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这是1935年10月书赠彭德怀的诗章，以高度赞扬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无畏的作战精神。70年过去了，这首诗仍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成为不仅是对当年的彭德怀”，而且“也是对彭德怀一生的最简洁又最鲜明生动的写照”。

　　在战火纷飞的抗战岁月里，彭德怀在山西这块热土上所进行的革命实践，树起的巍巍丰碑，与人民结下的鱼水深情，将彪炳千秋，永远成为激励三晋儿女前进的宝贵精神财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从此，中国进入了伟大的全国性抗日战争时期。

　　大敌当前，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根据中国向提出的为实现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四条保证中的第二条，即“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的指导”，中国工农红军在7月下旬开始按国民革命军编组改编，兵力总计4.5万人。7月22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由总指撵彭德怀作《红军改编的意义和今后工作的报告》。《报告》历述从“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一贯的抗日主张，阐明红军改编的意义。彭德怀回顾了红军十年艰苦斗争的历史，强调说，改编后要保障党对红军的单一领导、绝对领导。没有党就没有红军，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他要求大家保持红军的特长和优良传统，做友军的模范。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这是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讨论确定了红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基本任务和战略方针。彭德怀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发了言。

　　根据敌强我弱的情势，“洛川会议”提出了坚持持久抗战的总战略，并决定红军主力开赴晋绥前线，和军共同进行华北抗战。“万一军放弃黄河以北，红军仍然要拖住日军，坚持华北抗战，挽救危亡”。当时，进攻华北的日军已达5个师团、10万余人。而且随着势态的发展，还将继续增兵。“以3万余红军而决心支撑华北抗战，说起来，这是一个难以令人置信的要求”。在会上，雄才大略的从容地道出了他的深谋远虑和英明方略。他指出：“红军的作战地区在晋察冀之交，受阎锡山节制，红军的基本任务应当是：1.创造根据地；2.牵制与消灭敌人；3.配合友军作战；4.保存与扩大红军；5.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他还强调指出：红军要“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但着重于山地”。围绕提出的主张和意见，会议进行了热烈讨论。即将身赴抗日前线的彭德怀发表意见说：“红军出去，基本的是打胜仗，树立声威，开展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党与红军的地位，也可使资产阶级增加抗战的决心。”关于红军的战略方针，他说：“我基本上同意同志的报告。”对任弼时提出的运动、游击战问题，他说：“一般说，运动战的可能减少了一些，但发动群众，麻痹敌人，调动敌人是可能的，游击战与运动战是密不可分的。”正是在“洛川会议”上，正式命令，依据与谈判协定，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名为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后为正、副总司令)，、左权为正、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正、副主任。八路军下辖第一一五师，以、为正、副师长;第一二O师，以贺龙、肖克为正、副师长;第一二九师，以、为正、副师长。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前方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以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

　　作为抗日先遣队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已于8月22日出发，向山西前线挺进。随后，第一二O和第一二九师，相继于9、10月开赴山西前线。在八路军总部尚未东渡黄河之前，彭德怀即陪同中共中央代表、副主席周恩来，并、一行，于9月5日先抵太原，准备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协商红军人晋后的“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等事宜。此时，和阎锡山建立的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为组织形式的特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将近一年时间，在全省的抗日救国群众运动热潮正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发展。人民盼望和红军参战之心更切。

　　9月7日，周恩来和彭德怀、赶到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前线指挥部代县太和岭口，和阎锡山进行会商。关于八路军进入山西后的作战地域和方针问题，周恩来指出：中国根据自己的兵力及战术特长，前已同阎先生商定，开赴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以山地战、游击战，侧击西进与南下日军，配合友军正面作战。现在，第一一五师已人晋，正在侯马一带;第一二O师即将人晋;第一二九师稍晚些时候人晋。八路军人晋部队要求以河北省阜平县为中心，将周围11个县划为八路军的活动地区。阎锡山表示，同意八路军在这一带作战，并以太行山脉和太行山北端为根据地。当阎锡山谈到他筹划的防守平型关、雁门关的方略，即以晋绥军6个军的兵力，在乎型关、沙河、繁峙一线上布置一个“口袋阵”，要求八路军共同防守平型关时，周恩来同意阎锡山的计划，同时强调指出：八路军将发挥自己的特长，以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配合友军歼灭日军。从八路军总部出发时，彭德怀就考虑八路军如何争取在抗日战争中头一仗打个胜仗，以提高和八路军的威望。这对打击恐日病、鼓励抗日士气、开展群众运动都有好处。他认为，防守平型关与雁门关战事，正是八路军首战告捷的好时机，因而提出了双方配合作战的具体意见，指出：“你们坚守平型关正面;我一一五师出五台、灵丘、蔚县地区，隐蔽集结在敌前进道路两侧，待敌进攻平型关时，从敌侧后夹击进攻平型关之敌军;我一二 O师位于晋西北地区，待敌进攻雁门关时，我军也从侧翼进击。”对此，阎锡山甚是同意。

　　9月19日，抵达晋东北的第一一五师奉八路军总部的命令，越五台、出长城，集结待命于平型关西之大营镇。9月21日，到达太原的八路军总部召开了前方分会会议，讨论、研究山西战局和八路军的作战计划，大家一致同意彭德怀关于配合友军侧击进攻平型关之敌，争取打胜仗，鼓舞士气民心的意见。 9月23日，八路军总部进驻五台县南茹村。当天，朱德和彭德怀即电令第一一五师：“应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但须控制一部于灵丘以南，保障自己之右侧。”同时将第一一五师出击平型关的情况，电告和。

　　遵照朱德和彭德怀的命令，第一一五师于9月 24日深夜冒着倾盆大雨向平型关以东急进，并在拂晓前抢占了通向平型关公路两侧的高地，设下了埋伏，决计在这里打响首战告捷的第一枪。骄横万端的日军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怎么也没想到，他的先头部队第二十一旅团及其辎重，竟在乎型关陷入八路军设下的“口袋阵”里，1000余日军官兵被歼，大批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成了八路军的战利品。

　　首战平型关的胜利，是在朱德与彭德怀的部署下，八路军出征抗战以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打的第一个大胜仗。这一仗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谱写了中国抗战的新篇章。正如英国路透社报道说：日军以前没有与中国有名的红军作过战，现在碰上了，就不可避免地吃了入侵中国以来的头一次大败仗。

　　捷报传来，举国欢腾。每一个“龙的传人”，都从八路军“克敌扬威”的胜利中，激起了希望，树起了信心，鼓起了斗志，为八路军的深入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也极大地鼓舞了官兵。

　　在平型关大捷的鼓舞下，军队为坚守太原，和日本侵略军又展开了一次著名的大战——忻口会战。

　　战役由军队在正面阻击，八路军则展开于敌之翼侧和后方。在平型关战役胜利的巨大鞭策下，当忻口战端一开，官兵便进入与敌顽强拼搏状态，以至伤亡万人以上，前敌总指挥郝梦龄将军壮烈牺牲，血洒疆场。而八路军各部在朱德和彭德怀的统一部署下，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连续切断了张家口至代县、大同至忻口之日军交通线，取得了井坪镇、雁门关、王董堡、冯家沟、广灵至灵丘、阳明堡、七亘村、黄崖底、沾尚王广阳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友军的正面作战。

　　日军在地面攻击受挫后，便频繁出动飞机，加紧对忻口阵地进行狂轰滥炸。还是在“忻口会战”的前夕，即10月8日，彭德怀赴忻口，陪同周恩来与忻口战役总指挥卫立煌商谈忻口布防和八路军配合作战事宜。当时，卫立煌就心情焦灼地谈到，敌机每日清晨即来我方阵地侦察，随即以数十架飞机轮番轰炸，对阵地威胁最大，一天几乎要损失一个团的兵力。彭德怀返回八路军总部后，在早晨天色微明之机，从重峦迭嶂中隐隐回响的敌机声中，根据飞机航速、续航能力和轮番到达忻口的时间，判断忻口附近必有日军的临时机场，当即下令侦察，结果发现代县有敌飞机场。 10月12日，朱德和彭德怀便电告蒋介石、阎锡山等：“代县已有敌机着陆场，因我袭击敌人后方交通，故连日敌机运输粮弹中。”同日，彭德怀即命令刚刚抵达晋东北的第一二九师先遣队第七六九团进入代县，实地侦察。10月19日夜，第七六九团仅以1个小时的凌利攻势，就干脆利索地结果了敌24架飞机和 100余日军的性命，取得了火烧阳明堡敌机场的重大胜利。这是八路军继取得平型关大捷以来又一次振奋人心的胜利。忻口上空一度日机息影，消息传至友军营连，官兵闻讯，高兴欢呼：中华民族万岁!

