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1858年，英法舰队突然闯入大沽口，并在此后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与炮台守军展开激烈争夺。1900年，由于清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致使炮台最终失守。“废去大沽口及直隶各处炮台”——《辛丑条约》上的白纸黑字无异于给曾经辉煌的大沽炮台宣判了死刑。此后，清政府被迫将炮台拆毁，现仅存南岸“海”字炮台遗址，其余已荡然无存。

　　天津卫，三宗宝，鼓楼、炮台、铃铛阁。天津的历史，和军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从建卫之初，它就以一种军事形态存在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军营虽然渐变为一座城市，但早期军人性格、风气、行事方式对于天津本土的影响，却潜移默化，一直流传下来，而且在几百年的时间里，许多军事史上的重大事件，许多重要的人物，都在这里发生、出现……

　　清代，天津城周围曾建有七处炮台，分布于海光寺西、马家口、三岔河北、邵公庄东和城西双忠庙等地。而其中被誉为“天津卫三宝”之一的炮台，则是此七处之外，远在东边入海口的大沽口炮台。

　　早在明嘉靖年间，为了防止倭寇的扰掠，明廷开始在大沽口驻重兵、设铜炮，作为军事要冲的大沽口，从此正式设防。到了清嘉庆21年，也就是公元1816年，在海河河口的南北两岸各建造了一座圆形炮台，这就是大沽口最早的炮台。

　　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清廷正式修建大沽口炮台，共有炮台四座，安设大炮30尊，驻军八九千人。史料记载，1858年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美俄四国公使率领联合舰队二十余艘，向大沽口炮台进攻，守炮台的士兵奋勇反击，击沉联军军舰四艘。但由于总督谭建襄畏敌先逃，炮台终于被攻陷，联军长驱直入，迫使清廷签订了《天津条约》。战后，清廷重新修建大沽口炮台，在海河河口南岸东沽村修建炮台三座，在北岸宁河县于家堡设炮台两座，在后墙营门设小炮台二十五座，共拥有大炮六十四尊，防务比以前更为加固。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大沽口外的军舰三十余艘，向大沽口炮台猛攻，守军伤亡惨重，大沽口终被攻占。辛丑条约后，八国联军先拆除了天津城墙，次年，即将大沽口炮台连同其他沿海炮台、兵营尽皆拆除。从此大沽口炮台只剩下土基，成为历史陈迹。

　　今天的大沽口炮台已经修建博物馆，可以供游人参观，成为天津城市风格军旅特色的实物见证。除此之外，漫步天津城市街道，与军旅生活有关的地名、遗迹其实仍然随处可见。

　　“墙子河”，当年也是出于军事考虑人工挖掘的。史料记载，咸丰十年(1860年)正月，统兵大臣曾格林沁亲王为增强天津防御外寇入侵的能力，下令围绕天津城垣挖筑长36里的护城壕墙。壕墙南北向各距城厢约三四里，壕墙东西向各距城厢约五六里，近城河道及城厢之外民居、店铺密集地带，均被圈入壕墙之内，并设大小炮台12座，驻兵5000人，铺勇3000人，形成天津城厢之外的一道外城防御工事，为与外界沟通建了11座营门。人们把这道起防御作用的环城之“墙”，称为“墙子”；把墙外挖的水沟，称为“墙子河”。如今，说起“墙子河”，好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但提起南京路几乎无人不知。其实，南京路就是当年的“墙子河”，至今南京路临近海河的一端仍然保留着“墙子河”与海河连接的河闸。

