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2月27日，由山西省考古学会、山西晚报社主办的“第三届山西考古新发现论坛”在山西考古博物馆举行。经过专家和媒体投票，6个考古项目从11个参评项目中脱颖而出，入选“2022年度山西重要考古发现”，3个项目获“2022年度最受公众关注的山西考古新发现”。

　　过去的一年，是极不普通的一年，当很多人“静止”时，考古人依然奔波在田间地头，探寻遗址、发掘历史、寻求新知……这一个个丰富且饱满的考古项目，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昭告：山西历史源远流长，三晋文化璀璨辉煌。

　　从泥土中捧起时光的印记，找寻历史的本真，这是考古人的使命；拨云见雾之间，历史逐渐清晰，这是考古的魅力。在新时代中，在中华民族文明溯源工程中，山西能涌现出众多重要的考古项目，为中华文明起源、文明进程、文明交流互鉴等重大课题，提供了丰富详实的资料。

　　文脉传承增强文化自信，文博大省彰显使命担当。“2022年度山西重要考古发现”的评选，讲述了山西故事，描绘了山西历史图景，也让我们看到了在中国文明历史进程中的“山西贡献”。

　　2022年，山西考古人很充实，众多考古项目为中华文明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彰显了山西考古的使命和担当。

　　山西晚报：请从山西省考古院院长的角度，来集中盘点一下2022年山西的考古工作，有哪些亮点和特色？

　　王晓毅：2022年，全省考古工作者深入实施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持续推进“晋南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考古工作，部署开展了夏县师村、兴县碧村、绛县西吴壁等十余项重点遗址的考古工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中华文明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

　　围绕“考古中国·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重大课题开展的兴县碧村遗址，是北方石城文化圈面向东方的一座重要门户，这为揭示天下万国背景下中原与北方文化互动提供了新的突破口。

　　围绕“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重大课题开展的东下冯遗址，包含仰韶晚期、龙山时期、夏及早商时期遗存，其中以夏时期“回”字形环壕、早商时期夯土城址以及大型仓储类建筑等遗迹为典型代表，是山西地区探索夏文化的重要遗址。开展的忻州尹村遗址考古工作，为研究忻定盆地夏商时期文化更迭及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关系提供了详实的材料。

　　围绕“考古中国·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重大课题开展的翼城北撖遗址发现仰韶、龙山及夏时期遗存，勘探发现了仰韶中期的聚落环壕，是目前山西已知规模最大的仰韶中期环壕聚落，弥补了作为西阴类遗存发源地的晋南仰韶中期大型环壕聚落的空白。发掘的沁水八里坪遗址，是晋东南地区与陶寺文化年代相当的一处大型聚落，是沁河流域的区域中心，发现环壕、夯土、墓葬、陶窑以及发现陶寺文化早期的夯土建筑基础等遗迹，确认八里坪遗址是一处具有浓郁陶寺文化因素的区域核心聚落。

　　山西晚报：山西考古论坛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届，逐渐成为山西考古界的品牌。从主办方的角度，怎样看待这项活动3年来走过的历程？

　　王晓毅：习总书记明确要求，要加强考古和历史成果的传播。2021年，依托山西省考古学会，联合山西晚报社，我们尝试举办了首届“山西考古新发现论坛”，在业界和社会大众间产生了热烈的反响，这也坚定了我们一直办下去的信心，具体方向和目标就是进一步宣传山西的考古成果。这3年来，考古新发现论坛愈加成熟，形式更加多样，对宣传考古研究成果，传播历史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激发全社会参与文物保护的热情，起到了非常好的引导作用。

　　山西晚报：在山西考古界，“山西重要考古发现”的评选能带给考古人哪些动力和思索？

　　王晓毅：与其说是对考古工作的评选，不妨说这也是对全省考古工作的一个年度总结。每年新发现不断，入选或入围6大考古新发现也是对项目负责人的一种激励。

　　此外，通过这样的活动，我们将重要考古发现向社会公布，对考古成果进行文化阐释利用，让历史文化“活起来”，让民众更多地了解了考古。3年论坛的举办，启示我们考古工作者在工作中，不仅要“重发现”，也要“重研究”“重阐释”，让我们在平时的工作中就思考如何更好地做好发掘、整理和阐释的工作，去讲好山西故事。

　　2022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持续推进10余项重点遗址的考古工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中华文明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各类考古成果的涌现，实证了在中华文明进程中作出的山西贡献。

　　山西晚报：江山留胜迹，往来成古今。请您总结一下，2022年的考古工作，会在山西历史上书写怎样的篇章？

　　王晓毅：2022年，全省考古工作者克服新冠疫情、汛情、高温等不利因素影响，围绕重大课题的考古研究持续推进，对中华文明的认知不断加深，多学科合作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集中力量推进了“考古中国”“中华文明探源”等重点项目，持续推进“晋南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课题，部署开展了芮城坡头、沁水八里坪、夏县东下冯、翼城北撖、夏县辕村等区域中心遗址的考古工作。同时，加强基本建设考古，完成了配合基本建设考古项目140余项，为我省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

　　山西晚报：如今，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旗下有山西考古博物馆，很多考古展品在此展出，那么会不会把本次评选出来的考古成果第一时间进行集中展示？

　　王晓毅：加强重大考古成果的传播和利用，是新时代考古工作的要求，我们目前已经形成“边发掘、边保护、边研究、边展示”新型行业模式。我们会及时将重大考古成果积极推向社会公众，加大文物活化利用，借助“晋南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等重大课题取得的阶段性突破，策划、推出精品展览，推动考古成果全社会共享。例如近两年我们推出的“燕姬的嫁妆——垣曲北白鹅考古揭示的周代女性生活”“考古的温度——‘十三五’考古成果展”“大政之源”等展览，就展示了许多最新考古发现和最新研究成果。