　　作为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主要协助总司令朱德负责军事工作。在彭德怀东渡之前，就八路军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问题，，和彭德怀进行过个别交谈。在彭德怀到达山西之初，又于9月12日和21日两次单独致电彭德怀，反复强调了这一战略方针问题，指出：在晋、在冀、在京和谈判中，“均着重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本原则，取得他们的彻底了解与同意”。“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要“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又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而且称赞彭德怀说：“我完全同意你十八日电中‘使敌虽深入山西，还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中’这个观点。请你坚持这个观点，从远处大处着想。”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彭德怀和朱德、任弼时等，按照关于在山西应划分为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个区和八路军由此实行分散配置的战略部署，指挥八路军迅速完成了在山西的第一次战略展开，即：第一一五师一分为二，率一部，留五台山地区，创建以晋东北为中心的晋察冀边抗日根据地;率直属队南移，驰援娘子关;第一二O师以晋西北为中心，向晋绥边界发展;第一二九师在正太路以南、同蒲路以东的晋东南地区展开;率八路军政治部和随营学校一部，深入晋西南“作适当之部署”。随着这一战略展开的实施，抗日游击战争的熊熊烈火在三晋大地上进一步燃烧起来，并取得了最初胜利，开始显示了关于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思想的威力。从出征抗战，到太原失守的不到一个半月时间里，八路军先后同日军进行大、小战斗100余次，歼灭日军1.1万余人，缴获并摧毁敌大量军用物资。而抗日游击战争的最初胜利，不仅表现在八路军打了一系列胜仗上，更为重要的是发动了群众，开拓出了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块游击区，为实行对日抗战提供了稳固的“立脚点”。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从此，整个华北的战局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转折，以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开始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新阶段，开始了变游击区为抗日根据地的新阶段。在这历史性转折的紧要关头，及时为华北党组织和八路军规定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他提出：“在华北正规战争业已结束，游击战争转入主要地位的形势下，日寇不久即将移其主力向着内地各县之要点进攻。”因此，我军在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以控制一部为袭击队，大部尽量分散于各要地，组织民众武装为第一义”。他还强调指出：“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同时对八路军各部队的战略行动作了部署。

　　太原失守前后的二段时间内，中共北方局移驻晋南重镇临汾，八路军总部驻紧靠临汾的洪洞县马牧村。11月11日，八路军总部在和顺县石拐镇召开了领导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左权，还有、、张宗逊(第一二O师第三五八旅旅长)、宋时轮(第三五八旅第七一六团团长)、等。根据的指示和部署，会议集中讨论与研究了太原失陷后的形势、兵力部署和进一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等问题，并由此作出决定：第一一五师之晋察冀部队和晋西北之第一二O师部队，继续就地坚持游击战争，放手发动群众，创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做好粉粹敌人“围攻”的准备;第一一五师主力一部由正太路转至吕梁山区，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第一二九师和第一一五师主力一部由正太路南下，依托太行、太岳两山脉，，创建以晋东南为中心的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 11月15日，中共北方局亦作出《独立自主地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决定，全面部署了华北党组织在抗日游击战争新阶段的工作。

　　遵照八路军总部的决定，八路军部队以晋东北、晋西北、晋西南、晋东南为依托，进一步发挥独立自聋的原则，迅猛地实行战略大分兵：晋察冀军区部队，同中共晋察冀省委、“牺盟会”和“动委会”(全称为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一道，组成许多工作团、队，分散到各地发动群众，开辟工作，以暴风骤雨之势向前推进，使人民抗日游击战争迅速威震于雁北、察南、冀西一带;第一二O师部队分兵展开于管涔山区各地，同中共晋西北省委、“牺盟会”、“动委会”和决死第四纵队相结合，很快将清水河以南、汾(阳)离(石)公路以北、黄河以东、同蒲线以西的偌大地区，变成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广阔战场;第一二九师(含第一一五师一部)部队从晋东南出发，一时布满太行、太岳山的整个晋冀豫区，在中共冀豫晋省委、“牺盟会”和决死第一、第三纵队的配合下，迅即开创了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局面;第一一五师主力部队挺进晋西南，在担负阻敌南犯、西侵之重任的同时，和中共山西省委、“牺盟会”、“动委会”及决死第二纵队协力行动，将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烽烟在吕梁山区各地燃烧起来。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广大开展，拖住了侵占太原的月军，使其无法继续向前推进，迫使它不得不以大的力量进行肃清后方的工作，从对付抗日游击战争中寻找出路。于是，敌我双方的“围攻”与反“围攻”的激烈搏战开始了。在朱德和彭德怀的统一部署与指挥下，八路军粉粹了两万余敌对晋察冀边区的“八路围攻”，打退了万余之敌对正太路南侧地区的：“六路围攻”，使抗日根据地的开创工作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接着，八路军各部队与，日益发展壮大的人民武装密切结合，坚持运用“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在分兵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抓住有利时机，相对集中兵力，注意适当开展“宽大正面”的战争，以调动大敌于运动战中歼灭之，先后取得了神头岭、午城镇、响堂铺及粉粹敌人“五路围攻”晋西北、“九路围攻”晋东南等一系列模范战例，将日军占领的“点”的四周和“线“的两侧的广大地区控制在自己手中，更加造成了普遍存在于山西各地的游击战争的局面。

　　在此期间，彭德怀还先后回延安、赴洛阳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第一、第二战区高级将领会议。1938年2月，阎锡山、卫立煌决定，将第二战区的部队重新划分为西路军、南路军和东路军。其中东路军除八赂军和决死第一、第三纵队外，还有第三、第十四、第四十七军和第十七、第九十四、第一六九师、骑兵第四师、第五二九旅等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

　　1938年3月15日，八路军总部转至位于沁县城东南的小东岭村。3月24日，举行了东路军将领会议，史称“小东岭会议”。这是山西战场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会议，也是以的战略思想为指导的一次重要军事会议。会议由朱德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彭德怀作关于东路军作战纲领的报告。在深人分析抗战形势的基础上，彭德怀要求大家接受南京、太原沦陷的惨痛教训，采用新的作战原则：实行战略上的防御战，战术上的进攻战;战略上的持久战与消耗战，战术上的速决战与歼灭战;运用运动战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发展游击战以造成我基干军队在运动中大量歼敌的机会。他向友军详细讲解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术，部队的政治工作、民众工作、敌军工作和建立根据地的要求等，同时向将领们提出希望。他针对将领的封建性统御，特别忠告他们：“要了解、巩固、团结部队，须实行合理统御，自觉纪律，禁止打骂，及与士兵同艰苦做起。要解释、说服、规劝、感动，以身作则去统御部下，而避免威吓、打骂、欺骗和无理由的服从，要使士兵知道为什么要守纪律，自觉地去遵守纪律”。他根据将领对八路军官兵一致、军民团结的钦佩心理，语重心长地告诫他们：“士兵与长官要风雨同舟，尤其是长官与士兵间的生活距离应尽量缩小……与士卒同艰苦，是团结部队的重要条件之一。”而“对待民众有几件基本的事，就是实行买卖公平，说话和气，借物要还，损物赔偿，离开驻扎地时，实行。我们只要做到这几项，就可以获得民众的好感与帮助，军民也就可以慢慢团结一致了”。彭德怀的报告深深打动了与会的各位将领。第一六九师师长武士敏，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在“西安事变”中又积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义举。他坚决响应的抗日主张，但其部队旧习气很重，军民关系不好，使他十分苦恼，饭后，彭德怀到各处看望，武士敏向彭德怀倾吐心曲，长谈竟夕。以后，他对人说：“当了十几年的兵，真正懂得为国报效，是在小东岭会议上听到了彭副总司令的教诲后才认识的。从此，我才懂得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军人。”于是，他开始学习八路军的经验，与八路军亲密合作，部队面目改观，在中条山坚持抗日，直至1941年5月在对日作战中壮烈殉国。

