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以文化的力量，看见不一样的山西！1月2日至1月13日，第五届山西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云上文博会）系列活动之“文化名家会客厅”，陆续推出6场讲座，来自省内外的6位文化名家轮番登场，现场讲述石窟、陶寺、壁画、陶瓷、青铜器、晋文化等。活动由山西日报传媒集团、山西晚报文博山西工作室执行，通过山西晚报·文博山西视频号、新浪微博@山西晚报以及腾讯会议室等平台直播，总观看量近20万人次，总点赞数达58万，网友好评如潮，成为本届云上文博会的一大亮点。

　　邀请的文化名家中，外省来晋专家代表有：云冈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杭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西陶寺考古领队高江涛；本省出晋专家代表有：江苏理工学院教授、传统壁画研究所所长王岩松，深圳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郭学雷；本土专家代表有：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副院长陈小三，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吉琨璋。他们以“文化的力量·看见山西”为主题，从组成山西文化的文博、考古元素入手，以各自不同的空间和文化视角，对山西文化资源进行分析观照，探讨如何更好、更深、更有效地发掘当下有利于彰显山西文化的优质要素，助力山西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

　　在直播中，他们都分享了哪些精彩内容？为什么如此受欢迎？本报今日特推出“山西云上文博会·文化名家会客厅”之“文化的力量·看见山西”特刊，让这些文化名家带我们穿越历史，古今对照，增添力量，更好地体察山西、认知山西，谱写建设山西新篇章。

　　石窟可以称得上伟岸吗？当然可以。以云冈石窟为例，在当时的文献记载中，对其的描述是“真容巨壮”“世法所希”“雕饰奇伟”“穷诸巧丽”“骇动人神”……无一不让人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1月2日，云冈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杭侃以“看见山西：石窟的伟岸精神”为题，带领观众一起走进石窟的内在世界。讲座中，他立足山西，围绕云冈、天龙山、金灯寺等经典石窟，探讨云冈模式、天龙山样式的广泛影响，同时介绍金灯寺石窟的独特价值和石窟守护人的奉献精神。

　　1965年5月生，江苏南通人。1998年7月获得博士学位，到上海博物馆工作。2003年11月任职上海市历史博物馆，2007年9月调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现任云冈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院长，山西大学副校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佛教考古、宋元考古、博物馆学。发表《云冈第20窟西壁坍塌的时间与云冈五窟最初的布局》《河北定县两塔基出土净瓶的几个问题》《清明上河图再研究》等论文。出版有《参差集》《东京梦清明上河图》《中华文明传真》两宋卷和辽金元卷、《永远的三峡》等。曾组织实施和参与策划了“草原瑰宝——内蒙古文物精品展”“雪域藏珍——西藏文物精品展”（上海博物馆）、“奇迹天工”（中国科技馆）、“秦汉与罗马”（北京世纪坛）、“寻找致远舰”（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云冈研究院）等三十多个大型展览及图录的编写工作。曾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北京大学十佳教师、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考古学会宋辽金元明清专业委员会主任、全国社会科学基金评委、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历史学类专业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住建部历史名城委员会副主任等。

　　云冈模式由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提出，源自其发表的《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一文，文中有两个侧重点，一个就是平城实力的集聚，也就是说云冈石窟的开凿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的保障。另一个侧重点就是云冈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在全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关于平城实力的集聚，杭侃老师举了两个例子来印证。首先是民族融合，以乙弗勿敌国来说，大家可能会对这个国家很陌生，它和鲜卑是一个大的族群，都是出自大兴安岭一带的东胡，此后不断西迁，迁到了青海湖一带，后来又被吐谷浑征服。北魏太武帝统一北方后，被吐谷浑吞并的乙弗勿敌国首领遣其子乙弗莫瓌去平城当质子，他年纪轻轻英勇善战，跟随太武帝多次出征，颇得赏识信任，后娶太武帝之女上谷公主为妻。此后，乙弗家族又跟随孝文帝南迁，来到洛阳。再往后，他的家族中有一个女儿成为西魏的乙弗皇后，一部分人又随其迁往长安。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北魏确实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

　　其次是中外交流，杭侃老师认为，“大同是平城时代丝绸之路的起点。”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解释道，《魏书·西域传》叙述西域国家的方位时基本以“某某国，都某某，相对方位，去代某某里”为固定程式，如“乌孙国，居赤谷城，在龟兹西北，去代一万八百里。”代就是现在的大同，去代多少里，也就是距离平城多少里，因此可认为平城就是当时丝绸之路的起点。《北史·西域传》记载，粟特国商人“多诣凉州贩货，及魏克姑臧（凉州）悉见虏。文成初（452年），粟特王遣使请赎人。诏听焉”，可知当时有较多的粟特商人被北魏掳到都城平城。此外，在大同的考古发现中也出土了许多来自西域的金银器和玻璃器皿，这些都表明，当时的平城中外交流频繁，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那么，云冈模式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宿白先生是这样说的，“云冈石窟是新疆以东地区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又是当时统治北中国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国的技艺和人力、物力所兴造……它所创造和不断发展的新模式，很自然地成为魏国领域内新造石窟所参考的典型。所以，东起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西到陕、甘、宁各地的北魏石窟，无不有云冈模式的踪迹，甚至远处河西走廊、开窟历史早于云冈的敦煌莫高窟也不例外。”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如果要形成一个石窟的模式，必须有一个要素，就是需要产生比较广泛的影响。

　　佛教是沿着丝绸之路传播的，首先进入新疆地区，在那里有克孜尔石窟等著名的石窟，但是克孜尔石窟还有比较浓厚的外来艺术风格。此外从技法上来说，新疆石窟是壁画加塑像。但云冈不同，云冈石窟是一个蓬勃向上的民族开凿，在朝代的上升期。说到云冈模式的广泛影响，杭侃老师举了一个例子，甘肃泾川王母宫石窟，被媒体称为云冈石窟第6窟的“升级版”，二者非常相像的，从题材到雕刻手法、形象等都有很多可比性。这是因为泾川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要道，云冈石窟作为一种样式、模式可能影响到了这里。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一些文献记载中看到云冈模式的广泛影响。《魏书·释老志》记载，“景明初，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这段话中的世宗，即孝文帝的儿子。准，就是仿造。代京，就是现在的大同。灵岩寺石窟，即云冈石窟。意思就是说世宗下诏仿造大同的云冈石窟，在洛南伊阙山为他的父亲孝文帝，母亲文昭皇后造窟立像，也就是龙门石窟的宾阳三洞，可惜由于石质不同、政局动荡等原因，当时并没有完工。”杭侃老师说。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从雕刻这个角度来说，云冈培养了一批工匠，然后慢慢的散布到全国，再培养后代，对很多地方的石窟都产生了影响。正如宿白先生所说的：“云冈石窟影响范围之广和影响延续时间之长，都是任何其他石窟所不能比拟的。”

　　说到天龙山石窟，杭侃老师首先谈到北魏六镇，因为它可以上接云冈石窟，下启天龙山石窟。

　　所谓“北魏六镇”，就是北魏民族入主中原后，为防止北方柔然人入侵，就布设了六个军镇，驻扎了大量的士兵，而且这些人是以鲜卑人为主的，士兵的地位很高，作战勇猛，在当时被称为“国之肺腑”。但是迁都洛阳之后，这里离平城有一定的距离，士兵的待遇就不太好了，所以北魏末年的时候吏治败坏，经济衰退，六镇变得不安稳起来。正光四年（523年），六镇武装起事，昔日的国之爪牙，成为反对北魏政权的“叛民”。边镇军事豪强乘机扩充实力，其中在晋阳（今太原）一带的尔朱荣实力最盛。

　　那么为什么说它上接云冈下启天龙山呢？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中提到，云冈石窟的开凿工程“终乎正光”，也就是说北魏迁都洛阳后，云冈石窟并没有停止开凿，而是到了正光年间才停止，这一点是学术界关注比较少的。

　　534年，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继之而起的高欢在晋阳设立大丞相府以遥控朝政，高欢及后来的北齐帝王，都刻意经营晋阳，使晋阳成为北魏、东魏、北齐三代实际上的政治中心，史称“霸府”。而天龙山石窟就开凿于东魏、北齐、隋唐时代。有许多文献记载，都说明当时佛教的兴盛和晋阳的重要。如《北齐书》称“并州之太原、青州之齐郡，霸业所在，王命是基”。《续高僧传》卷二十三《昙显传》载“于是齐境一心奉佛，国无两事”。