　　通过面向公众的考古成果介绍，尤其是不同地区的考古新发现，一方面可以让公众更好地了解山西的历史文化，增加对自己所在家乡历史的了解，增强文化自信。另一方面，可以让公众了解考古工作，了解考古工作者的艰辛。在这些新发现中，有不少是配合基本建设中的发现，考古工作其实就是在保护人类的文化遗产，通过面向公众的展览和宣传，可以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来。

　　举办考古新发现论坛的初衷也是如此，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介绍、宣传，还有互动投票环节，以及直播的形式，让更多的公众了解我们每年考古工作的新收获。

　　山西晚报：尽管此次获得“2022年度山西重要考古发现”奖项的是6个考古项目，但本次参评的11个考古项目可以说各有亮点，能为大家介绍一下吗？

　　王晓毅：本次入围的11个项目，涵盖新石器、夏商、唐金元等时期，时代跨度大，区域覆盖全，包括全省不同地区的考古新发现，这本身就是一大亮点，充分表明山西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此外，各个考古项目在发掘过程中所作出的工作，也是各有千秋。

　　注重聚落考古研究是一个特色，如辕村遗址通过调查、勘探、发掘摸清了遗址不同时期聚落的分布范围；太原郑村遗址发现一处小型地坑式窑洞聚落，保存较好，为了解四千年前先民的居住形态提供了新资料；碧村遗址位于晋西北黄河岸边，通过多年的考古工作了解了遗址初兴、繁盛到废弃的全过程，并对石城内部结构有了全面的认识。绛县西吴壁遗址在冶铜核心区域内发现商代高等级贵族墓地，这对我们了解遗址的性质和管理方式提供了很好的背景。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研究手段也是一个特色。如东渠遗址发现大量的动植物遗存，这离不开动物考古、植物考古手段的加持，可以让我们更多地获取了解过去的历史信息。

　　其实这些考古成果，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有些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如太原郑村遗址，一处四千年前的地坑式窑洞院落，就是山西传统的“地坑院”的雏形；东渠遗址发现的大量农作物遗存，可以让我们详细地了解夏时期先民的饮食结构。唐至金元时期的墓葬，可以让我们了解不同时期的丧葬方式，像忻州原平南头村金墓，壁画鲜艳如新，为了解当时的服装、风俗提供了崭新材料。阳泉杨家庄元代墓地墓壁上“有钱不使用、死后一场空”“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死观。

　　山西晚报：2022年，山西有了一个“全国首创”，就是北白鹅墓地的“考古方舱”。这一考古与科技的融合，是在什么情况下实现的？目前效果如何？在未来的考古中，是否会有更多这样的方舱？

　　王晓毅：北白鹅墓地“考古方舱”的建设，是在我们“精细化”发掘理念的指引下，在传统田野考古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次创新实践，是将实验室直接修建在了墓葬本体上。这种模式，有助于更好地保护文物原始埋藏环境和历史信息，最大限度及时提取文物信息，尤其是肉眼不可见的信息。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和建设，第一座考古方舱已顺利投入使用。在多学科、多单位合作的新模式以及多种高科技手段的加持下，北白鹅第一座方舱M1020的发掘工作已经过半，不但发掘出土大量青铜、玉器等实物，更重要的是提取了竹席、漆皮、疑似丝织品等微观材料，并进行了复杂多样的检测分析工作，相信随着发掘的深入，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下一步，我们将会继续开展方舱的建设和实验室考古工作。目前，第二座考古方舱的建设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这是一座升级的2.0版本的方舱，可以做到可拆卸，可重复使用，更加便捷、安全和实用。

　　王晓毅：2023年，山西考古将进一步落实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继续围绕重大课题持续攻关，深入实施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持续推进山西省文物局“晋南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考古工作，开展石窟寺考古，统筹协调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的关系，加强基本建设考古。坚持传统，秉承理念，强化意识，脚踏实地，砥砺前行，为实证中华文明提供有力支撑。

　　山西晚报：一直以来，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公众考古方面颇有建树，包括此次邀请公众来评选“最受欢迎的考古项目”，也体现了公众的参与性。如今，考古工作备受全社会关注，那么在未来，我们会有哪些举措和安排，搭建起考古与公众之间的桥梁？

　　王晓毅：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开展考古及历史研究成果的宣传展示，一是继续举办“东成西就——两个十大考古发现与中华礼之源”“山西考古七十年”“百年考古测绘”等一系列有关考古的专题展览；二是举办“考古云讲堂”线上线下都可参与的系列专题讲座；三是围绕国际博物馆日、文化遗产日等重要节日举办相关公众考古活动；四是继续加强“考古汇”“山西考古博物馆”“太原文庙”新媒体运营，最大限度与社会共享最新考古成果。

　　山西晚报：时下，科技考古成为考古工作中的“新宠”，越来越多的科技手段助力考古成果的研究。新的一年，在此方面还有哪些想法？

　　王晓毅：一是需要强化“考古队是课题组，考古现场是实验室”的意识。在实际的考古发掘过程中要有细致的学术课题意识，主动考古发掘项目，必须坚持学术引领，强调课题意识，加强多学科的深度融合。基本建设考古也应该不断加强课题意识，精细化和规范化发掘过程，将配合基建发掘视同解决某些学术课题的契机，而不是简单的配合建设施工。二是加强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进一步拓展我们对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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