　　从1938年4月初开始，敌调集3万余兵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规模空前的“九路围攻”，妄图将八路军总部逼到辽县、榆社、武乡、襄垣地区加以消灭。4月6日，朱德和彭德怀即向东路军各部发出动员的训令，要求八路军和友军各部普遍召开军人大会，说明粉粹敌“围攻”的意义，讲解新的作战要求。接着，他们又连夜拟定了作战方案：以八路军一部，决死第一、第三纵队，和友军，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分别钳制各路之敌;八路军主力则隐蔽待机，当敌消耗疲惫到一定程度时，即集中主力打破敌之一路，再扩大战果。4月11日，朱德和彭德怀电令隐蔽集结在涉县以北的第一二九师主力和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迅速向武乡地区靠近，寻机打一个歼灭战。在朱德、彭德怀的统一部署与指挥下，第一二九师主力、第三四四旅及友军各部胜利进击敌人，并于4月16日在武乡地区长乐村打响了一举歼敌2200余人的战斗，取得了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决定性一仗。这样，在半个多月时间内，日军即以伤亡4000余人的惨重代价，宣告了“九路围攻”晋东南根据地阴谋计划的破产。

　　从太原失守到粉碎日军对晋东南根据地“九路围攻”的6个多月时间中，在朱德和彭德怀的统一指挥下，八路军实现了由国内正规战争到抗日游击战争的军事战略转变，完成了在山西的第二次战略展开。党、政、军、民协力一致，紧紧抓住发动、组织、武装人民群众这一根本环节，对敌进击同建军、建党、建政等项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先后作战400余次，歼敌2万余人，有力地钳制了日军的战略进攻;工、农、青、妇、儿童团等各界群众抗日救国组织普遍建立，赤手空拳的工农群众纷纷变成民族革命武装的战士;专、县政权大部掌握在手里，变成为组织与领导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权力机关。这种足以左右山西局面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的赢得，就使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北、晋西南游击区，确定地扩大转变成为晋察冀边、晋冀豫边、晋西北、晋西南敌后山区抗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的逐步形成与巩固，又为八路军部队在华北地区实行战略展开，将抗日游击战争由山区推向平原、由山西推向华北敌后奠定了基础。

　　1938年4月21日，和张闻天、致电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九师，发出关于《对平原游击战指示》，指出：“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在深人群众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扩大地发展抗日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命令“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斗争”道路，并在收复地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使政府、部队、人民密切联系起来”。5月间，和又电示八路军总部，应派遣部分主力部队人鲁，以作为山东人民抗日武装的骨干;同时还致电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O师，发出“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甚关重要”的指示。在此期间，还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部光辉著作，科学地总结了抗战以来的实践经验，精心地规划了广大发展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宏伟蓝图。他英明地预断抗日游击战争“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并由此进一步指出：“我军将大量地转入敌后，比较地分散配置，依托一切敌人未占区域，配合民众武装，向敌人占领地作广泛的猛烈的游击战争，并尽可能地调动敌人于运动战中消灭之，如同现在山西的榜样。”依照和等的指示精神，八路军总部作出决定，立即命令三师部队和晋察冀军区，以晋冀豫边、晋西南、晋察冀边、晋西北为战略支点，相继分兵挺进冀南、冀鲁豫边，挺进冀东、大青山区，并向豫北、冀西、晋南扩展，从而将抗日游击战争突破山西和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推展到平原地区，推展到整个华北敌后区域。

　　从1938年4月到10月的7个月间，由朱德和彭德怀统一指挥的八路军各部队，在当地中共组织和抗日武装的配合下，共作战1000余次，歼敌2万余人，取得了开展与坚持平原地区游击战争的初步胜利，粉粹了敌人对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围攻”，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友军的徐州、武汉会战，完成了在华北敌后的第一次战略展开。这样，历经短短1年多一点时间，即从八路军挺进山西抗日前线次战略展开之后，就在以山西为中心的华北敌后创建了晋察冀边区(包括北岳、冀中、平西、冀东)、晋西北(包括大青山)、晋冀豫边区(包括太行、太岳、冀南)、晋西南、冀鲁豫边区(包括冀鲁边、鲁西北、湖西、豫东北)、山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而这些根据地又以其自然条件为特点，构成南北两线不同类型的战略基地：在北面，从管涔山、恒山、五台山、军都山至雾灵山一线，是山区战略基地;在南面，由吕梁山、太岳山、太行山到冀中、冀南、山东一线，是山区与平原相衔接的战略基地。这南北两线根据地的创建和相互配合、彼此策应，就造成了广大的华北敌后解放区战场，造成了对敌战略反“包围”的初步态势。八路军部队也得到迅速发展，由出征抗战时的3万余众，猛增至16万人的强大集团军，开始“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主力军了”。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之后，中国的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开始改变其战略方针，即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逐渐转移其主要兵力来对付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并将进攻的重点首先置于华北;而对则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蒋介石亦“开始了它的政策上的变化”，将其重点由容共抗日逐渐回复到“、反人民”的老路上来。从此，敌后解放区战场逐渐以抗日战争重心的姿态挺立在中华大地，及其领导的广大军民既前门打虎又后门拒狼，担负起了抗击，8伪军主力压迫和反击顽固派进攻的两副重担。

　　在战争形势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关头，中共中央于9月16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批准了以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路线，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根据关于《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确定了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达到最后驱逐敌人的全国抗战的总任务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应放在战区和敌后的指导思想，并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的战略方针。彭德怀和朱德出席了六中全会。

　　就在彭德怀和朱德从太行前线返回延安这段时间，由蒋介石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即带着“”和从八路军手中“收复失地”的使命，于9月中旬来到冀南抗日根据地。在此之前，河北省政府委员、民军总司令张荫梧，已强行向晋察冀边区的平山、行唐、阜平插手。于是，一场摩擦与反磨擦的斗争在华北敌后开始了。9月18日，朱德和彭德怀、王稼祥、致电并左权、等，指出：看来鹿钟麟似已开始向我方进攻，请你们向鹿提出严重责问，鹿如能诚恳进步，我们就与之合作建立抗日根据地;如他对冀南军政系统采取打击和破坏的政策，则不能向他让步，必须坚决防御。在六中全会期伺，顽固派不断向冀中、冀南、豫北、鲁西北根据地抗日军民行衅滋事，发动进攻，朱德和彭德怀即致电当地的八路军指挥员，指示他们发动群众，揭穿顽固派联合进攻的阴谋;并命令第一二九师迅速派遣有力部队进入河北南宫县城及近郊;第三八六旅旅长陈赓率两团兵力进抵鲁西北聊城;而在豫北方面则实行必要的让步。强调对顽固派的进攻，总的仍采取“防御斗争原则”。