　　关于天龙山样式，杭侃老师介绍了一篇台湾学者颜娟英的文章——《天龙山石窟的再省思》，文中提到，“在表现手法上，天龙山石窟却有其独特的细腻写实与质感的柔软度，形成它独特的风格。”这就是所谓的天龙山样式。

　　在2021年的央视春晚上，杭侃老师与讲述人张国立共同揭晓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流失海外的国宝——天龙山石窟第8窟佛首造像回归祖国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2020年9月14日，国家文物局监测发现，日本东瀛国际拍卖株式会社拟于东京拍卖一尊“唐天龙山石雕佛头”，疑似山西省太原市天龙山石窟在历史上流失的文物。经鉴定研究，判断应属天龙山石窟第8窟北壁佛龛主尊佛像的被盗佛首。

　　为什么能判断它来自天龙山石窟？又为什么能判断出是第8窟的造像呢？杭侃老师认为取决于两个条件，一个是石质，因为各地的造像石质和风格都不太一样，所以能确定它是天龙山的。但是天龙山流失的佛像很多，具体是哪一身？幸运的是，这个窟有保存的老照片。佛首的脸颊有明显的从右眼睑下向右耳延伸扩展的风化面，面部细小的砂岩颗粒与上个世纪20年代外村太治郎、岩田秀则拍摄的天龙山石窟旧照相符，因此，可以断定它就是天龙山石窟第8窟北壁主尊的佛首。

　　通过这尊佛首，杭侃老师进一步解释了颜娟英所提到的“细腻写实与质感的柔软度”。简单说就是所用的石刻技法不一样，比如北魏造像采用的是直平刀法，出来的线条比较劲力，佛像给人一种“凛凛然若对神明”的感觉。而天龙山的这尊佛首因为用的是圆刀法，加上砂岩的质地感，给人一种更加柔和的感觉。

　　天龙山石窟的艺术水平非常高，但可惜的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遭到大规模破坏，头像被盗割殆尽，许多佛首流失日本。当人们再次看到天龙山石窟完好的佛首时，会想到百年沧桑中华民族走过的历程，所以很多人看后都泪目了。文化的力量，无声且震撼。这也是杭侃老师提到的文化遗产的情感价值，他认为，文化遗产不仅仅是具有历史的、艺术的、科学的价值，它还应该具有情感的价值。

　　金灯寺，位于山西平顺县和河南林县交界处的林虑山巅，地势险峻。该寺由东向西一共七个院落，分布着14个洞窟、37个佛龛、500余尊摩崖造像，现存石窟开凿年代从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起，至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止，历时60余年。这些洞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模拟地上的佛殿。由于它的建造年代最晚，规模还比较大，一处洞窟又是仿木结构的，洞窟内还有完整的水陆道场的连续浮雕，所以学术界也把它称为“中国石窟最后的辉煌”。2006年5月，金灯寺被国务院确定为第六批国保单位。

　　在金灯寺石窟中，最典型的是第5窟的水陆殿。它是一间仿木结构的三间殿堂，进入殿内，下方还有一方晶莹的水池，清澈见底。这是因为在西北角有一个泉眼，泉水注入池中，不盈不涸。池上有一个田字石桥，游人可以沿桥绕窟观赏佛殿。殿内正面有三尊佛像，分别是释迦牟尼、文殊和普贤，背后有倒坐三大士像，后壁也并坐三佛。此外，殿内还塑有许多的菩萨、罗汉像，四周墙壁上满是水陆道场浮雕。

　　讲完金灯寺石窟的学术价值，杭侃老师又为大家介绍了一个人，他就是守护该石窟的冯开平。由于金灯寺位于太行山高处，人迹罕至，所以长期以来只有冯开平一个守护人，很多媒体都曾报道过他的事迹。从1995年至今，冯开平先生与荒山野岭、青灯古佛相伴，远离喧嚣与人群，只为守护那一份责任。很多时候寺里只有他一个人，他喜欢趴在悬崖边上眺望山下的风景，默默地看着石窟。在此期间，他遇到过不止一次危险。全国很多的这种石窟，藏在深山中，原来没有更好的安全和监控设备的时候，就是靠这些默默奉献的守护人在守护。

　　讲座最后，杭侃老师总结道：“如果仅仅说石窟有伟岸的精神，还不全面，是石窟守护人的内心，拥有着伟岸的精神。正是这些最为质朴的守护人，以及国内一批又一批默默奉献的文博人，撑起了文化的脊梁”。

　　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人们也会不停地发出追问“最早中国”在哪里？为什么在山西晋南，陶寺文明就是“最初的中国”？这个“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概念有什么区别？

　　1月5日，在“山西云上文博会——文化名家会客厅”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西陶寺考古领队高江涛先生，以“看见山西：最早的中国图景”为题，带领公众走进陶寺，也为公众呈现了最早中国的图景。

　　1976年2月生，河南开封人，考古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先秦考古、文化遗产保护与规划。长期工作于田野考古发掘第一线，参加发掘的遗址先后有河南新乡周宜丘、郑州小双桥、偃师二里头、新密新砦、淅川下王岗等。现正主持著名的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考古发掘工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国家项目3项，参研国家级项目12项。著有《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考古学研究》《淅川下王岗：2008-2010年考古发掘报告》等专著，曾获第六届胡绳青年学术奖，在《考古》《文物》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

　　中国为何成为中国？这个命题，在考古学界，探讨过很久，也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一直研究的课题。“中国”是怎样形成的？又是如何一步步形成“国家”延续下来？在高江涛老师的讲座中，都会寻找到答案。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现藏于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上，铭文中写着“余其宅兹中国……”《尚书·召诰》《逸周书·作雒》等文献上有明确记载，作大邑将建造都城，要在土中，或者中邑。从青铜铭文到文献记载，“中国”之称自此开始，所以考古学家判断，周朝人意识中的“中国”处于四方之中，治理起来很方便，因此周朝时期的“中国”可能有两个指向：第一，中国为四方“地中之国”或言“地中之都”；第二，中国是一个具体的地方，即大体指以“洛邑”或沿着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换言之，最初的“中国”首先是一个“地理中国”。

　　《诗经》中也多次提到“中国”。比如《诗经·桑柔》中写道“哀恫中国”，该“中国”就是政治意义上的“中国”。《诗经·民劳》中“惠赐中国，以绥四方”与“惠赐京师，以绥四国”，以相同句式，“京师”与“中国”重复互换。这里的“中国”特指成周，不仅仅说明都邑即国的意思，更进一步说明此何尊中记载的地理之“中国”与政治之“中国”结合在一起。由此可见《诗经·民劳》反映的是地理中国向政治中国的结合与过渡。

　　“早期中国”的概念，最初由美国学者提出，大家都把这个阶段定位在先秦时期，把“最初中国”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开始讨论则是近些年才开始的。目前考古和学术界，普遍存在一些争鸣，对于“最早中国”或“最初中国”的概念都有自己的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认为，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代表着“最早的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认为“中国”最初的诞生就是一个文化概念，提出了“陶寺遗址”是最初的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主任李新伟将“最初中国”定义为中国各主要史前文化区在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密切交流形成的、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文化共同体，并认为在公元前第四千纪的后半叶初步形成了“最初的中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表态，他认为约公元前4000年中国相互作用圈中的各地史前文化便是“最初的中国”。

　　关于“最初中国”的说法，还有一位考古学界大家——苏秉琦先生提出的观点，他在1991年提出了古代中国演变的“三部曲”，认为经历了共识的“中国”（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理想的中国（夏商周三代）、现实的中国（秦汉帝国）的发展变化。苏先生也曾进一步论述并提出了“最初中国”的称谓，具体言道：夏以前的尧舜禹，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中国”一词的出现也正在此时，尧舜时代万邦林立，各邦的“诉讼”“朝贺”，由四面八方“之中国”，出现了最初的“中国”概念，这还只是承认万邦中有一个不十分确定的中心，这时的“中国”概念也可以说是“共识的中国”，而夏、商、周三代，由于方国的成熟与发展，出现了松散的联邦式的“中国”，周天子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想“天下”。理想变为现实的则是距今2000年前的秦始皇统一大业的完成和秦汉帝国的形成。

　　因此，要更好地理解“最初的中国”就需要明白两个内涵，一是政治形态上必须进入“国家”时期，也就是说它首先是一种国家形态，既不是“酋邦”，更不应是“部落”或“氏族”阶段；其二，这个国家还应该是处于当时人们认识上的“地中”或“土中”。简单而言，“中国”就是两个字，一个“中”，一个“国”，“地中之国”或“中土之国”即“中国”，这应该是其最原始的本意。高江涛也认为，这应该是判断最初“中国”的两大标准。

