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过三十六”是近些年在山西省部分地区盛行的一种新兴的人生礼仪活动。它从本命年习俗发展演化而来，借鉴地方庙会传统，以祭祀仪式和民间表演为主要内容，形成村落的大型集体活动。这种新兴的人生仪礼活动对于构建村落文化认同、协调村落人际关系和村际关系，弘扬孝道观念和公共意识具有积极意义，有助于推动当地乡村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

　　近些年山西省襄汾县部分村落盛行“过三十六”习俗，作为一种新兴的人生礼仪民俗，其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已覆盖襄汾县大部分地区，并波及临近的新绛县、侯马市部分地区，规模大，影响广，不仅发展成为目前当地村落社会重要的集体性活动，且在不同村落逐渐形成了相似却不尽相同的活动模式，是当地村落社会极具地方特色和社会影响的一种民俗事项，对于村落文化的发展和村落基层社会治理有着特殊的意义。

　　“过三十六”是指由村落内36岁[1]男女青年组织并主办的大型集体活动，活动中通常要进行一定的祭祀仪式，以祈求平安吉祥，当地称之为“祈福”。

　　在当地人看来，之所以要在36岁举办这样的活动，是因为人在年龄逢“九”的36岁时会很不吉利，容易出现各种意外灾难，当地俗语说“四九三十六，不死也要掉块肉”，所以其背后蕴含着趋利避害的意思。究其本源，“过三十六”本身是一种本命年信仰习俗，这种本命年观念在北方汉民族地区由来已久，它的产生与十二生肖纪年法密切相关，又由于古人把人和自然界草木类比形成的循环观念而认为本命年为凶年，于是“民间无论大人小孩，凡在本属相年（每12年轮一次），过生日都需‘扎红’”[2]。在过去很长时期，山西省襄汾县一带一直保留类似的本命年习俗，最通常的做法就是在36岁时穿戴红色衣服或使用红袜子、红裤带等，认为红色能驱邪避灾、保佑平安，并不举行其他特殊的仪式。但是近些年当地“过三十六”本命年的习俗发生了很大改变，不再是单纯地对36岁有所忌讳而采取一定措施来避灾，而转变为通过隆重地举办文化活动来达到身心愉悦和社会交流的目的。这样新兴的民俗内容，使原本个体的民俗行为发展成为具有较大规模和社会影响的村落集体行为，并在周围一带普遍流行、年年传承，成为显著的民俗事项。

　　调查中发现，“过三十六”活动举办的中心地区是在襄汾县的汾城镇、赵康镇和古城镇一带，活动规模大，最为隆重和热闹。活动的“主角”是村里当年36岁的村民，他们通常也是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活动的重要协助者是村委，它有时候也是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参与者为村落的大多数村民。本文以汾城镇西中黄村2017年“过三十六”活动为例，来叙述其过程和活动内容。西中黄村是山西省襄汾县汾城镇的一个传统古村落，人口3000多，为附近规模较大的村庄。2017年，全村共有58人过三十六岁，包括男性村民28人和女性村民30人。活动从筹备到举办的过程如下：

　　“过三十六”不仅是36岁村民的人生仪礼大事，也是让整个村落民众都充满期待的集体活动，因此每年都要提前进行筹划，往往从春节期间就开始准备了。2017年春节期间，绝大多数在外打工的村民回到村里，此时36岁村民开始商议“过三十六”事宜，并推选出4个代表来具体负责。借助现代发达的通讯手段，36岁村民建立了一个微信群以便于商量相关事宜，即使过年以后有个别人不得己出去打工，大家在微信群里还可以随时沟通。活动筹备的主要内容是商议捐款时间、钱款用途和活动具体过程，包括确定仪式时间、请剧团、选定剧目、请表演、购买活动所需物品、对外宣传、捐助村集体、和村委协商活动情况等诸多具体事宜。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过三十六”活动如期举行。

　　2017年西中黄村“过三十六”活动时间在3月14日至18日，共5天。活动最主要的内容有两类：一是开幕式和祭祀仪式，二是戏曲演出和文艺节目表演。

　　3月14号晚上7点，西中黄村举行“第十三届三十六岁同龄人祈福平安唱大戏庆祝仪式”开幕式。开幕式举办的地点在村里广场和戏台上。这里是村中最大的公共空间，也是村里举行集体活动的最主要场所，每年的“过三十六”活动都在这里举行。开幕式上，先由村委书记讲话，介绍活动内容的具体安排和36岁村民对村里的捐助情况，并表达对36岁村民的祝福。接下来是36岁村民代表讲话，表达对父老乡亲的感恩之情。最后是村里老年协会会长讲线岁村民敬老爱老的行为并表达对他们的祝福。讲线岁村民从戏台上向观众撒放糖果，然后燃放鞭炮，开始第一场戏。

