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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2月，中南局作出了《关于批准华南分局开除陈光党籍的决议》。决议指出：

　　“陈光是一个历史较长的员和人民解放军的一个高级指挥员。他在早年的革命斗争中，对党对人民曾有过一些贡献。但到后来，由于他自高自大，不求进步，背上了老资格、功臣这个沉重的包袱，使他头脑昏迷起来，，在党内党外胡作妄为，目空一切，并从而发展到长期不受党的领导，对党闹独立性。”

　　30多年后，在纪念长征50周年之际，罗荣桓元帅的夫人林月琴等10余位老同志，以联名的方式致信陈云，希望组织重新处理陈光的问题。87年，中纪委、中组部、军纪委和总政组成联合调查组，对陈光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查，最后，联合调查组认为，陈光在解放初所犯的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受到了的诬陷和打击。

　　一年后，经中央批准，逝世34年的陈光重新恢复的了党籍和名誉。至此，这位我党我军的传奇将领终于得到了历史公正的审判。

　　陈光是湖南人，家里世代务农，21岁时，陈光开始从事农动，23岁时他参加了湘南起义，并随朱德、陈毅一起上了井冈山。

　　开国上将萧克后来在回忆录中说，陈光在参加红军时，献出了12支步枪，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真不简单”。因为当时我们的部队大都只以大刀、梭标、土枪为武器。“这十几支枪对宜昌暴动的成功，有着重大的意义。”

　　来到井冈山后，陈光被任命为红军红四军独3师29团连长，红四军和红三军就是后来著名的红一军团。

　　陈光作战勇敢，在1930年8月的文家市战斗中，时任营长的陈光指挥作战，他三次负伤，子弹击穿了他的右膝，鲜血流了一地，战友们把他抬上担架，但他仍挣扎着从担架上滚下，重新回到了阵地，直到敌人被击溃。

　　这年10月，红四军进行了一次整编，被任命为该军军长，罗荣桓被任命为政委，陈光因为作战勇猛被升为团长。

　　这次整编没过多久，蒋介石就发起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在这次反“围剿”中，的指挥所由于过于突出，被敌人的突围部队反包围，在这关键时刻，陈光率领所部不畏牺牲，拼死冲杀，最后保住了指挥部和，而他本人则在这次战斗中负伤。

　　1944年，陈光在自传中是这样回忆这件事的：“打唐云山（敌旅长），营救，决心牺牲自己救上级，得口头奖一次。”

　　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围剿”中，陈光担任10师参谋长，由于他指挥出色，完成任务积极，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陈光被授予了二级红星奖章。

　　红星奖章是红军的最高荣誉，据邱会作回忆，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获得红星奖章的人，如果犯了杀头的罪可以减罪一等。开国上将黄永胜曾获得过一枚三级红星勋章，这是因为1933年，红军的一位师长打算率部投敌，黄永胜率部将全师士兵带回，这个功劳自然很大，但他获得的是三级勋章，而陈光获得的是二级。

　　1933年8月，为了对付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中央组建了著名的“少共国际师”，并委派了战术素养好、政治觉悟高、指挥能力强、作战勇敢的陈光出任该师师长，17岁的肖华出任该师政委。

　　肖华后来回忆说：“陈光对培养这支年轻部队呕心沥血，打下了良好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

　　离开少共国际师后，陈光去了红2师担任师长，在长征路上，该师担任的突击前卫的任务，一路上，陈光率部突破乌江天险，攻取遵义，血战湘江，抢占娄山关，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攻克腊子口，为红军打开北上之路做出了突出贡献。

　　1944年，陈光在延安学习时，党小组在《对陈光同志的历史总结》中特别提到：“陈光对中央红军北上，渡出险境，贡献极巨。”这又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陈光在历史上曾两次代理的职务，一次是西安事变后，进入红大担任校长，陈光奉命代理红一军团军团长，一次是平型关大捷后，受了枪伤，陈光代理了他的115师师长职务。

　　陈光所代理的这个两个职务都是“元帅级别”的，红一军团和115师将星如云，曾出过3名元帅、2名大将、400多名上将中将和少将，其中包括徐海东、杨勇、、梁兴初等等名将，而从组织的角度上说，陈光则是他们的领导。