　　关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是复杂的、多元的。如果以今天中国广阔的地域范围来说，每一个地理区域如中原地区、黄河下游地区、长江下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辽西地区等都有着各自区域文化内国家形态的演进。既然“中国”是一个由小变大逐渐发展的过程，那么最初的中国是在哪里呢？“国家”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高江涛介绍，就目前考古材料和相关研究而言，明确进入“国家”形态的有良渚社会、陶寺社会以及二里头社会等。良渚遗址占地面积800平方公里，城址内由宫殿区、内城、外城组成，自内而外形成三重布局结构。城址中心为30万平方米的宫殿区，其次是300万平方米的内城，最外围是600多万平方米的外郭城，已经进入国家的时期。此外，陶寺遗址及陶寺文化所代表的社会基本被认为已经进入“国家”阶段。

　　临汾盆地中，分布着大量属于陶寺文化的不同等级的聚落，如果把聚落点放在卫星地图上，就会发现很有趣的现象：聚落点分布最密集的区域是距离陶寺都城在10公里至20公里。人一天步行的距离，大概就是20公里，所以这些聚落围绕城址中心分布，体现了陶寺这个“国家”对聚落点的控制。二里头社会进入国家时期已是学界不争的共识。至于公元前4000多年的庙底沟文化时期，中国各主要史前文化区或早或晚开始了社会分化和分层的进程，开始走向社会复杂化的道路，但其社会显然没有进入复杂至“国家”的阶段，此时，连“国”的形态都还未出现，更不宜说是最初“中国”了。国家作为一种政治组织结构，反映了社会文明的较高程度，不能无限制地上溯，而作为政治实体的“中国”也是如此。

　　关于“中”的解释，近年由于清华简《保训》篇而引起学界的热议。《保训》中提及舜的“求中”“得中”和上甲微的“假中”“归中”这四个“中”。对此学者们众说纷纭，其看法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抽象的意识或理念层次的，如中道、中和、中庸等；一类是具体的实物或事物并加以引申，如地中、旂旗、数术等。前者可以称之为“形而上的中”，后者可以称为“形而下的中”。高江涛认为，存在一个由“形而下的中”向“形而上的中”的转变的问题，但最早的“中”更多的是形而下的，是一个具体的事物。何努认为，“中”最本源的基础是圭表测影确立地中，更详细考证陶寺中期王墓出土漆杆的功能就是测量日影的“圭尺”，“圭尺”代表着“地中”，而陶寺一带或笼统而言的晋南地区应该至少是龙山晚期人们意识形态上的“地中”所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吴国武认为，清华简《保训》中的帝舜“求中”而后“得中”，是通过推求“中气”以定四时，以“天之历数”敬授民时，进而获得天命。而《尚书·尧典》众所周知主要是记载“历象授时”之事。值得注意的是，恰在陶寺遗址考古发现了兼观象授时与祭祀功能为一体的大型建筑。依据测年数据，可以说至少4000多年前人们意识中的“地中”是在陶寺所在的晋南一带。此外，既然存在“求中”“得中”，甚至占卜“择中”的情况，就表明“地中”所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存在变迁的。具体而言，西周时期人们意识中的“地中”或言“天下之中”是在今天的洛阳盆地一带，但并不代表在此之前的“地中”也在此地。更早至4000多年前的“地中”应是在以陶寺遗址为都城的陶寺文化所在的晋南地区。

　　到底哪里才是“最初中国”呢？对此，高江涛表示，从“最初中国”的判断标准来推测，就政治角度而言，目前只有所谓的以“陶寺”与“二里头”为都邑的两大遗址符合“中国”的特点，而陶寺都邑早于二里头都邑约300年，所以陶寺为“最初中国”更为合宜。从发展历程的角度判断，“最初中国”包括庙底沟文化时期文化母体中孕育的“中国”、陶寺文化时期诞生了的“中国”、二里头文化时期不断发展的“中国”。

　　从另一个侧面解读，“最初的中国”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高江涛也根据历年来的考古成果以及对于陶寺文化的深度研究，进行了总结。

　　第一个关键词为“文明蕴生”。优越的地理位置、古代环境和文化底蕴，为陶寺都邑的出现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更重要的是，陶寺遗址处于河谷低地和山麓高地之间，就小区域的生态环境来说，有着明显的微型“生态交错带”现象。虽说这样的小区域相对封闭，但土地肥沃、水文适宜，农业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财富快速积累，进一步促进保护经济和财富的政治权利机构和分配财富密切相关的等级制度出现，并且使得其社会机构更加复杂与成熟，陶寺文明也就应运而生。

　　第二个关键词为“煌煌都邑”。高江涛主要介绍了陶寺遗址在发掘过程中的考古成果，比如城址内有宫城、有郭城，有布局、有分划，形成了中国主要都城制度的形态之一。2022年，高江涛等众多考古工作者还在1号宫殿基址边缘，发现了祭祀坑，这个祭祀坑和宫殿基址的始建时期是同时的，判断有可能就是建造宫殿时的祭祀行为。此外，陶寺遗址内的区域划分也非常明确，丧葬区内符合聚族而葬的规制，墓葬出现了等级分化，手工业作坊区域出现了不同工业生产种类，有石器加工的，有烧制陶器的陶窑，甚至还发现了一处“回”字形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初步判断这是管理手工业生产的官衙所在。陶寺遗址内还发现数量比较多的铜器，目前发现了7件。铜器的类别和种类各不相同，尤其铜铃等的出土，说明在这个时期范铸技术已经出现，代表了高超的工业生产技术。

　　第三个关键词为“文明品质”。陶寺遗址内有宫城宫殿，代表着王权的形成，并且从该遗址出土的大型墓葬中判断，当时已经有了礼乐文明，礼制初步形成，并且进行了传承和延续。陶寺遗址还出土一些玉璧、玉琮和陶器，有些可能是“舶来品”，是不同地区的代表产物，它们同时现身在一处，说明了文化的互动和交融，起到了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效果，反映了融合的特点、和合的思想。

　　讲座最后，高江涛发出畅想：回望4300多年前，表里山河的晋南之地，各类文化碰撞交融，出现了一个煌煌都邑，当时的统治者以礼治国，和合万邦，形成早期国家的基本面貌。在其演进过程中，最初中国海纳百川、务实创新、传承发展的理念，甚至能沿用至今，这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自带基因，是中国文化自信的精神渊源。

　　古代壁画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山西古代壁画的维度包含了时间与空间、内容与载体，其历史的延续与发展，有厚度、深度、高度、广度和长度。它不但有中国长度，也有世界长度。

　　1月7日，江苏理工学院教授、传统壁画研究所所长王岩松，以“看见山西：壁画的世界长度”为题，带领观众一起探讨山西古代壁画的前世今生，以及山西古代壁画的绘制技艺和传承传播。

　　1963年出生，山西汾阳人，1986年毕业于山西大学艺术系美术专业，北京大学艺术学硕士、中央美术学院访问学者。古代壁画复制与研究逾30年，曾长期在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从事壁画研究工作。现为江苏理工学院教授、传统壁画研究所所长，中国壁画学会理事，台湾艺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美术学院壁画创新与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千年壁画、百年沧桑——古代壁画暨流失海外珍贵壁画再现传播与展示”项目主持人，江苏艺术基金人才培养项目：“薪火相传——传统壁画技艺传承与创新人才培养”项目主持人。主要从事古代壁画研究与教学，致力于传统壁画艺术实践与传统壁画技艺传承。著有《千年壁画、百年沧桑——古代壁画暨流失海外珍贵壁画再现传播与展示》，该书获得2019年苏版好书和2020年年度最有影响力图书推展。

　　说起山西壁画，王岩松老师非常自豪：“山西的壁画如果是山西的高点，那么它也是中国的高点，同时也是一个世界的高点。”

　　山西是古建筑大省，木结构遗存占到中国古建筑的70％以上，被称为“古建筑艺术博物馆”，其中大多数古建筑中保存着壁画。据不完全统计，山西省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中赋存的壁画计56000余平方米，其中国保、省保文物单位中赋存的壁画24000余平方米，市县保及未定级文保单位中文物中赋存的壁画32000余平方米。从数量上说，山西应该也是中国壁画最多的省份。山西壁画类型多样，既有寺观壁画，也有新出土的墓室壁画，其中，寺观壁画排全国第一位。“山西的寺观壁画与敦煌石窟壁画、陕西墓室壁画呈现三足鼎立态势。”王岩松老师说。

