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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天津地方组织，是在大革命的风暴中建立并发展起来的。五四运动的兴起，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李大钊、张太雷、江浩等早期者在天津的卓越工作，为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成立，在组织、思想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此，天津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道路。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爱国学生团体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等相继成立，从而将天津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不断推向高潮。

　　为进一步团结带领广大爱国学生并结成坚强有力的核心，在周恩来等人的提议下，1919年9月16日，觉悟社在东南角草厂庵天津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出席会议的共二十人，男女各十人，他们随即成为觉悟社最初的成员。成立会上，周恩来做了主题发言。会议经过讨论，明确了觉悟社的宗旨、任务、入社条件、组织形式等。在周恩来的提议下，会议决定出版白话文社刊《觉悟》。会议最后推举周恩来起草《觉悟的宣言》，并决定邀请李大钊到天津演讲。

　　觉悟社的成立，为天津爱国注入了新的活力，其成员此后大都成为天津的骨干力量。为更好地开展工作，觉悟社成立不久，即迁到河北三戒里4号。这期间，觉悟社与天津各界联合会、天津学生联合会等团体，共同组织开展了赴京请愿和天津各界一万余人赴直隶公署的请愿斗争等一系列声势浩大的革命活动，给反动统治者强烈震撼，在全国产生了极大反响。1919年12月至1920年1月，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觉悟社先后组织举行了两次万人参加的。在反动当局加紧，查封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的危急关头，周恩来紧急召集社员大会，号召大家作“牺牲奋斗”的准备，要与反动当局斗争到底。在随后开展的抵制日货斗争中，周恩来、马骏、郭隆真、张若名等人遭反动当局逮捕。为此，刘清扬、等觉悟社社员积极开展营救活动。周恩来在狱中组织难友开展了坚强不屈的斗争，并把监狱作为课堂，坚持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周恩来还将在狱中与敌人的斗争情况及时记录下来，编写出《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它们成为鼓舞斗志、揭露敌人的生动教材。

　　在社会各界强烈呼吁下，经过多方努力，1920年7月17日，周恩来等各界代表获得释放。为继续坚持革命斗争，8月，在周恩来主持下，觉悟社召开了年会。8月16日，周恩来与十一名觉悟社成员赴北京，邀请北京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等团体，在陶然亭举办座谈会，李大钊受邀出席了会议。周恩来在座谈会上就觉悟社年会上提出的“改造联合”的主张进行了阐述。李大钊要求每个团体都要有一个正确的主义。座谈会后不久，周恩来、郭隆真、张若名等人赴法国勤工俭学，留在国内的等觉悟社成员经过斗争的锻炼和考验，逐步成为早期的者。

　　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不断入侵，天津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典型城市。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英勇的天津人民为了民族生存和发展，开展了一系列顽强的斗争，以有力的行动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势力。

　　这个时期，天津近代工业产生，同时天津最早的工人阶级队伍开始出现，并随着时代的脚步发展壮大。天津工人阶级从产生之日起，就作为一支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的强大政治力量而登上历史舞台。天津工人阶级的成长和政治觉悟的不断提高，为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传播奠定了一定的阶级基础。同时，天津在文化上糅合了中西文明的精华，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使这座城市更具先进文化传播的条件。特别是风靡全国的新文化运动，更给天津带来了生机与活力。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也给黑暗的旧中国带来了一线日，天津《益世报》刊发了《俄京军队内讧之近况》《俄京大革命之现状》等文章，使天津人民了解了十月革命的情况。

　　走俄国人的路，这是当时苦苦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进步知识分子最终做出的正确选择，而李大钊则是在天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这期间，李大钊相继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表明了他坚定走俄国道路的决心。他写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歌颂了十月革命，并论断：革命必将获得“最大之成功”。

　　五四运动爆发后，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是当时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最早的文章。文章发表后，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邀请李大钊来天津讲演。1919年9月21日，李大钊在维斯礼堂，对天津青年做了“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胜利的意义”的讲演，号召“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运动必须坚持到底”。他告诫爱国青年，“一要不承认一切卖国条约和密约，二要实行民族独立自决，三要打倒卖国贼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人”。这天下午，他又在学联会议室，与周恩来等觉悟社成员座谈，鼓励他们认真研究各种新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情况。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传播更加广泛和深入。这期间，《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中国》《南开日刊》《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觉悟》 等报刊，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1921年至1924年间，天津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女星社等二十余个进步团体，出版了《来报》《星火》《觉邮》等十多种报刊，发表了李大钊、周恩来、李达等人撰写的近百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天津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极大反响。

　　天津早期党团组织的建立，是在全国几个主要地区建立小组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1920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小组。这期间，李大钊介绍张太雷、江浩等加入了该小组，他们成为天津最早的员。

　　张太雷，原名张曾让。少年时期的张太雷目睹了旧中国的黑暗，怀有强烈的爱国情怀。1915年秋，他考入北京大学法科预科，同年冬天，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预备班。半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升入北洋大学法科法律乙班。

　　北洋大学创建于1895年，这里浓厚的文化氛围和学术环境，使青年张太雷倍加珍惜。他利用一切时间如饥似渴地吸取着知识的营养。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对张太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一时期，他对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宣传十月革命的文章，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为反对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京津两地成立了“学生救国会”。张太雷作为北洋大学的学生代表，与郭隆真、马骏及北京大学“学生救国会”代表许德珩建立了联系，并组织和发动了示威请愿活动。张太雷又不顾学校当局的禁令，发起成立了进步团体“社会建设会”。这表明，张太雷已经开始了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五四运动爆发后，张太雷迅速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之中，并很快成为天津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重要骨干之一。