　　12月下旬，彭德怀奉中共中央之命到达西安，出席蒋介石原定在这里召开的西北和华北将领会议，同时和蒋介石面谈解决河北问题。而蒋介石却只宇不提开将领会议之事，只约彭德怀到重庆详谈河北问题。 12月28日，彭德怀在重庆会见蒋介石，最后商定，河北问题由蒋介石屯令天水行营主任(辖第一、第二战区)程潜派大员和彭德怀一起赴冀南解决。正值彭德怀为妥善解决河北问题而奔忙之际，鹿钟麟却奉蒋介石关于禁止八路招兵买马和取消冀中、冀南两行政公署之密令，肆无忌惮地干起了滥委县长、专员、乡长、村长的勾当。

　　为解决摩擦，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经研究并请示中共中央同意，提出了解决河北问题的“八大纲领”，鹿钟麟亦令其随员草就了一个“纲领”，但根本不提抗日内容。彭德怀看后责问鹿钟麟：“鹿先生和我不惮路途辛劳，来下庄(属辽县)见面，原为坚持河北抗战，为何‘纲领’中没有抗日内容?”鹿钟麟理屈词穷，无言以对，但坚持要撤销冀中、冀南两行政公署的主张不变。彭德怀则当仁不让，坚持维护冀中、冀南抗日根据地，会谈无果而散。

　　蒋介石企图通过河北省政府的名义取消冀中、冀南抗日根据地的阴谋计划宜告破产后，便指使河北民军张荫梧、侯如墉、王子耀等部向八路军发动武装进攻，制造了一起又一起为“亲者痛，仇者快”的流血惨案。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1939年8月，朱德和彭德怀命令第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部队实行自卫反击，将张荫梧、王子耀等部全部歼灭，张荫梧只身逃跑。

　　1939年7、8两个月，在朱德和彭德怀的统一指挥下，第一二九师、第三四四旅和决死第一、第三纵队历经70多次战斗，胜利粉碎了日军对晋东南根据地的第二次“九路围攻”。根据地民心振奋，部队士气旺盛。但抗战营垒内，却因阎锡山的而呈黑云压顶、山雨欲来之势。

　　阎锡山的是从“牺盟会”和山西新军开刀的。1939年3月至6月间，阎锡山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召开晋绥高级军政民干部会议，挑起了新旧军之间和新军军政干部之间的公开摩擦。10月间，彭德怀带着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关怀，来到主政的山西第三行政专署的驻地沁源县吴家窑村，主持召开了“牺盟会”和决死第一纵队内的员和进步分子会议，并根据的指示精神，发表了《克服目前政局主要危险，坚持华北抗战》的长篇讲话，又和决死第一纵队政治委员就防止事变发生进行了深入交谈。告诉彭德怀，阎锡山很狡猾，声言他不，也不反对八路军，只是要整顿“决死队”和“牺盟会”，实际是要搞垮“决死队”、“牺盟会”。彭德怀笑着说：阎锡山说不，我们也不要说反阎嘛，要提出“拥护阎锡山，反对旧势力”。彭德怀在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决死队”、“牺盟会”在华北抗战中的作用的同时，还强调指出：一定要坚持“决死队”、“牺盟会”，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最顽固的分子。他再三叮嘱：阎锡山说“天要下雨，要准备雨伞”，我们“也要准备雨伞”。对于坚持顽固立场的旧军官，要坚决撤换;情况紧急时，要把他们集中起来，防止里应外合;一旦有事，决死队就向八路军靠拢。语重心长的嘱托，情真意切的期盼，使深受教育，倍受鼓舞。44年后的1983年，还不无感慨地说：和彭老总这次谈话，对以后决死第一纵队胜利地应付“十二月事变”起了很大作用。我们两人的看法相同，觉得当时的山西局势，有大革命时期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夕的味道。顽固派是决心要吃掉“牺盟会”、“决死队”的，但我们也有了经验，只要掌握住武装，就不怕。

　　离开决死第一纵队，彭德怀又从沁源南行到沁水，去会见决死第三纵队政治委员和山西第五行政专署专员戎子和等。三纵队所在的第五专区，南有阎锡山的孙楚军进驻阳城，虎视眈眈。孙楚军的背后太南地区，还有的数军之众。一旦蒋、阎勾结进攻，五区便首当其冲。彭德怀对三纵队的情况很不放心，切切嘱咐戎子和、董天知(决死第三纵队政治部主任)，要对阎派军官保持警惕，早下决心。

　　12月1日，“十二月事变”爆发。在这个关头，受程潜、卫立煌节制的中条山区6万余中央军和地方杂牌军持何态度，如何行动，举足轻重。因而，彭德怀奉中共中央之命，往返于西安和洛阳之间，成功地会见了程潜和卫立煌。

　　正当彭德怀返抵八路军总部，到达阳城时，孙楚军最凶狠之独八旅和二十七军，已进入沁水县境，到处抓人、杀人，形势一发千钧。彭德怀立即与总部通报，并向朱德、左权、(同时报中共中央)提出：以陈赓为司令员、黄克诚为政委，组织晋豫边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部，将驻在太(行)南的八路军各部和决死第三纵队统一指挥起来;令贺龙、关向应(第一二O师政治委员)立即率部返回晋西北，统一指挥同蒲线以西的八路军和决死队;令决死一纵队进入安泽以南，以抗击顽军的进攻。

　　阎锡山的“大雨”倾盆而下;朱德和彭德怀则及时张开了反击的：“雨伞”，不仅使阎锡山的军事实力受到重创，其第十九、第三十三、第六十一军及骑一军都遭到惨重损失，而且在地域上亦完全失去了对晋东南、晋西北的控制，其统治地盘缩小到只剩晋西南的10余个县份范围。阎锡山满以为通过武装政变可以实现其“扫荡晋西南，占领晋西北，摩擦晋东南”的黄粱美梦，结果却落了个“丧师失地”的惨败下场。

　　在反击阎锡山的斗争中，运用的高超谋略和掌握的斗争分寸，使彭德怀由衷敬佩。当事变处于高潮之际，彭德怀估计时局将有大逆转，他在给的一封电报中提出，一切工作必要放在蒋、阎“投降妥协成为事实上”。则答复彭德怀说：“……目前还不是全国下雨之时，在全国任务还是组织进步力量，力争中间阶层，击破大资产阶级的动摇与反动，这种可能性现在还未丧失。”据此，中共在对阎锡山的气焰给予有力打击之后，便敞开和平谈判的大门，力争恢复山西原有团结抗战的局面，“十二月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山西局势得以恢复与稳定，华北抗战得以坚持和发展。由是，彭德怀深有感触地说：经过17年革命斗争的中国，终于“有了富于政治远见，预见事变，并且善于处理事变的中央，有了英明的领袖”。而这个“领袖”，就是。彭德怀这个由衷之言，包括着抗战以来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交织中他的切身体会。他自己也在这场尖锐、复杂又时而微妙的斗争中，在政治上日臻成熟起来。

　　当山西的新旧军冲突暂时缓和，“十二月事变”趋于和平解决的时候，顽固派在河北的活动却又进一步升级了。此时，蒋介石另委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为河北省政府主席;第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兼任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和河北省民政厅长。接着，庞炳勋、朱怀冰、石友三等军自南而北，向太行、冀南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与日军自北而南的‘扫荡’相配合。太行、冀南根据地处于虎狼夹击的危急局面。鉴于顽固派进攻的重点还在太行、冀南，又考虑单由第一二九师来打退这次规模很大的军事进攻，困难较大，朱德和彭德怀便决定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抽调一部分兵力南下，支援晋冀豫根据地的斗争。奉朱德、彭德怀之命，率晋察冀军区的两个团，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率一个旅速抵太行。

　　彭德怀和朱德、左权、、、、吕正操一致的看法是，应集中力量打击进攻抗日根据地的急先锋朱怀冰。

　　朱怀冰之第九十七军，是冀察战区的主力，称得上是供应充足、武器精良的中央军。从反顽斗争开始以来，直接和中央军打，这还是第一次。打不打，需要慎重考虑。打的态度异常坚决，彭德怀支持的主张，朱德则笑着表示：“这回嘛，我和老彭、伯承都不出面，由小平同志来干，到时候好说线日，在的统一指挥下，第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共13个团的兵力，发起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开始反击朱怀冰部，短短4天时间，即一举歼灭朱怀冰部1万余人。朱怀冰丢下家眷率残部逃跑。八路军总部派人将其家眷送还。