　　为什么山西会保留如此多的古代壁画呢？这和山西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山西的地形像一片桑叶，位于黄河以东，太行山以西，所以也称河东、山右。山西纵向有太行山、吕梁山两条大山脉，两山之间自北向南依次还横亘着恒山、五台山、系舟山、太岳山、王屋山、中条山。这些山和山间的平原，构成了山地间珠串一般大大小小的盆地。千百年来，人们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不同的地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了灿烂、多样且对华夏文明影响深远的文化。同时又因相对封闭的特殊地形，且气候干燥，遗存的古代文物在全国首屈一指。

　　山西壁画的种类非常齐全。山西古建筑彩塑壁画研究院调查研究，山西省11个市的古建筑壁画各有特点和优势，如大同的佛教壁画、晋中的佛寺和庙堂壁画、忻州的殿堂佛寺壁画、临汾的道教和风俗神庙壁画、太原的景观式壁画、运城的元明时期佛道壁画、长治的道教庙宇壁画、吕梁的神庙类壁画、朔州的辽金时期佛教壁画、晋城的佛道神壁画、阳泉的五种类型壁画均可圈可点。山西省古建筑壁画地域的分布状况，可以归纳为“北佛南道中交汇，东西两地民神庙”。

　　山西壁画的年代跨度也很大。现存壁画从东汉开始，到北朝早期、北朝晚期、唐宋元明清，环环紧扣，形成完整序列。王岩松老师介绍，一般来说，古代壁画艺术一代不如一代，是走下坡路的。早期的壁画，行家里手都从事壁画，历代名画记中记载很多著名画家如吴道子、周昉等都参与壁画创作。后期由于社会需求及观念变化等原因，知名画家逐渐退出壁画领域，壁画水平呈现衰退倾向。但在这个总趋势下，山西壁画到元明时，依然还有水平非常高的壁画。这是因为山西壁画在晚期的时候，民间绘画异军突起，有一种作坊式的传承方式和艺术生产方式，如元代朱好古团队，把山西壁画的成就推到当时的顶峰，非常有地域特点，被学术界称为“晋南画派”和“晋南壁画群”。

　　20世纪初，外国列强巧取豪夺，从洞窟、建筑中揭取了大批中国古代壁画，许多精美的壁画蒙受劫难，流散异乡。在流失海外的壁画中，山西壁画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比如，山西洪洞县广胜寺下寺的元代壁画《药师经变图》，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同样出自山西洪洞县广胜寺下寺的壁画《炽盛光佛经变图》，被美国纳尔逊博物馆收藏；晋南地区平阳府某道观的《朝元图》（又称《神仙赴会图》）被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收藏……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如今看来仍让人唏嘘不已。山西壁画由于数量多，而且分布比较散，所以保护起来比较困难。除此之外，王岩松老师认为山西壁画目前还存在着一些其他问题，如对传统壁画价值的认识严重不足，自然损毁、人为破坏严重，传统技艺失传，专业人才青黄不接等。

　　如何更好地保护壁画本体并将壁画艺术传承下去呢？王岩松团队想到了临摹和复制。

　　古代匠师对于艺术的理解和审美体验，通过材料和工法得以体现。王岩松老师认为，了解壁画的制作材料和制作技术是学习与了解壁画艺术的第一步。关于古代壁画的绘制，王岩松老师做了详细解说。

　　古代壁画一般包括支撑体、地仗层、准备层、绘画层等。哪一层最重要呢？很多人认为是绘画层。绘画层是壁画的精华，但实际上绘画层之前的部分也很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因为每层之间是既相互独立又密不可分的，如果其中一层出了问题，就相当于断了一个环节，那么后边的也就没有意义了。“因此在绘制壁画时，准备层的重要性咋强调都不为过。准备层指的是绘画层之前的所有环节，是最后所要达到理想效果的一个基础，它关系着壁画的存亡。”王岩松老师说。

　　先说支撑体。一般情况下支撑体有土坯墙、有砖墙，通过实例可以看到，壁画用土坯墙最好。支撑体的表面结构为地仗层，地仗层的处理也比较复杂。宋代李诫（1035年—1110年）编著的重要建筑著作《营造法式》中有详尽记载：“造画壁之制，先以粗泥搭络毕，候稍干，再用泥横被竹篾一重，以泥盖平。又候稍干，钉麻华，以泥分披令匀，又用泥盖平；以上用粗泥五重，厚一分五厘……”可见古人对地仗层的讲究和重视。地仗层的材料有泥的，也有石灰的，以山西壁画为例，元明以前都是在泥上直接作画，到了明清时期采用石灰地仗，而石灰性烈，不利于壁画保护。反而是早期泥地仗上的壁画一般保存效果比较好。壁画绘制过程中，还有一道工序必不可少，那就是涂刷白土粉做底子，也就是壁画的准备层。涂刷一层白垩土或者其它底色作为基础层，以使画面有统一感并便于着色。这些处理方法都是古人绘制壁画的优秀传统，正是现代人所要继承的。

　　准备层做好后，就可以绘制壁画了。王岩松老师重点强调了稿本的使用。中国古代壁画的绘制技法与传承独具特色，一铺壁画可能并不是一个人完成的，而是由一个画工团队共同完成。每个画工团队的负责人都珍藏有“独门秘籍”“镇班之宝”，称为“稿本”，通俗说就是素材绘本。各类人物、器皿、花卉、纹饰的形象和画法都相对固定在这套稿本中。壁画是按小样放大绘制的，小样又是根据稿本创作的，所以同一个画工团队创作的不同壁画中，虽然人物的身份、位置、排列组合不同，但因为出自同一套稿本，往往就会出现相似甚至相同的形象。

　　稷山兴化寺、永济永乐宫、稷山青龙寺、平阳府某道观壁画……从元代晋南壁画群以朱好古及其门人为代表的壁画作品可看出风格、构图与粉本的类似性特点，可见当地一定范围内受到朱好古风格的粉本影响。比如平阳府《朝元图》中的戌神，其形象应该就在某个画工团队的稿本中。同一个团队在绘制永乐宫《朝元图》的时候，把这个稿本中的形象换个位置、改个身份，就成了太乙神。分处两地的两位不同神仙，因为形象来自同一套稿本，一脉相承，所以非常相似。

　　之后，王岩松老师又以永乐宫壁画为例，从构图、线条、色彩、勾填、沥粉贴金等方面分析了山西古代壁画的绘画语汇。其中，古人在用色上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规律，就是他们很讲究规矩，注重程式。壁画主要围绕着五色展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木火土金水五星对应着东南中西北五行和青赤黄白黑五色。因此，永乐宫壁画中的木火土金水五位神仙，火星对应南方，南方尚赤，所以火星穿红袍，金星对应西方穿白色，水星对应北方穿黑色，木星对应东方穿青色，土星居中央穿黄色。此外，民间壁画使用的色彩，多用纯色，“间色”占次要位置。

　　壁画的制作材料和制作技术决定了壁画的美学价值、科学研究价值和视觉表象，只有充分了解壁画的制作材料和技术才能保护和借鉴壁画的价值。

　　王岩松老师从事传统壁画研究30多年，同时一直在做古代壁画的临摹、复制以及传统壁画技艺传承方面的工作，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近年来，由他主持的（2017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千年壁画，百年沧桑——古代壁画暨流失海外珍贵壁画再现传播与展示”，以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理念，运用传统工艺和材料，将流失海外的珍贵壁画以临摹、复制的方式和文物层级的表现标准“回归中国”，并在国内做巡回展览。每到一处观者如潮，是国内首次将流失海外的中国古代壁画以这种方式做集中展示。

　　临摹和复制壁画的意义是什么？王岩松认为主要是出于保护的需要、研究的需要、继承的需要和传播的需要。古代壁画是不可再生的，因此需要使用原有的材料、工艺技术、制作方法，通过复制与临摹的方式，使它留存下来。而通过复制与临摹等途径及真实、详细的壁画记录，对年代、类型、题材、形式、工艺等加以调查与研究，在传递历史讯息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注重源流、学习传统和复制与临摹也一直是学习，借鉴和继承优秀传统的主要途径与手段。此外，通过复制与临摹品的传播和宣传，可异地展示，并满足不同层次民众对壁画的需要。

　　在临摹和复制时，王岩松老师要求尽量保持“原汁原味”，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和原尺寸，包括壁画上的割裂缝、自然和人为原因造成的痕迹等也要复原出来，以“反映一段不平凡的历史”。他还提出一个观点，即要在壁画复制中表现三个历史维度：第一历史是古人当时所绘的内容，第二历史是经过时间推移演变而成的面貌，第三历史是因后人修复对壁画的干预效果，也就是不同时期人们对壁画进行修复所留下的痕迹。因此，王岩松及其团队所复制、临摹的壁画中，多了一份历史的沧桑和沉重。

