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历史名人(补)四十七狐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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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偃(约前715年—前629年),姬姓,狐氏,字子犯,大戎(今山西交城)人。晋国重臣,狐突之子。
狐氏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晋国大夫大狐容,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大狐氏,为春秋时期晋国原始旧姓。大狐氏原姓姬,因其先祖被分封在狐氏大戎(今山西吕梁山区),故以地名为姓氏,称大狐氏。在晋国建立初期,真正的宗周贵族是不多的,叔虞统治的“怀姓九宗,职官五正”等族人,大部分还是土著居民。事实上,晋国的“胡”风一直是很浓厚的,从西周初期受封于唐邑,后改唐为晋,建立晋国。其时,晋国人与周边民族通商、通婚的现象一直就十分普遍,国君也不例外。
晋献公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虽然史籍语焉不详,但大致可知狐偃应是与其父狐突,其兄狐毛于此时,跟随狐姬一道由戎入晋的。公子重耳少年时期便受教于狐偃,赵衰等。
晋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56年),骊姬诬谄申生有弑君杀父之意,申生自缢身亡。狐偃同狐毛、赵衰、先轸、贾佗、魏犨等人护送重耳到了蒲城暂避。次年出亡。狐偃随重耳出亡时,已逾花甲之年,仍不辞劳苦,夹辅重耳,为他出了很多计策,使重耳最终得以返回晋国,宏图霸业。
重耳一行离晋后,狐偃力主去狄。当时,齐国是中原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北杏盟约后,齐桓公实际上已成为中原盟主,楚国也是南方的经济军事大国。狐偃为何弃强投弱呢?因为他意识到,齐楚千里迢迢,沿途崇山大川,举步维艰,仓皇出走又缺乏给养,即使能免于追杀,也会困死途中。且齐楚是否肯予接纳,也有疑问。而狄近易达,又是重耳母国,纳公子重耳应在情理之中。还有狄晋毗邻,可以观望动静,蓄力待时。
重耳在狐偃、赵衰等人的保护下在狄国躲避起来。但是,晋国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派系林立,以荀息为首的力挺奚齐,以大将里克为首的誓杀骊姬一党。只因晋献公在世,各方都不敢轻举妄动。
晋献公二十六年(公元前651年),晋献公病逝。公子重耳想回去奔丧,狐偃劝谏:“晋国是骊姬党羽的天下,奚齐是太子,必然要当国君。你想回去尽孝道,但骊姬会将你视为国君的竞争对手,断然难逃毒手。”
秦国秦穆公一直对晋国的事情非常关心,他派公子絷远赴狄国慰问、试探重耳。公子絷对重耳说:“我听人说,得国也在这个时候,失国也在这个时候,你虽然很庄重地身穿丧服,但时机不可错过啊。”重耳向狐偃问询,狐偃说“这是秦国在试探你,你必须辞谢,要表明仁爱思亲才是最宝贵的,而趁君父逝世去谋图私利是有罪的。”重耳依其言对公子絷说:“承蒙贵国国君慰问,不过我失位出亡在外,君父又去世了,不能回国守孝已是天大的过错,我又怎敢有别的想法,辜负贵国国君的好意呢?”说完,对公子絷磕头而不拜谢,哭了一会就站起来,就不再和公子絷私下谈话了。
秦穆公知道后,感叹地说:“多么仁爱的公子重耳啊!对使者磕头而不拜谢,表明他没有做晋君继承人的想法;哭了一回才站起来,表明他对父亲深切哀思;起来后不与使者私谈,表明他避开了自己的利益。”从此,秦穆公对重耳另眼相看。
