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12月23日，是天津建卫616周年纪念日。公元1404年，明成祖朱棣下旨在此“筑城浚池，赐名天津”。天津城由此诞生。但是在天津这片土地上，人类活动和文化绵延发展的历史绝不仅仅只有616年。有一群人一直在默默地填补着天津历史长卷上缺失的拼图，步履不停地丈量天津地域文化的长度、宽度和厚度。他们就是天津考古人。最近，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刚刚阶段性地完成了一个项目的现场发掘，这次发现让天津考古人大为兴奋，他们发现了什么？从中挖掘出怎样一段历史呢？杨柳青地下“史书”2020年6月，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对西青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文化小镇建设项目区域进行考古勘探，发现古代墓葬900余座，它的规模之庞大、年代跨度之久远，在天津考古史上是前所未有的。2020年9月到10月底，考古人员先期对文化公园地块内的119座明清时期墓葬进行挖掘，命名为元宝岛墓地。

　　元宝岛墓地元宝岛墓地位于南运河南侧，与杨柳青古镇隔河相望。按照清道光年间刊行的《津门保甲图说》，当时运河北岸已经是商铺林立的商业型社会，而运河南岸还是传统的村落。元宝岛墓地分为两个区域，东侧位于当时的村落附近，西侧在当时则是荒地，考古人员推测，可能是运河北岸商铺的主人死后埋葬于此。从挖掘情况来看，元宝岛墓地是明清时期平民墓葬群。此类墓葬在天津北部地区也有发现，那么元宝岛墓地有什么与以往发现不同的特点呢？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考古与文物保护部尹承龙介绍，西侧地块墓葬的墓相有别于东侧地块，也与此前蓟州、宝坻的明清墓葬不同，墓朝向东南西北的都有，如果是男女合葬，也并不完全遵循男左女右的北方传统习俗。

　　尹承龙研究元宝岛墓地出土文物元宝岛墓地挖掘出的300多件随葬品中，出现了南北方混杂的情况。比如，既有北方常见的陶器，也有景德镇瓷器、宜兴紫砂，一些精美的银饰品和银币使用的是明清时期南方多见的模印工艺。

　　元宝岛墓地出土的银簪那么这些南方特点的随葬品从何而来，南北混杂的葬俗是如何形成的呢？尹承龙介绍，按照《津门保甲图说》和清乾隆天津府志记载，杨柳青“地处要冲，人杂五方”，沿着大运河沿岸人流比较多，南北方商品都在此汇聚，形成这种人员复杂、风俗多元的状况。历史上，正是因为大运河上繁忙的漕运，促进了天津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南北运河交汇处的三岔河口，成为天津城的发祥地。而在南运河畔的杨柳青镇，也是因河而兴。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京杭大运河疏浚贯通，杨柳青成为漕运枢纽码头，带动了商业的繁荣。此次明清墓葬的考古发掘，印证了当时南北人口流动和商业往来的情况。目前，元宝岛墓地的现场发掘已经完成，考古人员正在对出土的文物进行整理、修复和研究，来揭示更多杨柳青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细节。而这还仅仅是个开端，在元宝岛墓地旁边，西青区运河文化小镇地块也已经完成了勘探。该地块发现了700余座古代墓葬，根据墓葬形制、埋藏深度、包含物信息等初步推测，该处墓葬的年代涵盖了宋、金、元至明清不同历史时期。这一考古发现直接证明了杨柳青古镇地区至少在宋代的时候，已经有大量的人口聚居，形成了规模比较大的城镇。“运河漂来天津卫”，人们观念中比较清楚的是，大运河和天津城的关系是从明永乐建卫开始。其实，大运河和天津城镇发展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姚旸介绍，金元时期的运河刚好穿过天津辖区，在金元运河两岸，近些年考古发现一批金元时期的人群聚落遗址或墓葬，可以证明在金元时期，沿运河两岸已经有相当多的城镇产生。这次勘探发现的古墓葬，就像是一部深埋在地下的 “史书”，一页一页地记载着杨柳青跨越千余年的历史，等着考古人员去解读。骨头会“说话”如果说出土的随葬品是当时商品流动的佐证，那么沿着运河发生了怎样的人口迁徙，就要依靠体质人类学，也就是要研究墓葬里的人骨了。