　　差不多在歼灭朱怀冰部的同时，八路军在乎汉路东发起卫东战役，击溃勾结日军的石友三部，毙俘其 6000余人。随后，八路军截获了石友三与其弟石友信秘密降日的罪证，又连续给石以打击，并将证据送蒋介石和卫立煌。卫立煌下令将石友三密捕处决。

　　反击朱怀冰战役后，朱德和彭德怀根据中共中央和的指示，即停止追歼朱怀冰残部，派代表与卫立煌谈判，达成协议：以临(汾)屯(留)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以南为中央军驻区，以北为八路军驻区。

　　彭德怀在忆及这段历史时，十分肯定地说：打朱怀冰一役，“巩固了太行根据地，保证了太行根据地和山东、苏北、皖北、河北平原联系，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从此太行山结束了武装摩擦，打退了第一次高潮”，同时仍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40年4月，朱德奉命离开八路军总部，准备先前往洛阳，与卫立煌谈判停止国共磨擦问题，然后秘密返回延安，协助指挥全国敌后抗战。彭德怀与朱德并肩战斗两年半，密切合作，情同手足，内心是不想让总司令离开前线的，但军命难违。现在总司令要走了，彭德怀又对他的行路安全担心起来。

　　“4月中旬，朱德从武乡县王家峪八路军总部启程，越过白晋铁路敌人的封锁线，经中条山军防区赴洛阳。4个月前，彭德怀从这条路回总部时，阎锡山的部队四处打枪抓人，现在局势虽然好转，但尚未稳定。彭德怀十分不放心，亲自规定、安排了朱德从总部到洛阳的路线和沿途的警卫工作。”在“朱德启程前，彭德怀把随从朱德的周桓叫到自己屋里，亲自交代一番，怎样照顾好总司令的行路安全和起居饮食。谈完又加以叮嘱周桓：‘总司令年纪大了，一路上要多加小心。有紧急情况，要先轻轻叫醒，等总司令坐起来，再报告。如有急电，先把蜡烛点好，再请总司令起来看;等总司令处理完毕再离开。……’以后，当周桓回忆这情景时说：‘叱咤风云的彭老总，对总司令的关怀这样细致入微，感动得我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送走朱德后，彭德怀即进一步深思如何对付敌人设置的“囚笼”政策。那么，什么是“囚笼”政策呢?

　　慑于敌后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强大威力，从1939年起，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上任后，即大肆修筑铁路、公路，普遍增设据点、碉堡。深谙兵法的形象地比喻说：这是敌人图谋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据点为“锁”，“构成网状”，对我华北抗日军民实行“囚笼”政策。对此，彭德怀于4月25日签发了以朱德、彭德怀名义致各兵团首长的指示，指出：“日寇现正在拼命修筑道路(据各地报告统计之多殊为惊人)”，“此种阴谋若不积极求得阻止与粉碎，待其完成，将会予我坚持敌后之抗战以极大困难和不利”。要求“各兵团首长应就当前实际情况，确谋有效之对策，予以破坏”。

　　4月末的一天，左权受彭德怀的委托，来到第一二九师师部。师部设在太行山深处黎城县谭村一家院落内。“在这里，院里院外，桃花盛开。、、、吕正操、陈锡联、陈赓等人晚饭过后，正坐在充满春意的院子里，谈论形势”。陈赓首先指出：“正太铁路我们搞了它好多次了，这次集中力量先把它给搞掉，如何?”接过话说：“要彻底打掉嘛，目前还不可能，打掉了它还会修起来的。不过，打断它一个时期也是有利的。”听过大伙的议论后，左权笑着道：“彭老总要我来这里，正是为和大家商量这件事。他有个想法，由荣臻和伯承同志再次协力，从南北两面对正太路来个大破袭，打通晋察冀和太行区的联系。”左权的话，使大伙的谈论更加热烈起来。有的首长提出，晋察冀军区和第一二九师，可以分而作战，一个负责破袭正太路东段，一个破袭正太路西段。对这一提议，大家一致认为很好，要左权带回总部，供彭老总考虑定夺。这样，从总部到刘、邓、聂等各兵团首长，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盯在了正太铁路上。

　　正太路，从河北正定到山西太原，全长240公里，横贯太行山脉，沟通河北和山西，连结平汉、同蒲二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如果从全华北看，正太、同蒲、平汉、津浦、平绥、北宁、胶济7条铁路干线，则变成敌人对抗日根据地构筑交通网和装置“囚笼”的纵横支架，而正太路恰好处于中心位置。在这条铁路线余个，以第四、第八、第九3个独立混成旅团守备。在铁路两侧20至30里左右，还构有一线外围据点。敌人以装甲车往来运行巡逻，自吹这是一条“钢铁封锁线”。

　　一个大破袭的战役方案，显现出清晰的轮廓。1940年7月22日清晨，从太行区的武乡县砖壁村发出了一束束无线电波，“把八路军总部一项极其重大、神密的作战命令，传达到分处敌后的各师、军区领导人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同时上报中共。这便是有名的朱(德)、彭(德怀)、左(权)签署发布的破袭正太路战役预备命令”。命令指出：为粉碎敌人的“囚笼”政策，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影响全国抗战局势，“决定趁目前青纱帐与雨季时节，敌对晋察冀、晋西北及晋东南‘扫荡’较为缓和，正太沿线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破袭正太路”。而“其他各重要铁道线，特别是平汉、同蒲，应同时组织有计划之总破袭，配合正太铁道战役之成功”。确定“八·一三以前(约8月10号左右)为开始战斗期限”。命令要求直接参战之总兵力不得少于22个团，并于8月10日前完成敌情侦察、器材准备、部队调动等各项工作。8月8日，朱德、彭德怀、左权又向、贺龙、关向应、、下达战役行动命令。命令规定：晋察冀军区主力约10个团破击平定东至石家庄之正太线，同时分派部队对平汉、津浦、德石、沧(州)石(家庄)路的指定地段进行宽正面破袭，阻止向正太路增援之敌，相机收复某些据点;第一二九师以主力8个团附总部炮兵团1个营，破击平定西至榆次段之正太路，同时分派部队对平汉、德石、邯(郸)大(名)、同蒲、白(圭)晋(城)、临(汾)屯(留)路之指定地段进行宽正面破袭，阻止敌人向正太路增援，相机收复某些据点;第一二○师破击同蒲北段及汾(阳)离(石)公路，并以重兵置于阳曲南北，阻敌向正太路增援，同时派部队破袭晋西北交通，相机收复若干据点。命令还规定：“上列各集团及总部特务团统由总部直接指挥”，“限8月20号开始战斗”。

　　八路军总部的战役行动命令下达后，各根据地军民群情激奋，出击兵团进一步掀起练兵爆破热潮。所有准备工作都按总部要求迅速完成。8月20日晚8时整，“各兵团按预定时间发起攻击。各路指战员如猛虎下山，迅速扑向敌人控制的据点、车站、桥梁、碉堡。枪炮声、爆炸声、喊杀声，震撼着正太路和同蒲路、平汉路等交通线的指定地段。彭德怀一夜没合眼，等待着前线日凌晨，首先收到发来的捷报，接着传来的佳音和贺龙发来的战报。8月21日和22日连续两天，“正太、同蒲、白晋、平汉、平绥、津浦、北宁各铁路及公路干线上的捷报一份份发至总部”。8月22日午饭后，彭德怀和左权在作战室听取战况汇报。当作战科科长王政柱汇报实际参战兵力达105个团时，左权即高兴地跳起来说：“好!这是百团大战，作战科要仔细查对确数。”彭德怀接着肯定说：“不管是一百零几个团，就叫百团大战好了。”并当即和左权拟电发至各兵团，同时上报，将此次破袭战正式定名为“百团大战”。《新华日报》(华北版)和新华社华北分社分别发布了关于“百团大战”的第一号捷报(以后逐日发布捷报)。