没多久,奚齐、卓子都为里克所杀,公子重耳和夷吾就成了大臣们议论的对象。里克当时大权在握,是倾向于重耳的,便派狐偃的父亲狐突到狄国来,请重耳回去登位。狐偃把父亲请到密室,把重耳、赵衰叫来一起商议。狐突老迈,认为时机到了,可以回国。但狐偃对父亲说:“如今国内一片混乱,大权旁落,公子重耳回去就一定能够稳住局势吗?”狐突虽为重臣,但手头没有兵权,也拿不准。重耳便让狐突回复里克说:“君父在世时,我违命出逃;君父去世我也没能尽孝,哪还有脸回来当国君呢?我的兄弟还有很多,贤能的也不少,请文武大臣们择贤而立吧。”
晋惠公元年(公元前650年),里克无奈只得选择公子夷吾,派重臣到梁国将夷吾接回来。夷吾在秦国大将公孙枝强兵的保护下回国登位,是为晋惠公。晋惠公回国后,把失败归结为重耳的过错,认为国中有大臣还惦念着重耳,便派了杀手,追杀哥哥重耳,并警告狄国,要是再保护重耳,就要派兵攻打。狐偃听到风声,急忙与同僚护送重耳仓皇出逃。
重耳等人到了卫国后,卫文公怕惹恼晋惠公,便连见都不见。狐偃劝重耳说:“自古以来,成大事的人都要历经磨难,寻常白眼算不得什么。我听说齐桓公礼贤下士,又是你哥哥申生的外祖父,肯定会接纳我们。再说,齐国的相国管仲去世了,齐国需要人才,或许我们能凭自己的微薄之力为齐国出一点力呢?不如到齐国去。”至齐后,果然受到桓公的热情款待,对重耳更是深加恩渥。多年的流亡生活已使重耳意志消沉,枕于安乐,“遂无去心”,“有终焉之志也”。狐偃又与赵衰谋,“醉而载之以行”,迫使重耳离齐。
晋文公元年(公元前636年),重耳返国即位,是为晋文公。时值晋动荡之余,十数年间,晋内讧不已,国乱民忧。先是“骊姬之乱”,继而献公去世,里克、邳郑父杀奚齐、卓子,荀息身亡,晋惠公夷吾上台后,又杀了掌握实权的里克、邳郑父等大臣,弄得人心惶惶,众叛亲离。对外惠公背信弃义,发动不义战争,使晋元气大伤。狐偃等帮助文公革新内政,迅速医治动乱留下的创伤,选拔优秀人才治理国家,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社会生产,推动工商业的繁荣,提高晋军的战斗力,起了积极的作用。
晋文公元年(公元前636年),周室内乱,襄王弟昭叔(太叔带)伙同狄人伐周,占洛邑。襄王避难于郑,派使者求救于晋和秦。次年,秦军至河上,将纳周王。由于晋大乱之余,,国力尚薄,文公对勤王事宜迟疑不决,狐偃却意识到这是晋成为诸侯盟主的天赐良机。必须首先在政治上取得诸侯的信任,提高晋的威望,且周王室与晋宗室是同宗,不纳则失之于义。狐偃力劝文公:“继父之业,定武之功启土安疆,在于此乎矣。”文公终于出兵勤王,杀王子带于隰城(今山西隰县及周边一带),王入城周(今河南洛阳)。周王设宴款待晋文公,并赐樊、温、原和攒茅等人邑之田给文公。勤王不仅扩大了晋国的疆域,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晋在诸国中的地位,为晋入主中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晋文公三年(公元前634年),楚胁迫陈蔡攻宋,宋求救于晋。从当时的各诸侯国局势看,晋楚两国的直接冲突已经不可避免。面对强敌,狐偃采取“调虎离山之计”,避其锋芒,以智取胜。他认为:“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晋军遂伐曹、卫,取五鹿(今河南濮阳东南),三月攻占曹国都城,迫使楚军撒出宋国。
当楚军复攻宋国时,狐偃毫不惧色。决心同楚国决一雌雄。战争初期,晋军“退三舍避之”,使楚军更加骄横轻敌。战争中期,狐偃、先轸命令晋军以虎皮蒙马,马后拖着树枝,扬起尘土,制造逃跑假象,“伐其木以盖其兵”,迷惑楚军,使楚军处处被动挨打,以“败绩”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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