　　第二天（3月15日）是“过三十六”活动的正日子，要举行更为隆重的祭祀仪式。祭祀地点在戏台前的广场上，参与祭祀者是所有在村里的36岁村民和司仪先生，祭祀时间在中午12点前。

　　在祭祀之前，即3月15日上午，戏台前的广场上有热闹的社火表演，包括威风锣鼓、天塔狮舞、舞龙及大型礼炮等，吸引了很多村民前来观看。上午11点左右，在广场北边场地上开始摆放宽大的祭桌。祭桌上摆放杀好的整头黑猪、一米多高的花馍、各种干果和水果等丰盛的祭品，但祭桌上并无神灵牌位。祭桌前是巨大的香炉，里面插着燃烧的高香。

　　当天，36岁村民脖子里都挂着统一发放的红色围巾，胸前戴着红花，女性大都穿着红色的大衣，男性则穿比较正式的西装或夹克。接近12点时，祭祀仪式开始。在司仪主持下，36岁村民列队，面向香炉和祭桌一齐下跪。仪式开始，先是鸣炮，然后36岁村民代表上香、烧纸，最后36岁村民一起磕头行礼。与此同时，司仪诵读祝福36岁村民的祝词，其内容是祝愿36岁村民平安健康、事业顺利，家庭幸福。这个仪式过程当地村民称为“献爷”，“爷”是神的统称，并无具体所指。仪式结束后，燃放鞭炮，开始唱戏。

　　整个活动中最能吸引民众的除了祭祀仪式，还有戏曲和文艺表演。戏曲表演持续时间最长，一般是5场或7场，会持续3到4天时间。剧团由36岁村民和村委协商根据捐款情况来选，一般选襄汾县、临汾市的剧团或者周围县、市如侯马市、运城市、新绛县、翼城县、曲沃县等地的剧团。演出的戏曲绝大数是蒲剧，偶尔也有眉户等。剧团提供可以演出的剧目和主要演员名单，由村落选择。村落在选择上有较大的灵活性，有时候由村委来选，有时候是36岁村民代表来选，也有时候请村里喜欢看戏的老年人来选。演出剧目以传统老戏为主，兼以新戏。比如2017年西中黄村“过三十六”活动里，请的剧团是临汾蒲剧院小梅花蒲剧团，共演出7场戏曲，前后持续四天。戏曲表演结束后有2场文艺表演，当地称为“架子鼓”，以歌舞节目为主。文艺表演结束后，整个活动就结束了。

　　“过三十六”活动虽然流行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但是我们看到，该习俗的出现正是当代村落社会治理主体发生变迁的一个重要体现。

　　首先，“过三十六”活动体现当代村落社会中青年力量的崛起。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相比较于农业生产经验丰富、家庭地位较高的老年人来说，36岁村民常被认为是年轻人，家庭地位、村落社会地位相对较低，在村落集体事务中没有主导性话语权。但近些年，随着农村现代化进程加快，村民收入结构发生巨大变化，36岁的中青年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创造者，经济实力增强，在村落集体事务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过三十六”活动的盛行和迅速流行，体现的正是村落社会里中青年的地位变化，也显示出村落集体对于他们作为村落集体和家庭中坚力量的重视。

　　再次，从“过三十六”村民的男女性别比例上看，显示出女性在村落社会的重要性。“过三十六”活动在十几年前刚刚兴起的时候，女性参与相对较少，但近几年来，36岁女性也大都参与到活动中，并承担起活动期间的很多工作。可以看出，当代村落社会人们以更加平等的眼光来看待男女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并意识到女性在当代村落社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当地村落目前的生计方式是男性村民结婚以后大都在外打工，在村落里照顾老人和孩子的责任大都由女性承担，她们在日常生活中更为村民所熟悉，参与到村落公共事务的时间也更多，因而对于村落集体的公共事务尤其是文化活动具有了较多的话语权，成为乡村建设的重要主体之一。

　　同时，“过三十六”活动在村落社会治理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具体体现在：

　　村落内聚力是形成村落文化认同的重要条件，文化认同又是保持村落内聚力的内在原因。文化认同是集体认同的重要标志，也是维持村落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在村落社会里，文化认同更明显地表现为民俗认同。“群体认同的核心是共享的民俗”，而“民俗实践的核心是认同的建构和维系”[3]，因此共享的民俗是村落文化认同的突出表现。“过三十六”活动，无论是对于36岁的村民个人来说还是对于村落集体来说都有形成文化认同、增强村落内聚力的重要意义。