　　“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破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胜利的捷报顿时成为国人欣闻的特大消息。9月20日，延安各界举行万人大会，纪念“九·一八”9周年和庆祝“百团大战”的胜利。大会通电慰问八路军前方将士。和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了大会。还特别致电彭德怀，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

　　9月20日至10月5日，为“百团大战”的第二阶段，其中心任务是进行歼灭战，消灭交通线两侧之敌并摧毁深入抗日根据地内的敌据点，主要发动了太行区的榆(社)辽(县)战役、北岳区的涞(源)灵(丘)战役、冀中区的任(丘)河(间)大(城)肃(宁)战役和冀南区的德石路、邯济路战役等。10月6日至12月5日，为“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其主要目标是进行反“扫荡”作战，粉碎敌人的报复进攻，重点进行了太行区的武乡县关家垴等战役。

　　当“百团大战”之艰苦的第三阶段即反“扫荡”作战开始后，彭德怀率八路军总部由武乡县砖壁村移驻黎城县拴马、宋家庄一带指挥作战。在第一阶段破袭中遭受最惨重打击的敌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充当了报复“扫荡”之急先锋，并由旅团长片山亲自出征指挥。10月28日，第四混成旅团之冈崎大队由黎城县黄崖洞经武乡县左会、柳家岩进至石门村以北之关家垴。当天下午，彭德怀赶回武乡县蟠龙镇之石门村，于当晚发出了歼灭冈崎大队的作战命令。关家垴一役，“八路军以劣势装备对敌实行攻坚战、阵地战，与敌鏖战两昼夜，敌人大部被歼灭，八路军亦遭到很大的伤亡”。

　　对关家垴一战，究竟打不打，在当时就有异议。陈赓对彭德怀说：“彭老总，现在拼了，以后怎么办?可以把冈崎放下山去，另选有利地形，打他的伏击嘛!”彭德怀否决了这一建议。战斗中间，又建议彭德怀暂时撤围，另觅战机。“彭德怀在电话里对他一向十分尊重的战友咆哮：‘拿不下关家垴，就撤掉你一二九师的番号!’”对此，“有人说，关家垴战斗，彭老总来了犟劲。几十年后，曾参加这次战斗的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欧致富回忆说：‘彭老总坚持要打关家垴战斗，还有一个意图：八路军是坚持敌后抗战的主力军、正规军，不但要会打游击;必要时，也得猛攻坚守，顽强拼杀，敢于啃硬骨头。’当时任决死一纵队政委的回忆说：‘彭老总向我调决死队两个团参加战斗，我是很积极的，战斗中损失固然大，但这两个团也打出来了，成为决死队战斗力最强的两个主力团。’”

　　从1940年8月20日开始，到12月5日结束，“百团大战”历经了三个阶段，用时105天，战线余里，战场及于晋、冀、察、绥、热、豫、鲁等省区，出击部队105个团，总计兵力40万，袭敌目标5个师团、9个独立混成旅团约15万人的兵力。在整个大战过程中，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破坏铁路948里，公路3000余里，桥梁、车站、隧道200余处;摧毁煤矿5座;拔除日伪军据点2993个;缴获步马枪5400余枝、轻重机枪200余枝，以及其他大量武器弹药、军用物资。“百团大战”是八路军实行对日抗战以来取得最大胜利的战役，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以来惨遭最大损失的战役。日本侵略军想利用“囚笼”，加强“肃正讨伐”，进行分区“扫荡”，以摧毁抗日根据地，陷抗日军民于绝境，将其狭窄的“点”、“线”扩大为“面”的占领，实现其政治上“以华治华”、经济上“以战养战”的阴谋遭到了破产。“百团大战”严重打击了蒋介石妥协投降的阴谋，迎来了有利于抗战的新形势;打破了敌人的“囚笼”政策，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迅速南进的侵略计划;同时也显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巨大威力，检阅了抗日军民的伟大力量，强固了战胜行将到来的严重困难的群众基础。

　　1940年11月，在辽县武军寺的八路军总部，彭德怀又送走了奉命回延安的另一位亲密战友——中共北方局书记。此时留在华北的中共北方局常委只剩彭德怀一人。尽管彭德怀于1942年7月才正式兼任中共北方局代书记，但实际上从离开前线后，他就担负起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的全面领导工作。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当彭德怀送走朱德后，考虑的是怎样对付敌人的“囚笼”政策问题;而在送走后，彭德怀又思考起如何大破敌人的“总力战”来。

　　所谓“总力战”，就是敌人在新形势下对“囚笼”政策的继续和发展。由于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壮大及“百团大战”的威慑，日本侵略军更加恐惧，从而把攻击的矛头进一步指向华北。冈村宁茨在取代因推行“囚笼”政策破产而被撤职的多田骏的华北派遣军司令官职务后，便发出了“对华北应有再认识”的嚎叫，提出并实施了“治安强化运动”，即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特务为一体的“总力战”。据此，敌华北方面军“从新的观点出发”，责令其所属部队将各自的防区划分为“治安区”(日军占领区)、“准治安区”(游击区)和“未治安区”(抗日根据地)，进而又依据三种地区的划分情况，采取了相应的不同施策：对“治安区”，以“清乡”为主，极力推行“奴化”政策，严密实施殖民统治;对“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并施以恐怖与怀柔政策，强迫民众“维持”，建立伪政权;对“未治安区”，以“扫荡”为主，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以彻底摧毁根据地的抗日力量。为了达到“扫荡”的目的，实现“蚕食”的阴谋，敌人对抗日根据地的“包围”更加深了，“分割”更厉害了，“封锁”也越来越严密了;进一步强化了“囚笼”政策。通过1941年和1942年两年的苦心经营，到1943年5月，日军在华北设立的大、小据点有9300余个，碉堡达2.9万余个。“点”与“点”之间有公路、铁路相连，在“点”的周围和铁路、公路干线两侧又筑有高、深的封锁墙、沟。在某些严重的地区，平均二里半就有一个碉堡，七里就有一个据点，竟造成了“目视相望，火力相接”的态势。在彭德怀看来，“多田骏利用现代手段，把筑路挖沟、筑垒修堡结为一体，用来围困八路军，受到了‘百团大战’的打击。冈村则继其前任的经验，一方面强化‘囚笼’政策和军事进攻;一方面又吸取对苏区五次‘围剿’和他自己在朝鲜、中国东北三省多年‘剿共’的经验，推出了更为狡猾、更为狠毒的一套办法”。由于敌人的疯狂“扫荡”，“蚕食”进攻，大施“三光”政策和分割、封锁政策，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人口减少，八路军损失很大，财政经济发生了极端困难，军需民用，衣、食、住、行都成了大问题。

　　针对敌人的新进攻、新阴谋，八路军从总部到各师、军区都开始注重并加紧研究敌人的新谋略，以准备采取相应的斗争对策。1941年11月1日，彭德怀在辽县下南会村主持召开了中共北方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北方局委员、李大章，八路军总部左权、罗瑞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第一二九师、蔡树藩(师政治部主任)，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后改为中共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等。会上，彭德怀作了题为《敌寇治安强化运动下的阴谋与我们的基本任务》的长篇报告。“这个报告的基本精神，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两点：一个是确定我们根据地的游击性比以前加重(但不是流动性的)，要求武装斗争与人民进一步地紧密结合;一个是将开展的敌占区与接敌区工作和伪军、伪组织工作，提到适当的重要地位。只有从这两点基本认识作为决定政策与工作布置的出发点，才能认真粉碎敌寇的新阴谋，才能胜利地长期坚持敌后抗战，才能完成党中央给予华北党与八路军艰苦的、光荣的任务。”