　　讲座最后，王岩松老师表示：“壁画是有生命的，作为物质的壁画总有一天会消失，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不能扭转发展趋势，那么通过临摹和复制留下这些壁画的信息，不仅能留下作品，也能传承技艺。虽然现在传播、传承的手段很多，但是壁画传承依然要靠我们有温度的手一点一滴相传，这样也许能够一直传承下去。虽然壁画的复兴比较难，但是我还是有信心，只有一点一点去做，我们才不愧于古人，才可以把古人的创造传给未来。”

　　陶瓷，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中国对人类文明作出的杰出贡献。三晋古陶瓷在中国陶瓷史上有着非凡的成就，但因其深受历史上瓷业发达的冀、豫、陕窑业之影响，故其光芒长期被磁州窑、定窑等历史名窑所遮罩，以致明珠蒙尘，鲜为人知。经由几代文博人的艰辛探索，终于使三晋古陶瓷发展的历史概貌更加清晰，得以从更多维度，重新评估其成就与历史地位。

　　1月9日，在山西云上文博会系列活动“文化名家会客厅”第四讲中，古陶瓷专家、深圳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郭学雷先生以山西陶瓷的考古发现为基础，为大家详细解读三晋陶瓷的工艺特点与历史文化价值。讲座中，郭学雷分十个部分，介绍并展示了从北朝到明清之际，山西陶瓷和各窑口的自身工艺、文化特色以及开创性贡献。

　　现任深圳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中国古陶瓷学会理事，广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深圳市博物馆协会会长，复旦大学兼职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展览策划与古陶瓷研究，曾主持“官钧”瓷器、金元红绿彩瓷器、吉州窑与黑釉瓷器等多个重要展览及学术研讨会，研究涉及钧窑、红绿彩瓷、吉州窑、磁州窑、黑釉瓷、山西陶瓷、元明青花、广彩及中外陶瓷技术与文化交流等领域。著有《明代磁州窑瓷器》，编著有《明瓷聚真——山西民间藏瓷精粹》《玄色之美——中国历代黑釉瓷器珍品》《禅风与儒韵——宋元时代的吉州窑瓷器》等数部专著，在《文物天地》《考古与文物》等发表论文20余篇。

　　山西北朝时期的釉陶，在中国古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非常显赫的地位，代表了北朝釉陶的最高工艺水平。

　　山西陶瓷起点高，是北朝时期釉陶的巅峰。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边有一个背景。北朝的北魏早期的都城平城（如今的大同）位置很特殊，有点像现在的深圳，从西边来的一些新文化风尚，包括一些奇珍异宝，最先来到平城，这里是接受外来文化很充分的一个地方。晋阳作为陪都，也非常繁荣，太原徐显秀墓出土的文物生动再现了北朝时期贵族的生活。所以说山西釉陶的起点很高，它能达到的高度跟中外文化的交流有非常大的关系。

　　北魏釉陶上承汉魏传统，下启隋唐新风，流行的各式釉陶俑，新创的彩绘釉陶，貌似粗朴，却极具艺术张力。此时出现的人面镇墓兽、胡人牵驼俑等，直接被后世的隋唐墓葬制度所继承。北魏流行的黑釉、褐釉陶、青绿釉，亦被东魏、北齐发扬光大。汉魏传统、佛教文化与西域胡风的交融及对各类工艺的借鉴，更凸显了北朝釉陶中西文化深度融合的特点。为隋唐陶瓷大发展做了技术和文化上的准备。

　　大同市博物馆展示的司马金龙墓的仪仗俑非常有气势，整体上看来是很雄伟的一个军阵。该墓出土的釉陶，所见釉色有黑、褐、绿、青绿、灰蓝、褐红加绿、褐加白、彩绘等，色彩变化丰富，前所未有，反映出北魏窑工在拓展釉彩的丰富性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

　　再看司马金龙墓里的镇墓兽，人面兽身的镇墓兽其实不是中华文化的传统，它是跟古埃及斯芬克斯，也就是狮身人面像有很大关联，所以这是外来文化的流入，但是这种文化到了唐朝又成为一个流行的现象，在唐墓里边无论是三彩甬还是镇墓兽无不体现了中西融合的脉络。

　　大同北魏墓群出土一批酱釉仿金属镶嵌装饰陶壶，其模仿的金属镶嵌工艺，明显是受大量进入平城的西域镶嵌金属工艺品的影响。酱釉壶形钮盖罐，其意匠显然是从希腊金罐借鉴而来。山西北朝釉陶，成就空前，代表了北朝釉陶的最高工艺水平，为后世北方陶瓷大发展做了技术与文化上的准备。

　　到了唐代，泽州窑出了一批白釉绿斑的釉陶，而且主要是以茶器为主。白釉绿斑，其工艺是以于素白色的底釉上，随性挥洒绿釉斑片，浸润、流淌自然，给人浑然天成、典雅洒脱的造化之美。还有一类是在淡绿色的底釉上以漏斑的手法，形成深绿与浅绿斑驳交融的效果，也是一种极具巧思的装饰。

　　唐代泽州窑专注于茶器一道。该窑茶器的气质，颇与茶禅之枯淡清寂、自然澹泊的精神相契合，其不仅拓宽了唐人茶器美学的领域，提升了唐人茶器的美学品格。泽州窑产品已成为销往北都晋阳、东都洛阳及供御皇家的茶器珍品。

　　独树一帜的金元黑釉剔花、铁锈花、油滴工艺，掀起风行两个多世纪的晋地玄色陶风，特别是金人对茶的钟爱，造就了山西黑釉油滴工艺的空前繁荣。

　　山西黑釉里边，郭学雷提到首屈一指是大同青瓷窑，这里产出的器具充满了粗犷豪放、气势磅礴之美，非常有气质。以山西天镇县夏家沟出土的金代黑釉剔花开光花卉纹嘟噜瓶为例，瓶身球形开光非常大，整个器物的设计也非常大气，特别是卷草这种花纹非常舒展，是青瓷窑非常独特的一个装饰。

　　山西金元油滴，富于变化，具幽深、玄远、神秘之美，是中国油滴工艺最发达的地区。女真点茶之风引发了山西油滴工艺的繁荣。山西怀仁曾出土南宋“供御”建盏，其与山西仿建盏伴出，恰是金朝点茶之风兴盛的重要物证。如小峪窑的红油滴、介休窑的银油滴、榆次窑的赭银交错、平阳窑的银中套赭、赭中套银，真可谓千变万化。其玄远、幽深又富于变化的美感，耐人寻味，令人折服。

　　北宋时期的介休窑白地赭花与白地黑花产品，比北方其他地区的白地黑花瓷器，其创烧的年代至少要早一个世纪。至迟在北宋仁宗年间的11世纪中叶，介休窑就首开先河，创烧出了优质成熟的白地黑花产品，从而引发了金代北方地区白地黑花瓷器的空前繁荣。

　　介休窑的白瓷非常独特，它比其他同时期的窑口在设计上更要雅致一些，很善于表达细节，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介休窑还有一项绝妙创造与发明，那就是瓷质粘钉叠烧技术。具体是把耐火度高的细瓷泥浆，用勒粉袋挤点在碗盘圈足上，因泥浆的粘度自然拉出一个小乳钉。介休窑通常是在细白瓷的碗盘圈足上粘三个支钉，也有四个的。在一个漏斗式的匣钵中仰烧二到四件碗。元代霍州窑，不仅把圈足粘钉法用在盘上，而且连高足杯、碗也用粘钉叠烧，甚至发展到粗瓷的叠烧上。

　　该支烧法与定窑支圈覆烧法，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解决瓷器产量与美观之间矛盾的有效方法，不同的是，山西的瓷质粘钉叠烧法，耗用瓷土原料极少，对器物美观的影响更小，堪称是山西在陶瓷装烧技术方面的一项绝妙发明。

　　说起古陶瓷凝聚的文化气息，郭学雷提到了河津窑。河津窑在造型装饰、书法艺术、色彩呈现等方面，文心匠艺，技高一筹。

　　北京故宫收藏的一件河津窑瓷枕上，赫然题写乾隆御题诗一首：“瓷中定州猶椎轮，丹青弗藉传色粉。懿兹芳枕质朴淳，蛤粉为釉铺以匀。铅气火气净且沦，粹然古貌如道人。通灵一穴堪眠云，信能忘忧能怡神。至人无梦方宜陈，小哉邯郸漫云云。”有趣的是，乾隆帝虽对该枕情有所钟，遗憾的是，他竟然误认其为定器。看来河津窑的美名，在乾隆时，早已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而不为人知了。