　　在领导期间，张太雷与住在天津旧俄租界的苏俄友人和人来往十分密切。由于有旧俄租界作掩护，为苏俄人提供了隐蔽的活动场所。1918年鲍立维从海参崴来到天津以后，就找到张太雷，请他做英文翻译。不久，俄共（布）老党员，后来担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东方民族处主任的布尔特曼也从海参崴来到天津，通过鲍立维与张太雷等建立了联系，进而会见了李大钊。这一切，使张太雷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直接同苏俄人探讨建立工会、党团等问题，接受思想的启迪，从而坚定了追求社会主义的信念，为他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0年年初，为筹建组织，张太雷与天津其他的进步知识分子十分活跃。1920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派维经斯基等人来津，鲍立维随即将张太雷介绍给维经斯基做翻译。在此期间，张太雷直接参与了上海、北京的党、团组织的筹建工作。此后，随着李大钊与维经斯基的频繁接触，张太雷同李大钊的关系也日益密切。这种特殊关系，决定了天津初期的运动受到了李大钊和共产国际的双重领导。

　　江浩，曾参加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俄国十月革命后，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逐步实现了由民主主义者到者的转变。1920年年底，江浩由广州回到北京，在李大钊的帮助和影响下，参加了北京小组，成为早期的中共党员。后来，江浩在回顾这段历程时说：“摸索了十多年啊！直到俄国十月革命后我才懂得，只有马列主义，只有，才能够救中国啊！”

　　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传播，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天津一批具有初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考虑党组织的创建工作。

　　1920年1月，李大钊送陈独秀经天津转赴上海，途中他们探讨了建党的问题。在津期间，李大钊会见了苏联第三国际的联络员鲍立维，相互交流了对建党的看法。由于这次会见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天津一家报纸上登出“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李大钊决定立即返回北京。此后，李大钊又在北京会见了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对建党取得一致意见。

　　1920年8月，上海小组成立。10月，北京也在李大钊领导下建立了小组，并出版刊物《劳动音》。同时，他还亲自帮助指导天津“新生社”的于方舟在天津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1920年10月，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李大钊直接领导下成立。团组织成员共七人，由张太雷负责，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为目的，还出版了工人小报《来报》，宣传马克思主义。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为天津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此后党组织的建立做好了充分准备。

　　张太雷还发动党团员到官立中学、南开学校等处发售《宣言》和上海组织发起出版的《》月刊，并把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印成小册子发行，使马克思主义在天津广泛传播开来。

　　此后，张太雷往返于天津、唐山、长辛店、南口等地，深入开展工人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共产国际决定建立远东局，张太雷根据党的指示，赴苏俄共产国际东方局任中国科书记，从事共产国际与中国之间的联系工作。

　　1921年7月，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正式召开。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9月，李大钊指导于树德、安体诚在天津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为工人补习文化知识，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

　　1924年1月，“一大”在广州召开，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五名主席团成员之一，员有十人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天津代表三人：于树德、于方舟、韩麟符。由此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了革命统一战线月，在李大钊的直接指导下，天津的员于方舟、江浩、李锡九等，成立了直隶省党部和天津市党部。天津的员和青年团员均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并担负了组织领导工作。同年9月，在李大钊的安排下，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从此，天津有了的组织，天津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领导核心和统一部署。

　　天津地委建立后，江浩积极协助于方舟开展党团组织建设工作，并参与组织了以党团员为骨干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联盟和非基督教大同盟；改组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建立妇女组织和出版《妇女日报》。与此同时，江浩还经常往来于京津之间，吸收进步工人、学生和贫苦农民入党，不断壮大党的队伍。在此期间，江浩还到北京向李大钊汇报和请示，就天津党的发展工作听取指示和建议。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威逼利诱，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充分体现出人的崇高气节和凛然正气。最终，敌人施用绞刑残酷地杀害了李大钊等二十多名革命志士。李大钊牺牲时年仅38岁。

　　1921年7月，中国成立，成为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这个时期，天津在党员发展工作上也加快了步伐。到1924年6月底，天津的员已有二十余人，为天津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

　　在中国的光辉历史上，天津作为北方重要的工商业城市，曾经留下过令后人难以忘怀的印迹。在这座城市里，中国人曾经在97年前，在法租界24号路普爱里34号（长春道普爱里21号，后为天津建党纪念馆，于2000年拆除，2001年6月在和平区山西路建立“中共天津历史纪念馆”，原馆陈列内容移至新馆——笔者注），建立了天津第一个中共组织——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从此，天津人民有了党的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如燎原之势，在津沽大地熊熊燃烧。

　　中共天津地委的成立，给在苦难中挣扎的天津人民带来了希望，给当时已有520余年历史的这座城市带来了生机。尽管当时只有于方舟、江浩、李锡九等二十余名党员，但毕竟有了党的正式组织，这在天津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在中国大革命的年代，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高潮中诞生的中共天津地委，以其崭新的面貌展示在世人面前，从而标示着刚刚诞生仅三年的中国已开始在这座城市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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