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抗法名将刘永福及其黑旗军，从中法战争结束到最终安置广州，前后扰攘近一年，归国之路十分艰难。“岑毓英不欲处之于滇，李秉衡以不欲处之于桂，于是广东不得不独任其难。”两广总督张之洞费尽心思，将黑旗军改编为“福军”，刘永福也得授总兵一职。“福军”从撤退到安置，都有一个人相伴，此人是“戌戌六君子”杨锐妻兄孙鸿勋。

　　刘永福为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人，当咸同内乱之际，曾加入反清队伍，嗣后受清军压迫，率队入越南以求自保。时值法国步步侵略越南，刘永福受越南国王之命起兵抗法，1873年于河内之战击毙法将安邺，1883年纸桥之战击毙法将李威利，名声大噪，历授越南三宣副提督、三宣提督。刘永福有勇有谋，迭获胜绩，颇受越人拥戴，华人更是引以为荣。

　　黑旗军传奇是近代媒体的产物，如无电报为之传递消息，无报纸为之大力渲染，僻处越南西北的黑旗军不会有如此之高的知名度。最早传播黑旗军消息的恐怕是香港英文报纸，中文报纸看到刘永福为国人争光，也迅速跟进。“中法战争爆发，港中华文各报，多互制战胜空气，大为社会所欢迎。时有《维新日报》者，尤觉杰出。”（《循环日报六十周年纪念特刊》第65页）香港《维新日报》、广州《述报》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创刊。《述报》同样大肆渲染刘永福、黑旗军，创刊号即刊登刘永福给法军的约战书、《法人述黑旗勇略》等报道，第二天头版登载《安南刘提督告示》。战争催生了媒体，媒体塑造了英雄，两者相得益彰。

　　电报对刘永福、黑旗军形象的传播极有帮助。1883年张之洞还在山西巡抚任上，派候补道陈占鳌回广东打探消息，他的战争消息大多得自香港各机构所收电报、香港媒体。10月15日，陈占鳌禀张之洞：“兹于十四日在万安保险公司探得法兵屡为黑旗所败，偿请法廷拨救兵六千。”（《张文襄公（未刊）》电稿》第7册第3049页）万安保险公司的消息，应来自越南方面的电报。

　　12月21日，陈占鳌禀张之洞：“兹于二十二晚在《维新报》馆探得八月十三、四等日，法军及所募土兵共万余名先后由河内起程往攻宣泰……法分为三队，奋勇直至宣泰城外，土垒二座已被法军夺去，前、中二队贪胜争功，冒死攻城。黑旗虽枪炮还击，乃战无多时，竟弃城而遁，法军前、中二队入城据守，已历二日，黑旗并不回攻。忽至夜分，号炮一声震天，黑旗环而攻之，火箭齐施，城中火光烛天，即斩关而入，法军梦中惊觉，仓皇失措，或遭焚毙，或夺路逃命，复为黑旗伏兵所截杀，计前中二队共六七千人，能冲围而出者十不得一，始悟黑旗弃城实以计饵之。……今港中洋人或得电报，或有密函，如出一辙，定为的确。”（《张文襄公（未刊）》电稿》第2册第817-818页）这一场战斗，法军不太可能有六七千人参战，伤亡也不会有如此之多。《维新日报》夸大胜绩，纯粹是从报纸销量考虑。

　　香港、广州报纸喜欢渲染黑旗军胜绩，塑造刘永福的“偶像”形象，为报纸增加销量。1884年4月，《述报》不知从什么渠道得到一张刘永福照片，大量复制用来发售，每张“一中圆”。当时普通工人月薪大概10圆，王韬在香港理雅各处助理译书，脩金只有20圆。每张照片1圆，应该说售价很高。凡订阅者，则可免费赠送，这是报纸扩大销量的直接办法。

　　1884年，云贵总督岑毓英上奏朝廷：“吏部主事唐景崧与刘永福共事最久，深知其为人，屡与臣言其视财太重、待下寡恩、毫无纪律，恐至覆事。”（《张文襄公（未刊）电稿》第一册第91-92页）得旨：“现在和战局势未定，所有刘永福一军，著该督暂行羁縻，听候谕旨。”刘永福以“客军”驻扎越南，为筹饷百计经营，对钱财锱铢必较是这支军队的生存之道。岑毓英攻击刘永福“视财太重”，未免饱汉不知饿汉饥。