　　1942年2月23日，彭德怀又以八路军总部的名义向各兵团发布了关于反“扫荡”作战的命令。指出：必须充分认识敌人进行“扫荡”的企图是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的一切建设、一切社会财富，消灭抗日军民之生存条件。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应更密切地协同配合，粉碎敌人对任何一个根据地的“扫荡”。在反“扫荡”作战中，要“采用各种方法——从语言攻势、政治游击队之积极活动，到小部队向敌袭扰，破路翻车，乘虚袭击敌据点、城镇，摧毁伪组织和敌伪商业机构，破坏敌伪统治秩序，一直到真正全面配合作战等，以造成全华北风声鹤唳之势，使敌人顾此失彼，感到处处受威胁，而不敢过多集中兵力对付一隅”。5月4日，彭德怀又和左权共同拟定、由中共北方局和华北军分会签署发布了《关于反对敌“蚕食”政策的指示》。《指示》在深入揭露敌人“蚕食”政策分三个步骤实施的基础上，提出了敌人的“蚕食”政策在政治和军事上虽有其极严密的配合，但还是有许多空隙可乘的主张。针对敌人的“蚕食”步骤，还提出了反“蚕食”斗争的方针和办法，以遏止敌人继续扩张。《指示》要求：在反“蚕食”斗争中，应以坚强的武装为核心，坚持武装斗争，坚持阵地。为此，决定各地的正规军以1/3或1/2的力量，以连、营为单位，分散到各县活动，同时发挥“武工队”的作用，加强地方武装和民兵游击小组的建设。

　　各抗日根据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彭德怀和中共北方局、华北军分会的报告、命令、指示精神，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充分发挥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以武装斗争为骨干，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诸方面的斗争有机结合起来，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运用革命的“全面战”反对反革命的“总力战”，进行武装建设，开展对敌斗争，实施民主政治，发展社会经济，改善军民生活，繁荣文化事业，胜利开创了真正的人民战争的宏伟局面，并由此创造了“武工队”、“麻雀战”、地雷战、窑洞战、地道战、围困战、联防战等多种多样的对敌斗争形式，积累了劳武结合、“精兵简政”、减租减息，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建设、战胜灾荒等多方面的成功经验，从而粉碎了敌人的疯狂“扫荡”和“蚕食”进攻，打破了敌人旨在使中国殖民地化的反革命的“总力战”，迎来了华北敌后解放区和抗日武装力量的恢复与再发展、再上升的新时期。

　　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全面建设，是从中共北方局1940年4月在黎城召开的高干会议之后开始的。进入1941年以后，抗日根据地的全面建设工作即在克服严重困难的伟大斗争中进一步强化起来，彭德怀正确指导了这一建设工作，并对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武装建设和经济建设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也是抗战的根本问题。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和着力点，乃是在根据地内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三三制”(组成人员以员、非党的进步分子、不左不右的中间派人士各占1/3的“三三制”)的各级抗日政权。对于这项关乎抗战全局的重要工作，彭德怀以中共北方局代书记的身份进行了有力指导。

　　早在1940年3月，彭德怀即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精神，在中共北方局党校发表了以《民主政治与“三三制”政权的组织形式》为题的重要演讲。演讲深入阐明了实行民主政治的本质和建立“三三制”政权组织的重大意义，要求各级组织务必加强对村选运动的领导，通过村选运动，使根据地广大农村的政权确实掌握在以员为核心的抗日派手里，以从根本上担负起对抗日游击战争的组织与领导。

　　1940年9月25日，彭德怀《在中共北方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提纲》中，又专门讲到了“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强调指出：“必须坚持‘三三制’的政权组织形式”，“因为这种政权最适合于抗战的共同需要，合乎各阶级共同利益，最易启发人民抗战的自觉性和责任心”。为正确实施“三三制”建政原则，彭德怀还特别提出了“纠正不忠实执行‘三三制’的错误”的问题，要求把“三三制”的建政原则确实贯彻执行起来，以“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不断壮大抗战力量，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构建起坚固的全民族的基础。

　　1941年11月1日，彭德怀在中共北方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把“政权建设”当作“坚持根据地的三大任务”之一提了出来，并将政权建设的“重心”规定为“充实内容”，“这就是建立政权的各种制度，健全各级政权的组织机构，创造适合新机构的大众的民主的作风”。他着重强调指出：“我们所要的，是活泼的、有组织有能力的、适应战争环境的、群众拥护的政权机关。”

　　1942年12月18日，彭德怀《在太行区军队营级以上、地方党县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特地把“一九四三年要贯彻民主精神”列为一个重要问题，从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从当前和将来的结合上，对“三三制”民主建政的重大意义再一次作了深入的阐述，同时要求“各战略区主要负责干部，应该利用各种集会去作讲演、报告，写文章，讲解什么是民主，为什么要民主，造成热潮，打击封建观念，把封建思想与民主思想明确区分开来。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应该有计划地总结华北五年来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编辑各种民主思想的通俗读本，重新审查民主政府中的组织法、议会规则、选举法、司法手续等。村代表制度应切实建立，认真实行民主。各级党委应切实检查各方面工作中是否有违反人民权力的地方，如有，就应立即严格纠正”。也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稍后由彭德怀签发的中共北方局关于《一九四三年工作方针的指示》中，将实现民主建政确定地作为“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基本一环”。

　　在彭德怀的精心指导下，从1941年至1943年这一时期，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实现了历史性的大跨越，开始走上了健全发展的轨道。并以此为开端，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全面建设带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抗战开始以来，彭德怀就非常注重根据地的武装建设工作，因而使八路军部队迅猛扩大，到1938年，由出征抗战时的3万余人，发展至16万余人，到1940年，更上升至45万余众。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进入1941年以后的最艰难时期，彭德怀对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有了更为深刻的领悟，他在军事即武装建设的指导上，“从过去偏重于对主力军的扩军整训”，进而发展到倾心“致力于加强地方武装和群众游击武装的建设”上来。

　　1941年2月22日，彭德怀向华北敌后各大、小战略区发出关于军区工作的指示，阐明了武装建设的重要意义及其基本内容，要求将八路军的基干兵团与军区组织系统分开，建立起军区之独立机构与系统，在军区领导下加倍和大力发展地方武装，广泛组建各种群众性的抗日武装队伍，以便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即使主力部队转移)下，坚持就地对敌作战，保卫根据地。3月28日，彭德怀又在中共北方局党校发表了以《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为题的重要演说。他提出的关于建立正规军、地方军和民兵“三位一体”的军事体制的真知灼见，使敌后抗日武装的三个方面军在关于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组成为一个有机结合的大整体，并得到了、朱德的完全赞同和充分肯定。同年11月7日，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要求各战略区普遍实行这一“三位一体”的军事体制。这一科学的军事体制，不仅在当时的军事建设中产生了重大作用，而且为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军事建设所一直沿用。

　　按照“三位一体”的军事体制的构架，彭德怀在1941年11月1日召开的中共北方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建设数百支脱离生产的强有力的游击队，建设百万不脱离生产的有战斗力的民兵”，“把游击战争的开展成为普遍的群众运动，成为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的主要助手”的战略任务。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建设取得卓著成效之后，中共北方局在关于《一九四三年工作方针的指示》中，继续对正规军、地方军和民兵的建设提出了严格要求。