　　河津窑的书法是“天花板级别”的，非常有高度。河津窑把书法拓片独特的黑地白字的留白这种美感移植到瓷器上，在瓷器上形成了一种非常有文人气息的一种装饰。这么有高度的书法作品，反映出当时有非常高级的文人参与了瓷器生产。所以有的人把窑厂看成一个单独的匠作系统，其实这是大错特错。任何一个有高度的作品，一定有文化人的参与。他们和匠人联袂，共同造就了一批有高度的产品出来。

　　与河津窑的文心匠意一脉相承，长治窑的白地黑花工艺精雅工巧，设计注重细节，富于巧思，颇具装饰意趣。其白地黑花花卉装饰，花朵喜用白粉皴染，再以褐彩点染花蕊，有的禽鸟也用褐彩皴染，这种手法较磁州窑单纯白地黑花更具表现力，是长治地区白地黑花釉下彩装饰最具标识性的特点。

　　长治窑场的另类精华之作——虎枕，堪称金代工艺最为考究和最具艺术美感的虎枕。虎枕尤为注重虎睛、虎眉等重点部位的刻画，强化了虎枕的表现力。长治窑工还把绞釉工艺，创造性地用于枕面表现小景山石的造型与肌理，颇得自然造化之趣。故宫博物院藏的金代长治窑荷塘双鸭纹虎枕，将长治窑场的绘画艺术提升到了相当的高度。枕面所绘池塘小景、莲塘双鸭、芦塘鹭鸶、竹石仙鹤、芦塘双雀，其笔法简率、写意，画面空灵、讲求呼应，完全是文人笔墨在瓷枕上的呈现。

　　从河津窑书法超凡脱俗的文人格调、长治窑极富文人趣味的山水可知，金代三晋文人与瓷器工艺已深度融合，瓷器已成为文人创作和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

　　元代霍州窑是北方地区最重要的一个白瓷窑场，而且也是唯一一个列入明初曹昭《格古要论》里的山西窑。它的白瓷工艺独特，制作甚工，土骨细白，胎薄且轻，造型秀雅，代表了元代北方白瓷工艺的最高水平。

　　《格古要论》中提及霍州窑，说明元代霍州窑已跻身全国的名窑之列。作为元代北方白瓷之首的彭窑霍器，声名远播。除山西外，河北、浙江、包头、元大都，甚至蒙古国元代和宁路故城遗址都发现了霍器踪迹，是山西古陶瓷史上行销市场最为广阔的瓷窑。

　　盛行于明代的山西琉璃，是我国陶瓷史上的杰出成就之一，具有无与伦比的地位。其恢弘的气势、绚丽的色彩、多变的造型、精湛的技艺，无不令人赞叹。

　　琉璃的高度离不开建筑。在郭学雷眼中，大同华严寺辽代建筑上的琉璃螭吻，它的艺术性表现力很强。明洪武代王府前的九龙壁，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大同九龙壁的色彩，包括艺术呈现，设计气势磅礴，很有力度，给人以九龙跃然壁上的感觉。从工艺上讲，大同九龙壁达到了明代琉璃最高的水平。

　　位于洪洞广胜寺内的飞虹塔是世界上最高的多彩琉璃塔。全塔的琉璃贴面反映了山西民间高超的琉璃烧造技艺和智慧结晶，为中国琉璃塔中的代表作。飞虹塔塔身二层以上外表全部镶嵌着蓝、绿、黄、白、黑五彩琉璃雕饰，装饰有菩萨、童子、盘龙、宝珠、花卉等饰物，整体造型生动，色彩艳丽，鬼斧神工，令人叹为观止。

　　讲座的最后，郭学雷介绍了三晋陶瓷产品的流布。在满足本地市场的基础上，山西陶瓷远销大漠、草原、东北等地，依托黄河水运和渡口之变，陕西、甘肃成为山西陶瓷的最主要的行销市场。最北，曾销往蒙古国和宁路，往南走，最远销售到了杭州。

　　两个多小时的讲座，郭学雷为网友们打开了一个琳琅满目、异彩纷呈的山西古陶瓷世界，让大家更真切地感受到山西陶瓷在工艺和文化方面的非凡成就。他总结道：山西古陶瓷在工艺与文化方面均卓有建树，成就非凡，影响深远，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中国是世界上较早进入青铜时代的国家之一，夏商周时期铸造了大批精美的青铜容器，使得中国古代的青铜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同时青铜器也成为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一类文物。三晋大地资源丰富，在夏商周时期，政治地位重要，因为中条山的铜矿带和运城池盐的存在，加之周代之后晋国的发展壮大，使得山西地区的古代青铜器中外驰名。山西青铜博物馆的建设，为我们了解中国古代青铜器，尤其是山西地区发现的青铜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窗口。

　　1月11日，在山西云上文博会系列活动“文化名家会客厅”第五讲中，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陈小三教授以一种复合的视角，解读山西在古中国青铜时代的辉煌和文明积淀。

　　山西长治潞城区人，考古学博士。2013年起在山西大学工作，现为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副院长，国家级青年人才称号获得者。研究方向为夏商周考古及青铜器研究。在《考古学报》《考古》《文物》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开设课程有《古文字学概论》《中国古代青铜器》等。

　　在龙山文化晚期阶段，晋南地区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遗址——陶寺遗址。陶寺遗址面积有400万平方米，在陕西北部的“石峁遗址”发现之前，是在龙山文化阶段黄河流域最大的史前的城址。在陶寺遗址发现了一批早期铜器。

　　陈小三介绍，陶寺遗址出土的铜器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齿轮形器和铜铃。从用途来看，齿轮形器应该是一种装饰品。类似的器物在陕北的石峁遗址也有发现，这说明4000年前的陕北和晋南已经有了密切的交流。另一件是铜铃，从铜铃的图片可以看到，它中间有一个窗口应该是挂铃的，上面透空的部位，是浇铸时铜液没有流过来，造成的铸造缺陷。虽然铜铃个体小，这类带空腔的器物，铸造时需要有芯和范，是比较复杂的工艺。但自上世纪70年代发现以后，就成为中国古代青铜器起源讨论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一件器物。

　　进入夏代到早商阶段，晋南地区成为国家重工业基地。考古发现，晋南地区的盐业资源和中条山的铜矿资源，成为夏王朝和商代前期的商帝国重要的产业支撑。晋南中条山铜矿是中原地区距夏商周三代都城最近、蕴藏量最丰富，也是目前发现最早开采使用的铜资源所在地。关于中条山地区古代铜资源的开发问题，20世纪50年代有学者发现相关线索，此后发现不少冶铸遗存。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遗址有夏县东下冯遗址、绛县西吴壁遗址和平陆前庄遗址等。

　　东下冯遗址位于运城市夏县，是夏商时期一处非常重要的遗址。在东下冯遗址，青铜镞、凿和石范的出土，表明当地存在铸造铜器的生产活动。

　　绛县古绛镇西吴壁村发现的夏朝西吴壁遗址，冶铸遗存十分丰富。陈小三通过图片展示了西吴壁遗址出土的冶铸遗物，经过论证西吴壁遗址是一处夏商时期面积较大、具有专门从事炼铜并制作小型铜工具的中心聚落。

　　21世纪以来，矿冶遗址调查和发掘工作得到重视，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单位联合调查，选择千金耙、西吴壁等遗址进行发掘。特别是西吴壁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为理解夏商王朝的崛起与控制、开发、利用铜矿资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进一步丰富了中条山铜矿的价值内涵。

　　东下冯遗址、西吴壁遗址再往南，就是中国北方的露天盐池，历史上称作解池。在东下冯遗址发掘过程中，曾经在发掘区发现有成排的圆形坑，这种圆形坑的直径就有10多米，然后里面有类似于十字形的沟槽。社科院考古所的科技考古人员检测发现，这里土的含盐量很高。应是古代存储物资的地方，所以这个区域应该是生活在东下冯遗址中人们储盐的盐仓。

　　陈小三教授特别提到了千金耙遗址。考古人员在闻喜千金耙遗址发现了一处采铜点，位于闻喜县境内，是一处夏商时期的采矿遗址。发现了古代的采矿井巷遗迹，还有亚腰形石锤、石臼等采矿、选矿工具，以及炼炉残块、炼渣等冶炼遗存，从伴生的陶片看，主要属于东下冯文化和二里冈文化及两个时段。因此，可以初步确定该遗址是迄今在中原地区及晋南山地发现的最早的铜采冶遗址，至迟在夏到商代早期已被开采，为中原地区青铜时代早期铜产地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晋南地区还有一处地点比较重要，那就是在黄河边上的平陆前庄遗址。前庄遗址非常特殊，它本身离黄河非常近，考古人员在这里面发现了一组器物，和当时早商时期的首都——现在的郑州发现的器物非常类似。