　　说完“墙子河”，还有大小“营门”。仍然是与上述修筑的防御工事有关，就在这道围墙中间官方设置了14个“营门”。史料记载，嘉庆六年(1881年)重修后，四个正营门分别为：位于今唐家口附近的“寅宾门”(东营门)，位于善庆庵附近的“西成门”(西营门)，位于海光寺南部的“来薰门”(南营门)，位于红桥附近的“拱辰门”(北营门)。研究天津民俗地理的谭汝为先生曾撰文对十个偏营门的位置给出了详细描述：按照东南西北顺时针方向排列，分别是位于小树林东北部的“镇远门”(俗称东营门)、位于今大营门东北部的“朝宗门”(俗称直沽营门)、位于今大营门的“凝晖门”(俗称梁园营门，即今大营门)、位于今小营门的“厚德门”(俗称小南门)、位于通小稍直口处的“三庆门”(俗称小西营门)、位于今芥园附近的“顺轨门”(俗称西北营门)、位于今校场对河处的“保卫门”、位于今通大觉庵路的“绥丰门”(俗称小北门)、位于今新开河窑洼附近的“翊运门”(俗称堤上门)、位于今北站附近的“建魁门”(俗称东北营门)。

　　谭先生认为，在天津卫这块热土上，明清两代屯田的士兵、漕运的水手，以及长期驻扎在天津的李鸿章的淮军、袁世凯的新军，都为天津地域文化增添着军旅气氛，客观上也造就了天津民俗尚武的豪气和坚忍不拔的性情。在明清两代，军人及家属在天津是高度集中的群体。军旅性格中坚忍不拔的硬性，与移民性格中燕赵慷慨的豪情相结合，就形成天津人的性格主调——豪爽直率、爱憎分明、疾恶如仇、见义勇为，以扶弱济贫、打抱不平为尚。义和团攻打天津租界以及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都显示出天津人勇猛顽强的性情。在天津历来的慈善和公益事业上，典型地体现出侠肝义胆和古道热肠。

　　天津于明代建卫，“卫”在明朝属于一种军事建制。朱棣以“靖难”为名发兵与其侄子建文帝争夺皇位，他率兵从天津的前身——直沽出发，偷袭沧州，并经过几年的战争，最终攻陷南京，夺取皇位。后来朱棣即位，年号“永乐”。为了纪念开始发兵的“龙兴之地”，朱棣把“直沽”这个“天子渡河之地”赐名为天津。天津得到赐名后，于同年设置了军事部门。当时天津设有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统称三卫。

　　很多学者在论及天津文化时都会谈到“兵营文化”对于天津的影响，600年前海河两岸驻扎的军队就是后来这个城市的雏形。明清以降，天津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一直都是畿辅重地，时至今日，“兵营文化”对于这座城市的潜移默化依然没有完全消失。小时候，常看到长辈们指着某个小男孩说：“这小子，又‘嘎’又‘皮’。”可以说，“兵营文化”的痕迹时常在天津人的性格中闪现，无论是在街上疯玩疯闹的“嘎皮”小子，还是天津人骨子里的倔强与淳朴。今天，尽管当年的兵营已经变成了一座现代化城市，但早年间军人的性格、风气乃至行事方式，都一一流传了下来，继续在这座城市中不断上演。

　　从小我们就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知道了很多抗击日本侵略者和解放战争时的故事。对于少未经事的孩子来说，“战争”遥远且神秘，甚至有一点点刺激——正因为此，儿时我们最喜欢的游戏从“骑马打仗”到“占山为王”，似乎都与战争脱不了干系。在童年的记忆里，军人是伟大的职业，除了保护人民的天职，单是那一身军装加上各种职业装备，就足以令人兴奋。后来，“嘎小子”们都上学了，除了继续做做“战争梦”，每人手中又多了本《兵器知识》或是《世界军事》……

　　正因为有了这种渊源，生长在天津的男孩子们崇拜对象多是军人，理想也是长大后当个军人，驰骋沙场。正因为年纪还小，理想只能等到长大才能去实现，所以玩兵人玩具，指挥它们作战就成了最现实的行为。今天，古文化街里摆卖的木制刀剑依然畅销；无论玩具手枪还是真人比例兵人玩偶也都能大卖，骨子里的“尚武”情结仍未能解开，只是不知这属于几代人的记忆还能维系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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