　　对于村民个人来说，“过三十六”的重要意义在于获得集体归属感。“过三十六”仪式是一种过渡礼仪，是一种社会状态向另外一种社会状态的过渡。在传统的“坎儿年”观念影响下，以12年为一个循环周期的本命年，是人的生命过程中的节点，36岁村民在心理上会觉得自己到了危险的年份，处于“此地域”到“另一地域”的“边缘”状态，[4]具有不确定性带来的危机感，通过一个具体的仪式过程，才可以顺利地过渡到另一稳定的状态，开始新一阶段的生活。除了这样的信仰心理，从生活现实来看，36岁正处于人生中年的关键时期，上有父母需要孝养，下有儿女需要抚育，生活压力加大，更感到自身的健康平安和事业发达对于家庭的重要意义，因而也寄希望于通过这样的活动给自己带来好的运气。而集体过三十六相比较于个人过三十六似乎更能给村民带来度过危险的力量和安全感。同时，每个村落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仪式过程正是村落传统的体现，通过这样的人生仪礼活动，遵循并延续本村的村落传统，可以让村民更好地融入村落集体，得到集体的认可，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

　　对于村落集体来说，“过三十六”过程中村落的民俗活动，如祭祀、唱戏、文艺表演等都是在村落集体基本达成一致的前提下进行的，是比较符合村落民众的意愿和希望的，体现出村民相近的欣赏习惯和兴趣爱好，是村落内聚力的表现，也体现出鲜明的村落文化认同特点。表现在祭祀仪式上，各个村落都在创造并坚持自己的村落传统，这是构建村落文化认同的重要手段。各个村落会在自身传统基础上发明新的礼仪传统，并明确区别于周边其他村落，不仅在村落交流中是话语表达的一个内容，也常常在互相比较中强化对自己村落的认同感甚至自豪感，有效地增强了对村落的文化认同。这样的村落传统又常常具有较强的惯性，每年的“过三十六”活动都是对自身村落传统的实践和延续。因此，这样的村落传统形成以后，又是维持村落文化认同、保持村落内聚力的重要力量。

　　从“过三十六”活动本身来看，它有着整合村落社会和道德教化的功能，是增强村落内聚力的重要保障。“过三十六”活动虽然是人生仪礼活动，但实际上与传统的庙会相似，参与者众多，具有信仰仪式、文化表演活动和大量的商品交易，当地人也常常模糊它与庙会的界限而称为“逢会”。“庙会文化是乡村振兴有效途径”，因为“庙会是社会秩序、社会关系协调的重要载体，有很强的社会功能。” 庙会中虽然常有神灵祭祀活动，但这种民间信仰“是老百姓的精神需求，是他们的精神生活。”尤其是对历史上一些优秀人物的信仰，“实际体现的是一种家国情怀，”[5]这样的信仰行为和戏曲演出强调的忠孝、爱国精神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对于当今的乡风文明建设是积极有益的。

　　民俗活动的重要功能之一在于增强交流，而“交流”正是“过三十六”活动中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本来是熟人社会，在富于地方性的乡土社会里，村民彼此之间都比较熟悉，但是这种情况在近些年的的乡村社会有了很大改变。年轻人离开学校之后大多在外地打工，平时很少居住在村里，因而并不被其他村民所熟悉。通过举办这样的活动，36岁村民与同龄人、村委及其他村民之间会有更多的交流，彼此之间会更加熟悉。首先，36岁村民要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协商，讨论大家都认可的活动方案，同龄人之间要进行很多的交流，在活动中互帮互助，共同参与，才能把活动办好。尤其在这样一个关乎自身安危和运气的具有信仰特点的活动中，他们在心理上更有一种同舟共济度过危险状态的团结互助精神，因而彼此更加热情和宽容。经过这样的活动之后，同龄人之间会从陌生到熟悉或从熟悉到更加了解，在后来的日常生活中可能有更多的交往。其次，各村举办“过三十六”活动都和村委有一定的协作，都是在村委的协调、帮助下进行的。村委会给活动提供策划、宣传、主持及场地、水电等服务，甚至有时候是活动的实际组织者，因此，36岁村民需要和村委进行协商，请村委提供必要的服务和支持。另外，36岁村民还会和村里懂得礼仪的老年人商量活动的具体仪式，仪式主持人也往往就是村里懂得礼仪的老年人。这样，36岁村民积极地与同龄人、村委、其他村民等沟通协商，在交流中可以调整村民之间的关系，消解矛盾，促进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人群之间的和谐相处。同时很多村民也意识到，在这种大规模的集体活动里，正是度量村民人际关系的重要时候，也是展示自我的重要机会，因而受到村民的普遍重视。事实说明，“过三十六”活动中那些积极主动、表现活跃的村民往往能够得到村民更多的关注和认可，因此也更为村民所熟悉。