　　陈小三教授用对比的方式陈列出两件青铜器。左边是前庄遗址发现的大圆鼎，高73厘米，右边是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也就是郑州商城发掘的圆鼎，高77厘米。它们的造型和纹饰风格，非常相似。这个阶段建造这种体量的器物，没有大量人力、技术和国家资源的支持很难做到，因此昭示了使用它们的是社会里面最高等级的人群。这说明，青铜时代的中原地区与北方冶金地区，继续保持着密切的文化互动关系。

　　到了晚商时期，也就是安阳殷墟文化这个阶段，土著文化与商文化隔着汾河谷地交相辉映。商王朝的晚期，中心已经到了安阳，其要通过整个晋东南的山地来控制西边，汾河谷地另一侧的吕梁山里面是另外一群土著。

　　从晋南地区往临汾运城走的狭窄地界，实际上它是一个军事要塞。根据晋南地区考古遗址发现来看，与商文化关系密切的铜器群基本沿山分布，具有边防的性质。晋南地区有盐池、丰富的铜、锡矿藏资源，在商王朝和西部及北部地区的异族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中扮演了活跃的角色。

　　酒务头墓地所在的位置正好处于从洛阳经过垣曲盆地到晋南地区的交通线上，是运城的池盐以及中条山矿料转运的中心位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酒务头墓地代表的族群，主要的职责可能与盐及矿料的运输有关，当然任何一个聚落的功能一定是多重的，分布在商文化西北边缘的这些据点，除了重要资源的转运之外，军事防御必然也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功能。

　　晋南地区发现的另外一处晚商墓地是浮山桥北墓地，该墓地共发现5座大墓，全部被盗。临汾公安追缴回两件带有“先”字铭文的铜器，北京保利博物馆内也同样收藏了两件带有“先”字铜器，此外海外还见有一批带“先”铭的铜器。其中北京保利博物馆收藏的先斝的个体较大、造型舒展，与妇好墓发现的大圆斝基本相当。根据以上特点总结，这一群器物大致与妇好墓相当，年代约在殷墟二期。

　　在吕梁山里面，也发现了非常重要的铜器群，考古学上把这个区域里面的文化叫做李家崖文化。李家崖遗址内的晚商铜器与中原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属于北方地区青铜文化。李家崖遗址发掘之后，有考古学家指出，甲骨文中记载的鬼方、土方等族群，应在李家崖文化分布范围内，其中鬼方主要分布在黄河以西，土方主要分布在山西石楼及其周围。

　　文献记载：殷高宗武丁伐鬼方，三年克之。商王武丁时期，相当于考古学分期的殷墟一期到殷墟二期。陈小三教授梳理发现，吕梁山地发现的铜器群，确实是以殷墟二期到三期阶段的统计数量最多。商人在太行山西面有这么密集的驻扎点，防御的对象应是当时生活在吕梁山地的族群。

　　从西周一直到春秋早期，有学者称为周代前期，当时周王朝采取分封制，山西地区拥有最为完整最为丰富的周代封国资料。“不是因为我是山西人、在山西工作才这样讲，实际的考古资料证明，山西省当得上这两个之最。”陈小三说。

　　山西经过大规模发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临汾市曲沃县发掘了曲村——天马遗址，北赵晋侯墓地有9组19座完整的墓葬。在新世纪，山西考古研究院还清理了两处极为重要的周代封国的资料，一处是绛县横水西周墓地，另一处是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这些墓地的年代都是从西周早期开始，一直延续到春秋早期，这些资料之所以能够保留下来，得益于历史上晋南地区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盗掘活动。有人会有疑问，山西这么重要，能和陕西和河南比吗？陈小三解释说，“真正的周代时期是没法比的，但是保留到今天，这些历史资料就具有可比性了。”

　　在陕西生活的是周代贵族，当地出土的带有长篇重要铭文的器物很多，但是早期的资料相对丰富，中期和晚期的资料就欠缺了。河南是周王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盗掘最厉害的地方，所以洛阳等地大型墓葬遭到破坏，完整的资料很少，这种客观的情况就造成了西周到春秋早期的时候晋南的资料最丰富。

　　陈小三介绍说，想要学习了解中国青铜器的话，山西青铜博物馆真的是一个好去处。从北赵晋侯墓葬到春秋早期青铜器，山西青铜博物馆馆藏2000多件青铜器，基本跨越整个青铜时代。

　　春秋中期，器物造型也更加规整；纹饰由粗变细；铜器整体由相对统一的周文化风格的器物向列国风格器物转变。春秋晚期，铸造工艺不断创新变革，达到了技术和艺术上的巅峰，侯马铸铜业兴起，纹饰更加细密和富有层次，形成显著的晋国铜器风格，进而产生了一类青铜器，叫做“晋系青铜器”，成为黄河流域青铜器的代表。

　　公元前585年，晋景公迁都新田——今天的山西侯马市。侯马的铸铜遗址也从此时开始使用。侯马晋国遗址发掘时，出土了大量的用于铸造铜器的陶范及有关遗物。这些模范的花纹十分细腻，工艺手法大胆创新，进一步反映了各国间的文化交流关系。

　　数十年来，诸多学者为春秋时期青铜器风格进行类型学的划分，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晋系与楚系。春秋中期以后，中国青铜艺术进入复兴期，这个时期是社会发生大变革的时期，晋国走在这场社会变革前列，晋国青铜艺术焕然一新。在装饰题材方面，曾一度消失的兽面纹以全新的姿态涌现出来；各种写实动物也以极为生动传神的造型崭露头角，一向少见的人物形象纷纷闪亮登场。在装饰手法上也空前丰富，有平雕、浮雕、圆雕和各种镶嵌技法，以及金、银、红铜等有色金属或矿物装饰的各种新工艺的运用。

　　随着晋国实力的增强，在侯马生产的这些青铜器，它的辐射范围日益宽广，像北方地区的燕国、中山国等地，均受晋国青铜器影响。可以看出，当时的晋国有着非常强的文化优势，这种文化优势与当时晋国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实力都有密切的联系。

　　讲座的最后，陈小三总结道：青铜器是中国古代的一项伟大创造，因为在夏商周时期，它与宗教祭祀和社会等级这两个核心问题具有很深的关联性，这就使得青铜器成为夏商周时期最重要的一类文物，成为中华文化中最具影响力的物质代表。

　　纵横历史六百余年，称霸中原一个半世纪，从最初偏居晋南一隅的小国，发展成为春秋晚期地跨晋、冀、豫，拥有黄河中游区域的大国，对中华文明的发展演进产生过深远影响。这，就是晋国，始于唐叔虞封唐，终于三家分晋。

　　历史，因为有了晋国而浓墨重彩，晋文化的辐射则穿透历史，影响着山西儿女奋力向前。1月13日，在山西云上文博会系列活动“文化名家会客厅”第六讲中，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吉琨璋以“看见山西：晋文化的辐射”为题，阐述晋文化的非凡成就和精神担当。

　　供职于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从事田野考古近四十年，参加和主持多项重大田野考古发掘，主要有侯马晋国晚期新田绛都遗址、曲沃晋国早期都城曲村—天马遗址，其中绛县横水西周墓地发掘曾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及国家文物局颁发田野考古一等奖，晋侯墓地1号车马坑发掘获得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三等奖。研究范围主要是先秦时期的夏商周历史和考古，尤对晋、晋国、晋文化有深入思考，参加大型考古发掘报告《乔村墓地》的编写，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山西卷》，著有《中国玉器通史·周代卷》，发表近百篇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章。又于先秦青铜器、玉器及玉学、玉文化鉴赏方面多有留心，并有著述。多次应邀在省、央视多套多档栏目如《探索发现》《社会与法》（文史版）等录制节目并播出，作为顾问专家参与央视《如果国宝会说话》系列节目制作，作为嘉宾参加央视一套节目“中国考古大会”《探秘晋侯墓地——寻找西周时期晋侯世家》录制。多次应邀在国内、北美、港台等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如美国斯坦福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等讲学及参加学术会议。多年来致力于文化传播，在全国各地作历史、考古、文化讲座百余场。

　　要说晋文化，肯定要说到晋国。吉琨璋介绍，晋文化是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由晋人在晋地及三晋地区共同创造的历史、物质文化总和。