　　8月20日，兵部尚书彭玉麟致函张之洞，认为朝廷对刘永福仅云“加恩录用，仍是虚浮不实，恐不足服刘之心而出死力。弟拟尊处挈敝衔飞电总署代奏，当此用人之际不妨破格，纵不予刘以实缺，似宜立予实衔，请以提督记名简放并加花翎，以慰刘之心”。彭玉麟还说，朝廷疑刘永福，主要是岑毓英奏折所致，“可不冤哉？”（彭玉麟函，载《张文襄公（未刊）电稿》第5册第1935页）经彭玉麟、张之洞奏请，朝廷才给刘永福“记名提督”的头衔。

　　1885年春，中法双方议定停战，黑旗军势必要撤退回国。“福军”归国过程中，时时处处见到杨锐妻兄孙鸿勋的身影。清代官场师生关系十分重要，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所赏识的学生，后来有不少人进入其幕府，最著名的是“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其次则是王秉恩、宋育仁等。

　　孙鸿勋，字雁臣，四川绵州（今绵阳）人，杨锐妻兄，“短小精悍，工于谋略”，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将其调入尊经书院，乡试不第，“援例以州判投选”。杨锐在张之洞督幕，推荐孙鸿勋才堪任使。（民国《绵阳县志》卷七）1885年初，慈禧太后通过总税务司赫德，指派英国人金登干（中国海关驻伦敦代表）前往巴黎，与法方签订中法停战简约。停战协定签订后，中方十分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尽快向刘永福传达停战撤军命令？

　　中法战争停战时的形势是：法国占据澎湖、基隆，冯子材、王孝祺、苏元春诸军驻扎谅山一带，岑毓英率领的滇军、刘永福黑旗军在越南西北部的馆司、保胜附近，中方两个集团相距甚远。中法双方达成的条件是：法军从基隆、中方从越南撤军后，法国再交还澎湖。驻扎谅山的军队好办，此时广西已开通电报，很快就接到停战令。困难的是岑、刘两军，所处皆崇山峻岭，云南又不通电报，要把朝廷命令传达到，无论走哪条路线都费时颇久。法方要求在黑旗军离开保胜入中国境之后，方才交还澎湖，这就使刘永福处于尴尬地位。

　　此次议和，实际是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按慈禧授意，指令金登干在巴黎谈判而达成，李鸿章不得与闻，但饱受骂名。赫德与总理衙门磋商，决定派粤海关税务司吴得禄（F. E. Woodruff）与两广总督所派传令官，从香港乘船出发到河内，再水陆兼程，深入越南西北部，搜索前进，寻找岑毓英、刘永福驻地，以传达停战令。张之洞的传令官就是孙鸿勋；给孙鸿勋当翻译的，是鼎鼎大名的英语学者邝其照。

　　这次赴越南传达停战令，是充满危险的任务。在停战令到达双方之前，中法军队之间处在交战状态，越南还有很多游击队对中、法都不满，不时打冷枪。

　　4月21日，吴得禄、孙鸿勋、邝其照一行5名官员，各自带着自己的仆人，从香港登上轮船前往越南。他们在河内与法军首领会面后，中方雇船上溯红水河，寻找滇军、黑旗军驻地。抵达端雄后，他们探悉有华军驻扎在阿琏，相距四十里，派人送信，相约于中间某地点相会，方知华军大营札于馆司，但不披露距离多远，怕法军得到情报偷袭。4月29日，一行抵达浪泊，见到云贵总督岑毓英的弟弟岑毓宝，次日，孙鸿勋、吴得禄二人乘马携带公文，往馆司见岑毓英传达停战令。孙鸿勋在岑毓英传令完毕后，很快也见到刘永福。

　　刘永福4月底已接到停战、撤军的命令，但要到6月25日才率部撤入云南文山县的南溪，为何迟迟其行？原来，黑旗军长期以越南保胜为基地，有颇多产业要变卖，部属之外，还有阵亡者家属要抚恤，需时颇久。就在刘永福拖延不决的时候，孙鸿勋再次来到刘永福行营劝说，这次走的是广西、云南陆路。

