也休想得逞的。”

　　至于创作，当时的风气是看重小说、诗歌，赵戈不尚空谈，厌弃无端虚构，加上自身作品不多，别的年轻作家连连获奖、不断晋级，形成的舆论便是认为创作室由赵戈牵头，是典型的“外行领导内行”。

　　我们所在的办公大楼里，先后出了许多个将军，有些将军比我还年轻，而资历最老的赵戈，却是在师职位置上离休引退的。

　　1992年7月，他返回上海定居，与我仍然保持着联系。在上海，他分别被聘为上海市教委、长宁区、虹桥街道等三个关工委德育报告团的报告员，一直保持着“离职不忘责、身休不忘本”的为人之道，视培养下一代的工作为己任。凡是有请他外出作报告的，无论路途远近，总是风雨无阻，有请必到。

　　八十二岁那年，他腿骨折了，行走不方便，仍拄着拐杖到学校、社区为青少年作报告。赵戈不吃请、不收礼、不接送、不取酬，拒收讲课费达八万余元。他先后到市委党校、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华东师大、建青中学等学校，以及地方机关、工厂、部队等二百多个单位作报告四百多场，听众近三十万人。他作的《刘胡兰精神鼓舞我们》和《高举“一二·九”爱国火炬，让青春在新世纪闪光》的报告，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经典。2009年，九十岁高龄的赵戈，仍然作了三十四场报告，有一万四千多名听众。他把最难忘的战斗往事和青春热血融进报告之中，极大地感染着青少年，他的足迹所到之处，场场爆满，并引起热烈反响。赵戈将那个艰难时代进行艰苦斗争的火种，深深地埋进了祖国的大地。

　　2018年6月5日，赵戈病逝，享年九十八岁。捻指间，又过去了近五个春秋，我当年在兰州时所经历的人、事，几乎都化作了过眼云烟，对于赵戈，总是难忘。

　　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农民子弟。从1976年部队创作室恢复，到2004年创作室撤销之时，我正好也到龄退休，与创作室在时序上的起落算是同一命运。巨擘为文，属雕龙之大业，我写的这些，仅仅是雕虫小技。虽然，本人在文学事业上无所建树，可总也算是搞了一辈子文学创作吧。

　　晚年出于习惯，我偶尔还写点短文，有时回顾既往，深深地感到，人生在世，无论做什么事情，做人始终是第一位的。时间到现在才充分证明，赵戈在创作上是具有真知灼见的内行──他淡泊于名利，耐得住寂寞，挺得直脊梁，无愧于真正的中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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