　　随着“三位一体”的军事体制的武装建设的不断强化，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形成了正规军、地方军和民兵的对敌斗争的巨大合力。对此，在《我们在太行山上》一文中围绕反“扫荡”作战这一对敌斗争的重心作了逼真而生动的描述：“在反‘扫荡’中，我们一部分地方武装和民兵坚持腹地斗争，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的‘清剿’部队;主力则转至外线，配合边沿区的游击集团、敌占区的武工队、小部队，积极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捣毁其补给点。敌人的‘扫荡’虽然来势汹汹，但进入根据地，就立即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敌人出发了，我们遍布各地的情报站、瞭望哨就以各种方法传递消息，使广大军民随时都知道敌人的动向。因而敌人所到之处，不仅遇到彻底的空室清野，并且到处触发地雷，遭受麻雀战的袭击。部队和民兵，时而分散，时而集合，用各种武器袭击敌人，而敌人又到处找不到他们。真是‘四面楚歌传来，一拳打去是风’。敌人的交通线和后方的据点、碉堡，又不时这一处，那一处，为我转出外线的部队破坏、袭击、夺取。敌人到处损兵折将，顾了这里，顾不到那里，最后不得不狼狈退出我根据地。”敌人的一次又一次疯狂“扫荡”，就这样被人民战争的无情铁拳给粉碎了。

　　还必须指出的是，彭德怀对在反“蚕食”斗争中作出特殊贡献的武装工作队即“武工队”建设上所具有的决定意义的指导作用。

　　在1941年11月初召开的中共北方局扩大会议上，彭德怀曾提出“根据地内边沿区之游击队，以及部分的正规军，应当有计划地经常到敌占区与接敌区游击”的设想。1942年1月，彭德怀即向各军区、军分区正式提出了组织“武工队”到敌占区活动的建议和方案。2月，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联合下达了《关于组织武装工作队的指示》，规定每个军区(旅)要组织一个到两个30至50人的“武工队”，队长和政委由政治上坚强、懂军事、相当于地委或强的县委书记一级的干部担任，另配以知识分子和懂日语的干部。根据彭德怀拟定的方案，八路军各部派出大批“武工队”，每个队员既是战斗员，又是指挥员、组织员，能打仗又能独立做政治工作。他们潜越封锁线，进入格子网，三五人一个小组，分合自如，和群众一起创造出许多方法来与敌人进行各种斗争。“武装工作队在一个地区活动得久了，在老百姓中间生了根，就创造了隐蔽的根据地，把敌人占领的土地，再从敌人的口中挖出来。”彭德怀对“武工队”和群众的这种“斗争智慧和胆量赞叹不已，收集了许多事例来研究总结，指导推广”。后来，彭德怀在对美军观察组的谈话中，特别介绍了“武工队”及其斗争业绩，使得该观察组成员感到十分震惊和兴奋。“对1942年这一新的斗争形式，一二九师师长称为‘变敌进我退，为敌进我进’。八路军总部迅即将这一口号推向全华北。‘敌进我进!向敌后的敌后进军!’成为突破敌后最艰难岁月的号角。”随着“敌进我进”斗争的逐步推展和深入，到“1942年秋，隐蔽根据地在华北敌后，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到1942年冬臻于相当普遍，敌人的‘蚕食’政策终于被打破”了。

　　八路军出师华北实行对敌抗战后，彭德怀除分工负责军事外，还受朱德重托，掌管八路军的供给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财经工作。因此，彭德怀不只为解决八路军的供给问题付出了很大心血，而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建设又每每牵系着他的心。

　　1937年秋，当“彭德怀往来于同蒲、正太、平汉各线，跋涉于恒山、五台山、太行山之间”时，“他的目光就不限于战场”范围，他留意到，许多民众在日军的劫掠下，无奈将手中的物资纷纷拍卖，换取现金逃难;富商大贾则先将自己的存货转至山区乡村，见军队不断溃败撤退，又争先向外抛售，“因而山区物价反低于战前，货源也较战前丰盛”。是年12月，彭德怀回延安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会议，由洪洞“途经临汾南下，又见汾河两岸农民争售粮、棉，棉花每斤仅八九分钱，1元钱足可购得12斤新棉，粮价比棉价还要贱”。他认为，粮、棉价格如此便宜，当是反常现象。我军倒是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收购一批粮、棉，以备来日之燃眉。于是，他“马上给朱德、任弼时、报告这一情况，提议准备从八路军经费中挤出10余万元收购粮、棉。其后，又嘱咐各部队在用兵之际，注意收集粮食储存于山地，以备持久”。

　　1938年春，彭德怀和朱德正指挥东路军对敌作战之际，注意到敌人在冀中开始劫掠粮食、棉花等重要战略物资之动向，遂即向八路军各师下达命令，要求“用一切方法与努力，将铁路两旁之粮食搬入山地”，并“尽力购买医药、通讯器材、布匹、棉花，妥为储藏”。还特别提醒晋察冀军区，“在由娘子关到门头沟的六七百里大山中，分段储存各种军需品”。指示第一二九师，务将储存战略物资的山内公路销毁等。

　　1940年9月25日，彭德怀《在中共北方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提纲》中，就直接关系巩固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政策”作了集中、透彻而科学的阐述。他认为，财政经济的状况如何，对敌后坚持长期抗战具有重大意义，主张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经济建设去解决财政问题，而决定财政经济建设发展的关键是要有正确的政策。为此，他提出“统筹统支”的财政政策，要求各战略区实行“量入为出、量出为入”相结合的财政原则，既使军、政、民所需经费得到适当保证，又使民力民财得以尽量节俭。为贯彻统筹统支，他强调要建立金库制度和预决算制度，还明确规定了军、政费之比例及脱产人员和根据地人口之比例，在负担政策上，他提议将原来在根据地实行的田赋制改为统一的累进税制。

　　为保护和发展根据地经济，彭德怀主张以战略根据地为单位，“发行单一的地方本位币”。为此，他根据晋察冀边区发行地方币和山西第三、第五专署发行上党票的实践经验，于1939年3月向建议成立冀南银行，发行冀钞，以作为冀南和太行地区的本位币。10月，冀南银行成立，正式发行冀钞。针对敌人的货币政策，他规定根据地的货币政策为：保护法币信用，使法币不为敌人吸收;抵制敌伪币，破坏敌之经济掠夺;调剂金融，活跃市场;刺激生产，发展工、农、商业及低利借贷。

　　关于经济政策，彭德怀认为，要“达到自给自足最基本的办法，就是增加各方面的生产。目前需要提出农业、工业、贸易三个方面”。

　　正确的财经政策，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财经建设的发展，为战胜严重的财经困难创造了条件。

　　在指导财政经济建设的同时，彭德怀还悉心指导了对敌的经济斗争，这其中包括对敌的货币斗争、贸易斗争和粮食斗争，而尤为严重、激烈的是粮食斗争。

　　1942年秋天，在太行区召开的贸易会议上，彭德怀一语道破了与敌人争夺粮食的严重性：“今天，谁有了粮食，就会胜利。”基于此，他号召抗日军民团结奋起，不但要保护根据地的粮食不被敌人抢去，而且要打击敌人在其占领区的掠粮行动，保护敌占区的人民。于是，从八路军总部、中共北方局，到各根据地的党、政、军、民领导机关，都在紧张地研究着粮食和帮助群众抗旱问题。“保卫粮食即成为保卫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战的头等大事”。由于太行山西部产粮区收成较好，敌人在其占领区便以低价强购粮食。根据情报，八路军总部认真研究这一局势，最后由彭德怀拍板，下决心暂用军费以高于敌人的价格，从西部大量购进粮食，然后组织灾到平汉路东之缺粮区以平价售出。“提高西部粮价收进，帮助了产粮区农民;向东部出售，又帮助了灾区的人民。尽管都是敌占区，得利的是中国人，受打击的是日本侵略军。原计划收进18万石，实际收进了21万石，向东部卖出12万石，为太行山根据地增进了9万石——2300万斤的粮食”。与此同时，“武工队”发动敌占区群众抗征抗抢、保卫粮食，“也取得了传奇式的胜利”。敌我之间的粮食争夺战，以抗日军民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终。

　　在转战山西的抗战岁月里，彭德怀指挥广大华北军民战敌寇、斗伪顽，胜利坚持了华北抗战，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同时也以他光照千秋的伟大人格、高尚情操在人民心中竖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作者：张雪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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