　　刘永福见到孙鸿勋，提出了几个条件：一、求带旧部三千人入关；二、请给木质关防，以资统率；三、历年军士战殁者家属皆加收养，约有数千家，义难弃之，此项丁口求为安置；四、历年出力伤亡将士，乞张之洞奏请奖恤；五、积年炮械甚多，乞为设法运致；五、保胜险要，拟令其子通判刘成良留守其地，以固滇防。刘永福很多要求都不切实际，孙鸿勋一一加以开道，终让刘永福认清现实，改变主意。比如带回国的兵数，张之洞只含糊答应“五营”；儿子刘成良继续留守保胜的方案，直接被张之洞否决。考虑到大炮等运输困难，刘永福答应将辎重留给云南，作价十万两，岑毓宝口头应承，但在接收之后却没了下文。刘永福将辎重作价“十万两”，等于坐实了岑毓英说他“视财太重”的指控。

　　张之洞在奏折里面毫不隐讳：“岑毓英不欲处之于滇，李秉衡以不欲处之于桂，于是广东不得不独任其难。”岑毓英，广西西林人，云南少数民族起义起家，对刘永福早有看法。刘永福对岑毓英也无好感，不愿留在云南。

　　从民情、地理来说，最合适安置刘永福的省份是两广交界地区，但护理广西巡抚李秉衡对刘永福出身“盗匪”、曾经起兵反清极为反感，担心再出乱子；更为现实的考虑是：养兵十分费钱，而广西一贫如洗，这一支归国的“黑旗军”，每年要消耗广西很多银子，实在供养不起。李秉衡也宣称广西不要这支军队。岑毓英、李秉衡的算盘都很精，他们算准了，好大喜功的张之洞一定会独力担承。

　　刘永福借口“夫役难雇，途中粮米难购，稍有延候”。他的拖延让朝廷大为不满，函电交驰。一直拖到农历八月初，“福军”才从云南起程，往广西方向开拔，九月间行抵南宁，在此等待朝廷进一步命令。就在“福军”滞留南宁的时候，孙鸿勋又及时赶到。

　　张之洞自命“八表经营”，就算只是两广总督身份，对这件事关国家脸面的事，也乐意出钱出力。张之洞的考虑是，刘永福多次打败法军，两毙法国名将，若战争结束未有妥善安置，将为法人所笑。他最初拟将“福军”安置在上思、钦州一带，这是从水土这一点考虑，但后来又怕离越南太近，担心黑旗军惹事。刘永福提出在南宁安置，被张之洞否决。张之洞认为南宁“此地滇桂枢纽，商民辐辏，尤非屯兵之所，桂省官民皆不谓便”。

　　1885年8月9日，张之洞上奏妥筹安置刘永福事宜：“该提到粤之期计已不远，必须及早筹定办法，以期经久无弊。惟朝廷所以处刘永福者，必兼安插、保全、任使三义而有之，乃为周妥，俾该提督得尽其长，而国家得收其用。查安插之地，臣原议欲处以思、钦者，为其乡土所在，且欲资以捍边也。今桂岸通商已许，以永福处此，其部下与越人太习，出入莫禁，声气相通。设越民稍有不靖，必为法人借口，衅隙滋多。臣愚熟思，惟有处之琼州，则一无窒碍，而于海防甚有益，似于安插、保全、任使之道，均尚有合。反复思之，无逾于此。惟望朝廷优异矜全，显以作天下忠臣勇士之气，而隐以固孤危难守之琼。”张之洞的意见，是将“福军”安置在海南岛。

　　不久，奉旨批驳：“琼州孤悬海外，选将驻兵诸宜审慎。刘永福到粤后，着张之洞传见，详加察看，将其性情才略究竟何如，所部勇丁是否安静守法，据实电奏，候旨定夺。”朝廷否决了将福军安置于海南的方案，担心刘永福重新造反，海岛易守难攻，让张之洞先行察看再说。

