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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晋是法家的发源地，因三晋否定礼，主张落实法治，以化解掉宗法制度所引发的弊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将法家分成了晋法家和齐法家。齐法家并不否定礼，主张：“法出于礼，礼出于治。治、礼，道也。万物待治、礼而后定。”(《管子·枢言》)齐法家除了肯定礼，还强调：“上以礼神明。”(《管子·君臣下》)将礼的作用甚至超越到可与形而上的神明相通，这与看重解决现实问题、最快发挥功效、主张君主专制和以法治国的晋法家，立意大相径庭。

　　晋法家为富国强兵及巩固君权，而否定西周礼法以制定刑书。晋国君、臣甚至还成了法的制定者，唐叔虞、晋文公、士蒍、赵盾、士渥浊、右行辛、范宣子及铁之战以军功行赏罚的赵鞅，皆为晋国的法治传统奠定雄厚根基。自叔虞封唐奉行“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左传·定公四年》)，晋国便可灵活地依现实需求而屡屡修法，虽四面皆狄，晋国非但没被歼灭，还能在持续的夷夏整合中，兼并了戎狄及相邻的华夏诸侯国，并自晋文公起，出现比各霸主更长时期的霸业。频繁修法，显示晋已较齐法家可更灵活地跳脱宗法束缚，故能开启战国时期土地、人民全转为国家所专有的编户齐民。《史记·太史公自序》言“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的法家特质，在晋法家身上显然才最充足；故三晋不仅是法家思想的发源地，也为孕育更完善的法治系统，提供了最充分的地理和历史条件。

　　法家为何出于三晋？蒙文通指出：“晋固有戎狄之民，而治以戎狄之法。”（《周秦少数民族研究》）夷夏杂处的文化格局，令晋国得因时制宜的有悖和补充周礼。戎狄“利国”“利众”而“无亲”(《国语·晋语一》)的传统，也被晋国所吸收，为抵御外患及维护君权，可以弹性的调整国策；于是晋国便不拘宗法，视实际需要而与时俱进地制定新法。

　　但问题是，晋国虽有戎狄环绕，燕国的北、东也全被东胡包围，西面也有楼烦和匈奴盘踞(谭其骧《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北戎见周室衰微，便毫无顾忌地统领万骑侵扰燕国(《史记·燕召公世家》)，燕国何以既不“疆以戎索”，也未一再调整国策？显然“御狄”虽是促成晋国进行相当变革的现实考量，但较各诸侯国更频繁的战争，令晋国公室始终面临的存亡危机，恐更是晋国不得不一再脱离宗法，而迈向法治的更重要关键。

　　晋国除了抵御戎狄，由公室两次发动“庶嫡之争”，得待重耳回国，绵延108年的庶嫡争战才终告结束。但在此之前，晋献公为防范公族效仿其祖上发动小宗灭大宗，便借异姓贵族士蒍以“尽杀群公子”(《左传·庄公二十五年》)。公室之争尽管因重耳回国而得以终结，但随着晋文公的争霸，又促使晋与诸侯国及戎狄不断地发生争战。晋文公四年“大搜于被庐，作三军。”(《国语·晋语》)将晋献公时的二军扩充为三，再以大搜形式，命随其流亡的功臣赵衰、狐毛、狐偃、先轸等异姓贵族，有违宗法登上政治舞台执掌军政大权。来年“晋侯作三行以御狄”(《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国军制再经变革而增为六军。

　　军制持续变革虽令晋国称霸，但为稳固霸业，便还得一再地陷入争战。晋国将所增土地设为郡县，再命异姓贵族任“远官”管理(《国语·晋语四》)。异姓贵族却借机发展自家势力，使其逐渐脱离公室掌控，成了异姓卿大夫的世袭采邑。转成世袭后，异姓卿大夫便可因所霸占领地而握有军权、土地和人民。