　　晋国的发展轨迹，书写了晋文化的发展脉络。吉琨璋先生认为，晋文化有自己的具体时空，上限以西周初年的叔虞封唐为标志，经过西周、春秋晋国末君静公被废，三家分晋；下限以秦灭三晋统一为标志，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阶段；从发展形态上可以分为孕育、形成、扩散；从地域上讲可以分为核心区、主体区、辐射区。晋文化的辐射是在其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特征之后向周围发散的过程，这个过程穿透历史，至今仍在发生，正是山西儿女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奋力前行的不竭动力积极向上、敢于担当的精神体现。

　　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末到7世纪之初，有300余年。西周初年叔虞封唐到春秋早期曲沃代翼的阶段。晋文化孕育的范围主要集中在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古唐国及燮父改晋后的晋国。主要遗址有西周时期的都城曲沃、翼城之间的曲村——天马遗址，曲沃羊舌墓地，其它参考的有洪洞永宁堡西周墓地、横水倗伯墓地、大河口霸伯墓地、绛县雎村西周墓地，这些地方都表现出了统一的文化面貌。

　　欲成大树先要培根，欲一鸣惊人须蛰伏深藏。晋文化在这个时期孕育而成，其实有很多方面的原因。第一，根植于表里山河的地理优势，山西所在的区域黄河、中条、太行互为表里，有多重地势，太行到中原有八陉，向南有运城的盐池资源，中条山的铜矿资源，雁北地区接壤游牧民族，所以说这样的地理形势、气候特点、资源，奠定了文化多元发展的基础。第二，根植于山西晋南、豫西、关中西部“早期中国圈”的文化积淀。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早在1985年就提出“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与鼓，夏商周及晋文公”。这首诗恰好总结了北中国晋陕内蒙地区距今五千年到三千年的文化面貌，晋国所在的地方，正好在华夏文明发源的核心区域内，百万年前人类进化，西侯度到丁村；万年文明起步，半坡到庙底沟、陶寺到石峁、大夏之墟到古唐国，都为晋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三，根植于三代礼乐文明，晋国始封时，一直被称为“大夏之墟”，有浓浓的夏风，商代，商王朝没有放松对晋南的统治，唐叔虞被封到晋南后又带来西周礼乐文化，采取“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基本国策，所以夏商周文化在此地交汇、碰撞，就形成了强大的晋文化。第四，根植于夷夏交融的人文环境，西周到春秋，现在陕北一直到吕梁、太行山，有戎狄族群，他们与晋国有很密切关系，或者战争，或者联姻，这种交往过程中，晋国获利更多，晋文化也得以发展。

　　西周时期的晋国，可以说过着岁月静好、屏藩王室的生活，重要事件就是“叔虞封唐”“燮父改晋”“献侯东征”“殇叔篡政”“文侯勤王”。

　　晋文化在孕育期的特征，通过曲村——天马遗址、羊舌晋侯墓地都有彰显，比如叔虞封唐带来的周人文化以及当地传统夏文化、商文化和戎狄文化。周文化在晋国的体现也多样性，首先就是与宗周文化相同的建都理念，曲村——天马遗址的选址与周原的选址相同。其次与宗周文化的葬俗相同，墓葬方向为南北向、仰身直肢、不使用腰坑、殉人，葬具一椁两棺，西周晚期出现积石积炭。其它贵族及士一级有邦墓区，使用竖穴土圹墓葬，高等级的贵族祔葬有车马坑，但没有墓道，西周晚期同样使用积石积炭。第三，使用与宗周地区相同的铜器、陶器（品类、形制及组合）、玉器，形成相应的器用制度，随葬成套的青铜礼器，几乎与宗周文化同步或者稍稍滞后。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高等级贵族墓葬青铜器流行复古之风，出现微型器，不仅仅是晋国的现象，在同时期很多诸侯国都能看到，是当时周文化发展的一种普遍现象。晋国也不例外，始终与周文化同步，没有脱了周文化的窠臼。可以说，西周时期的晋文化是周文化的一部分。

　　公元前7世纪之初到公元前5世纪末，约300年，是晋文化的形成期，也就是春秋初年曲沃代翼到春秋末年三家分晋的时间段。晋文化影响的地域也发生了变化，春秋早期集中在运城、临汾、三门峡；春秋中期集中在晋南、晋东南、豫西、南阳；春秋晚期，则影响到了山西全境、河北南部（石家庄以南）、陕西洛水以东由晋南到山西及周边等。

　　此时晋文化的形成，与晋国历史上发生的几大重要事件分不开，如曲沃代翼、以庶代嫡；武献扩张、骊姬之乱；文襄霸业，建立三军和卿制，走出太行山；灵成景初的霸业低谷；景公迁绛、发愤图强；悼公复霸、平昭定型；卿族扩张兼并等，此时的晋文化，已逐渐成为中原文化的代表。

　　吉琨璋介绍，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巨大的社会变革，带来了文化的巨大变化。晋国的文化逐渐走出周文化的阴影、窠臼，形成自己的特色，周文化逐渐淡去、晋文化逐渐浮出水面时期。春秋早期，晋文化形成阶段的考古材料，主要以羊舌晋侯墓地、闻喜上郭——邱家庄遗址和墓地、上马墓地、陶寺北墓地为例。此时的青铜器和陶器，还是和周边的周文化面貌一致。

　　春秋中晚期，晋文化成型，完全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代表遗址就是新田遗址，其都城的规模、礼制性建筑；祭祀盟誓；墓葬；作坊遗址；铜器、陶器、玉器特点等等，完全表现出晋国的特点。青铜器方面，形成了晋式青铜器，侯马牛村古城发现的铸铜遗址，陶范出土了上万件，风格纹饰已经形成了晋国特有的风格，延续二百年，出土的陶范涵盖所有能见到青铜器类型、形制和花纹，产品散见各地，包括侯马、运城、太原、长治，许多墓葬出土的青铜器都能在铸铜遗址找到原型模范，如长治分水岭见到的铜牺立人擎盘、太原赵卿墓的铜器等。可以说，这个铸铜遗址是春秋时期最大的铸铜遗址，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铸铜遗址。

　　公元前4世纪到3世纪，是晋文化的辐射期，持续时间200余年，也就是从三家分晋到秦灭韩时期。晋文化辐射的范围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河南、陕西一部分地区。

　　曲沃代翼事件中，殇叔篡政、小宗代大宗嫡庶易位给晋国带来很多伤害，晋献公上位后开始打击公族、重用异姓，异姓势力获得发展的机遇。随后，晋文公改革军制，建立卿制，异姓势力发展得到制度保障，随着晋国霸业的扩张，晋国的卿族也得到空前的发展，他们的封邑、封地已经不只晋国核心区域周围，而是向外发展，晋文化也由此向更多的地方辐射。

　　晋国霸业长达150年之久，但最后卿族倾轧，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智，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被周王室周威烈王承认为诸侯，从此各自独立发展。战国纵横，晋文化也走出高原、走出山西，走向中原。赵氏一族，公元前497年定都晋阳，公元前425年迁都中牟（今鹤壁），公元前386年再迁都邯郸（今邯郸）。在都城布局上，从新田模式到赵都邯郸城，可以说是都城模式的直接传承。晋国文化的主脉延续、郑韩故城、安邑，都深受晋文化影响。此外，青铜器的样式、货币、文字等，也深受晋文化的辐射和影响。

　　从莽苍的黄土高原走来，到一望无际的华北中原，晋文化辐射到了更加广阔的范围，为中原地区的文化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时至今日，都是中华民族最为传统的文化、政治遗产。

　　晋文公以“尊王攘夷”的旗号，从某种程度上讲既保护了传统的周文化，也传承了周文化。由于晋国霸业的扩张，尤其在北方兼并了很多部族，所以造就了北方地区多民族的融合。晋国原本在山西晋南一隅，后来扩张到很多地方，人口迁移、兼并，所以为其后的秦汉统一做了地域、人口的准备。此外，由于晋国形成了晋文化，晋文化的特征及核心价值，晋文化的辐射对周边各国形成了影响，以晋国及以后三晋为核心形成的法家思想，也成了中华文化治理天下思想库的基本内容，起到了文化传承的意义。

　　岁月沧桑，日月有恒。晋国，这个曾经驰骋于中原大地六百余年的诸侯大国，虽然在纷硝的历史尘烟中渐渐消隐了，但其所具有的开放包容、思变图强的革新思想，负重奋进、勇担大任的浩然气魄，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进取精神，礼法兼施、赏罚分明的治国理念，刚柔并取、和战相济的外交方略却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了华夏儿女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奋力前行的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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