　　11月7日，张之洞札委孙鸿勋“襄理福军营务”，让他第三次进入“福军”行营，最重要的任务是监视刘永福，催促“福军”启程。表面上，张之洞说是担心“福军”不熟悉官场习惯，实际上是怕刘永福再度造反，或者部署出现哗变、骚乱。刘永福当然明白朝廷、张之洞的疑虑，一路上对福军约束很严，给沿途官民留下了良好印象。

　　在朝廷举棋不定的情况下，刘永福先将“家属并部下眷口送至宾州安置”，做出“求田问舍”的姿态，“福军”则在南宁等候消息。张之洞见刘永福已入掌握，随即改变条件，将原答应的“五营”改为“五底营”。清代一营500人，一底营200人，即实际给刘永福带兵1000人，另外亲兵100人，总共只得1100多人。张之洞深知，一离开保胜根据地，“福军”就虎落平阳，这时改变条件，刘永福只有被迫接受。左思右想，思钦方案不妥当，海南方案被朝廷否决，张之洞最终选择把这支军队放在眼皮底下，编入总督直属的督标。他还在广州城内豪贤街尾为刘永福安排了公馆。（1886年1月23日《循环日报》）对照新旧地图，豪贤街尾大概是如今豪贤路小学的位置。

　　“福军”于1886年1月18日从梧州乘船出发，1月26日开抵广州。张之洞在东门外十五里之龙泉岗（可能即东郊燕塘）为刘永福修建了军营。1月27日，《循环日报》报道称：“刘渊亭军门……所部已于二十、二十一等日由三水西南海口到禅山，星夜分坐拖船及河头船到省，其军兵俱穿天青羽绫及黑色羽纱号褂，内有两广督标福字前后左右营各字样，计其船约有二十馀号。闻军门在天字码头登岸，省中河道及岸上聚观者几如堵墙云。”

　　为安抚刘永福，必须尽快授以总兵实缺。张之洞以李扬陞“年力就衰”为由，让他辞去南澳镇总兵，腾出总兵位置给刘永福。在广州安家后，刘永福在沙河修建了刘氏家庙，离军营不远。刘永福后移任碣石镇总兵，赴台湾帮办军务，乙未抗日保台一役中力战无功，含恨内渡，这是后话。

　　孙鸿勋历尽千辛万苦，三次前往刘永福行营，最终劝服刘永福，伴送到广州安置，实际负责“福军”的改编，使桀骜不驯的“黑旗军”转化为朝廷经制之师，维护了清廷的国家信誉，其功足述。若刘永福这位著名的抗法英雄，归国后未得适当安置，被岑毓英、李秉衡压制而再次起兵返越，中法和约由此无法履行，将给清廷带来极烦。据张之洞事后奏报，孙鸿勋三次历险劝服伴送刘永福，“航海赴越，深入法营，由河内至馆司，传旨者一次；由河内再上至兴化县，被土寇击回者一次，由龙州取道越边，行荒险无人之地，出开化，抵南溪者一次；由粤送饷赴百色，相待送同来者一次；崎岖瘴毒，炮火艰危，由越往者，从人被害，由桂往者，士马多忘，人人皆病，仅乃得达。”

　　不久，张之洞在海南“剿黎”，派孙鸿勋率领“福军”一部赴海南。在定安岭门，孙鸿勋有滥杀黎人之举，张氏闻讯惊骇，发电报斥责：“初鹰军务便思籍端多杀以为功，此非常之谬，大失本旨。琼功以辟土兴利，抚峒安民为上，不在于多杀人，极须猛省痛改。”1888年张之洞论功行赏，给他一个防城知县署缺，1891年“以乖张任性，并短交代”被两广总督李瀚章革职。孙鸿勋大概又通过张之洞奏请“开复”，李瀚章不给转咨到吏部，遂病死于粤。

　　像孙鸿勋这样的内地读书人，考不上举人功名，不怕死不怕吃苦，有肆应之才，只能到边疆才能寻找到出路。无论是深入滇桂、越南崇山峻岭，还是海南瘴疠之区，孙鸿勋都毫无惧色，奋勇争先，由此得到张之洞赏识。不过一代天子一朝臣，继任两广总督李瀚章对张之洞所信任的小官小吏，往往加以排斥，正所谓福兮祸之所伏。低阶官员的升降黜陟，往往在大吏一念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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