　　同时，在“过三十六”活动中，不同村落之间的村际关系得到加强。由于当地各个村落普遍有“过三十六”的习俗，因此各村在活动期间，走亲访友，互相观看戏曲演出和文艺表演是极为常见的事情。这样，各村村民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形成的姻亲关系很多，对于村际关系的协调有着积极的意义。还有不少村落在活动期间，由村主任或村支部书记牵头邀请附近村落的村委干部来本村观看表演，这种举动也很好地加强了村落与村落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在村际之间发生个别村民纠纷事件的时候往往具有意想不到的解决效果。

　　在“过三十六”活动中，强调对孝道的弘扬，强调对父母和父老乡亲的感恩之情。除了在活动开幕式上36岁村民发言中会表达这样的感情，他们还会以实际行动表达对老年人的尊敬和孝顺。他们通常会把捐款中的一部分钱拿出来捐给村里的老年协会或者给村里老人年购置一些生活用品。比如在2017年西中黄村的“过三十六”活动中，36岁村民给村里老年协会捐款1000元，并给村里8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送一桶食用油。有的村落36岁村民会用捐款给老年协会捐助一些文化活动用具，如桌椅板凳、锣鼓、录音机、表演服装等，来支持村里老年人的文化活动。为了表达对36岁村民的祝福及对于捐助的感谢，有的村落老年协会以书画作品赠送给年轻人，或者在活动中帮助他们进行策划和组织，这样，村落中年人和老人年之间形成了有意义的互动，更好地显示出孝道的意义。这种集体的孝道精神，超出了家庭的范围而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对于村民道德的培养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过三十六”活动体现出村民对村落集体事务关心的公共意识。从活动举办的初衷来说，虽然36岁村民的主要目的是为自身祈福，但同时也是为村落集体举办文化活动以感恩回馈乡亲的公共之举。尤其是在有传统老庙会的村落，36岁村民在庙会中发挥的作用比一般村民要多。比如在西汾阳村，“过三十六”的活动是和赵大夫庙会一起举办的，在此期间，36岁村民要协助举办庙会，进行祭祀仪式，捐款也主要用于庙会的戏曲演出；在尉村，“过三十六”的活动和农历三月十六的庙会虽然是分开进行的，但是36岁村民的一部分捐款会用于庙会的戏曲演出，以体现出36岁村民对庙会的贡献。庙会作为村落集体性的公共活动，在当地村落社会受到格外的重视，而“过三十六”活动对庙会的助力支持，鲜明地体现出村民的公共意识。

　　调查中很多村民也认为，“过三十六”是通过给村里办好事来求得自身的福气，能够保佑自已平安度过本年。这样的观念在信仰意味背后，本质上是对集体事务的关心和对集体力量的信任。这种通过“办好事”回报村落集体来获得自身益处的做法是有积极意义和价值的，因为这其中的祈福已不仅仅是本命年信仰的问题，更是一种生活理想和道德追求。它实际上是生活在村落中的村民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更好地为其他村民所熟知，得到他们的认可和赞赏，从而获得精神的愉悦，使自己和家人以后在村落中处理人际关系和各种事务更加顺利，从而有更加美好的生活，这就是他们要祈的“福”。

　　综上所述，“过三十六”作为一种新兴的村落集体民俗活动，体现了时代变迁背景下村落民俗传承发展的特点，显示了村落社会民俗创新的生机和活力，彰显出富有生命力的新兴民俗在当代村落民众生活中的作用以及对于村落社会治理的独特价值。通过举办“过三十六”等村落集体的公共文化活动来组织、教育民众，对于宗族相对不发达的中国北方社会来说，是进行村落文化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过三十六”这样一个在地方社会能够辐射诸多村落形成大面积影响的新兴活动，不仅是继承和创新地方文化的有益实践，也是形成区域文化共同体的重要表现，因而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新现象。

　　[2] 周建新：《“本命年”与“坎儿年”浅析》，《民俗研究》1994年第3期。

　　[3] 张举文：《民俗认同：民俗学关键词之一》，《民间文化论坛》2018年第1期。

　　[4] （法）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著，张举文译：《过渡礼仪》，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5页。

　　[5] 萧放：《庙会文化是乡村振兴有效途径》，《中国艺术报》2018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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