　　无论于公于私，新兴的卿大夫都得为稳固晋国霸业及扩大自家势力，而制定更具效益的新法。晋文公去世后，赵盾以中军将执掌国政，颁布遥遥领先各诸侯国的九项新政，史称“赵宣子之法”，“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左传·文公六年》)。赵盾的新法固然有助于稳住霸业，但其专权却严重威胁君权，导致晋灵公欲诛杀赵盾。这场君权之争并未成功，之后赵穿还于桃园攻杀晋灵公(《左传·宣公二年》)，卿大夫势力更明目张胆地凌驾于君。赵氏始终尾大不掉，对君权威胁太大，晋景公遂提拔了赵氏政敌栾书，发起“下宫之役”以歼灭赵氏(《左传·成公八年》)。

　　这场下宫之役仍未让晋景公夺回君权，不过是只将赵家势力移转至栾家。异姓家族将治理的郡县据为己有再代代相传，壮大后又相互角逐，令十一家并成了六家，再由六家并至四家，最终韩、赵、魏三家还联手灭掉智家（《资治通鉴·周纪》）。每一次兼并都旷日持久，尤其从六家并到四家就打了八年。面临被兼并危机的范氏及中行氏，竟将战役扩大，使齐、卫两国皆派兵围困五鹿；中山国也趁机攻伐棘蒲。中军将并执掌国政的赵鞅，收纳从鲁国出逃的骁勇战将阳虎后，于铁之战宣告“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左传·鲁哀公二年》)的军功赏罚令，晋国这场遭内外夹攻的危机才终告平息。

　　自赵盾开启法治变革，晋国法治权便随之落入卿大夫之手。范宣子以一鼓铁铸其父范匄所订刑书(《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二十年后，赵鞅又于铁之战颁布君权所行使的封赏。晋献公为防范君权旁落而尽杀公族，使晋文公可少掉公族掣肘起用异姓功臣；但宗法制毕竟未彻底退出，异姓公卿除以修法宣示政权，也利用宗法制使所占采邑合理传承。各家为扩张领地而相互兼并，不仅严重威胁到君权，最终还演为三家分晋。

　　三家套用了宗法制才壮大，取得君权的三晋最知其中要害，自然得杜绝宗法制对君权的威胁。此外，因可不拘泥宗法，晋献公征服戎狄后便毫无顾忌地与戎女联姻，重耳和夷吾这两位晋君便皆是戎女所生。之后重耳流亡奔狄，“狄人伐廧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左传·僖公二十三年》），重耳娶季隗，赵衰娶叔隗生下了赵盾。自此晋国君、臣皆注入戎狄血统，戎狄“利国”“利众”及“无亲”的传统便更可深植，发展至三晋自然要摆脱礼法，直接步入最能解决现实问题，最能巩固君权，也最可实现富国强兵的法治。

　　三家分晋后，由韩、赵、魏三国再不幅员辽阔。魏国“地方不至千里，……地四平，……无有名山大川之阻”(《战国策·魏策一》)，被秦、赵、齐、韩等强国包围，陷入四分五裂困境。韩处天下之咽喉，为战国七雄最弱，深陷“八面受敌”之境（〔明〕章潢：《图书编》）。赵领土虽大，但北有林胡、楼烦，东北有东胡和燕，西有魏和秦，南有卫、魏及韩，东有齐国和中山，俨然为“亡国之形”(《韩非子·初见秦》)。三晋虽都属战国七雄，地理条件引发的危机却更大，再不图强就将亡国，自然得落实利国又利众的法治。

　　统治者欲利国、利众为何就得行法治？因法治能落实君主专制，又能超越情感而回到人性自利及其计算能力上去自利与利他，达到利益共赢，从而产生最大的统治效益。采取编户齐民、奖励军功、循名责实、一决于法的法治，最能达到富国强兵及防范君权旁落，又能与时俱进地调整国策，自然为力求生存的三晋所接续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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