　　古代人骨标本库此次元宝岛墓地发掘，人骨保存得都比较完好，共出土了150余例人骨。这些人骨目前已经纳入位于蓟州的古代人骨标本库中。从2004年开始，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多家高校的人类学专业合作，启动了天津明清人骨保护与研究工作，目前已采集明清时期人骨标本800多例，初步建立起了华北地区最大的明清人骨标本库。明清虽然距今年代并不久远，但目前国内考古界与体质人类学界比较缺乏对明清时期以来人类遗骸的系统收集、保护与研究，此项研究弥补了这一薄弱的环节。天津地区此前发现的明清人骨标本多集中于蓟州等北部地区，天津海河以南地区大规模发掘明清墓葬较少，此次元宝岛墓地人骨的采集，提供了难得的天津南部样本。通过测量分析人骨的身高、性别、食谱、骨病理，可以推断墓主人的职业特点、生存环境、迁徙状况等。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考古与文物保护部部长赵晨介绍，通过家族墓地人骨的研究，能够厘清个体之间的亲缘关系，再结合出土遗物、墓葬的排列分布，研究埋葬习俗，对于还原当时社会的诸多细节有很重要的帮助。此前，天津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联合，进行过古人骨标本缠足研究。根据此前的研究，古代我国南北方女性缠足的方式不同，北方是脚趾向下弯曲的跟足形，南方是脚趾向上弯曲的马蹄形，因此通过对人骨标本缠足的研究，也是分析元宝岛墓地墓主人身份的一个根据。明年，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将继续和大学的合作单位一起，对这批人骨标本进行研究，进一步揭示元宝岛墓地中隐藏的历史密码。千年前的刻印最近，天津考古人在严寒中仍在野外作业，继续一项已经进行了十几年的研究。这项研究改变了一批文物的命运，揭开了一段文化交融的历史。千像寺遗址位于蓟州区盘山南麓山脚下，始建于唐开元年间，历经数次被毁与重建，现寺庙主体已无遗存，而在周围山坡上却留存下来一百多处刻在石壁上的佛造像。在上个世纪，居住在附近的村民还不知道这山坡上的石头是什么来历，开山采石破坏了不少。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天津市和蓟州的文保部门先后对千像寺造像做过调查。当时认为“这些刻像有浓厚的唐代风格”。在1982年，千像寺石刻被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当时技术条件有限，没有对此处的造像做全面的普查和记录。2003年，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启动对千像寺的考古发掘，对石刻造像进行拉网式调查。

　　千像寺造像调查测量当时这片山坡还是村里的土地，有些石刻就坐落在村民的果园里，村民对自家承包地里的石刻比较熟悉，而海拔更高处的石刻，就请村民做向导，一处处去寻找。刻有造像的石头散落在山间，而造像又都是阴刻的浅浅线条，在背光的情况下，往往难以观察发现。考古人员就驻扎在附近的农家院里，每天跟着太阳走，在转瞬即逝的光影中捕捉历史的印迹。

　　千像寺造像经过两个月的考古调查，考古人员共发现线尊，并对石刻进行编号登记，采集图像资料。2004年，邀请我国考古界的多名专家进行论证，认定千像寺造像是目前全国所见分布面积最广、体量最大的辽代民间石刻造像群。造像皆为佛、菩萨、弟子，全部采用阴线凿刻，皆为民间信众捐刻，其中一些造像为国内其他石窟、摩崖造像中所不见，极具典型性。在千像寺遗址有一块立于辽统合年间的石碑，记载了当时捐资重建千像寺的人名，其中不仅有汉人，还有契丹人、女真人。在辽宋时期，以海河为界，北部为辽统治范围，南为宋统治范围。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姚旸认为，千像寺石刻造像群揭示了当时天津北部地区佛教信仰的盛行，是北方民族和汉族不同文化交融的体现。2006年，千像寺石刻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又多次进行复查，最终发现线尊。调查中发现，造像经过长期的流水冲蚀、风化侵蚀、生物滋生以及人为破坏的影响，保存形势十分严峻。近年来，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全面分析了千像寺造像文物病害，制定了具有针对性的保护修复方案。目前保护修复前期工作正在展开，通过高清摄影和三维扫描留取的造像信息，加上环境气象信息等，将建立一个永久性的资料数据库，来更好地保护和管理千像寺造像。2021年将全面启动造像修复工作。包括石刻造像在内的石窟寺文物，是体现中华民族审美追求、价值理念、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近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了石窟寺文物保护利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天津考古人十几年来持续对千像寺造像的考古调查，也为未来对千像寺遗址进行保护利用奠定了基础。通过天津考古人60多年来的努力，从旧石器时期到明清时期，中国古代史各个主要分期，在天津都有重要考古发现。证明了天津市域内从北到南，人类活动、人文发展贯穿了10万年以上的时间。悠久的历史、深厚的底蕴，带来更坚定的文化自信。在庆祝天津城616岁生日的时候，也激励着我们以历史文化名城的底气，与时俱进，继往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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