　　1938年12月，陈光和罗荣桓率领115师师部和636团进军山东，他们以不到一个旅的部队艰苦创业，到抗战结束时，山东的部队已发展到10余万人。

　　陈光在其中所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当时日军的作战部曾专门撰写《陈光部作战研究》的小册子，供日军作战参考。115师最初进入山东的时候，蒋介石曾斥责说陈光部入鲁是擅自行动，还要求他们立刻返回山西防地，但几仗打下来，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陈光所部的战绩是“殊堪嘉慰”的。

　　不过，陈光在山东期间的工作也并非尽善尽美。作为一位以军事见长的将领，陈光对山东根据地的发展方向并不如政委罗荣桓那样敏锐和准确。

　　梁必业和苏静后来在怀念罗荣桓的文章中说，当时山东的形势非常胶着，有的同志认为我方的力量已经可以和日伪军相持，甚至对军都占据了初步优势，这些同志倾向于建立正规化的兵团，打大仗，对游击战术重视不够。在统一战线的问题上，有的同志对“独立自主”领会不深，对顽固沈鸿烈之流抱有幻想。罗荣桓从实际情况出发，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纠正。

　　1942年，少奇同志路过山东时肯定了罗荣桓的意见，一年后，为了进一步纠正陈光的错误意见，中央重新组建了山东军区，并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15师代师长兼政委，同时，陈光被安排进入中央党校学习。

　　在1945年的七大上，陈光认为凭借自己的战功和资历，一定能当选中央委员，但毛主席出于团结全党全军的考虑，把中央委员的名额均匀地分配给了各战区和各部队的负责人，而对自己亲自带出来的红一军团干部，除了外，再无一人当选中央委员。

　　陈光对这样的安排缺乏理解，在公开场合中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毛主席为此写信给他：“七大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相信你能致力于开好这次大会。”陈光收到这封信后烦恼顿消，此后他一直珍藏着这封毛主席的亲笔信。

　　七大结束后，毛主席还曾邀请陈光夫妇一起去他家做客，和他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既肯定了他参加革命以来的贡献，又对他以后的工作进行了贴心的指示。

　　抗日战争结束后，陈光随高岗、李富春等人一起去了东北，和老部队会合后，东北局决定让陈光在黑山一带设置第二道防线，抵御国军的进攻。出于作战的需要，罗荣桓把从山东带来的一部电台交给了陈光使用。

　　不久后，国军进占到锦州第一道防线附近，战事一触即发。得知陈光那里有一部大功率电台，便紧急致电陈光，希望他把电台火速送来。陈光收到电报后认为，那里已经有两部大功率电台了，自己作战也离不开电台，便回电希望不要调走电台。

　　收到电报后非常生气，批评陈光“扣押电台，妨碍作战”。陈光见状只好连忙派人抽调电台送往处，不料此时国军已经逼近，仓促撤离之际，电台只好带走。

　　1946年10月，陈光调任6纵担任司令员。在不久后的南下江南战役中，陈光率部隐蔽集结，做好了战斗准备，这时他突然接到的命令：为防止敌人趁虚过江，6纵应立即撤回原先的防地。

　　陈光在衡量战场局势后，复电表示还是按照原先的部署行动为宜，6纵不必退回原防地。

　　收到陈光的复电后很是不满，直接给6纵下辖的3个师越级发去电报，要他们立刻撤离。3个师收到电报后遵命撤退，把已经渡江进行侦查工作的司令员陈光独自留在了对岸。

　　陈光当时的尴尬可想而知，他对的处理方式非常不满，郁闷之下他大病一场，不久就离开6纵到了哈尔滨养病。他走后，时任6纵副司令员兼16师师长的李作鹏接替了他的职务。

　　养病半年后，陈光重回部队，担任松江军区司令员兼哈尔滨卫戍司令员，主要负责东北大后方的防守工作，为此陈光未能在辽沈战争中承担正面作战任务，这对他来说想必是个遗憾。

　　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东野的百万大军改名四野浩浩荡荡入关，陈光随四野南下，被任命为四野副参谋长。

　　1949年3月，平津战役已经结束，四野在北平“九爷府”召开高级干部南下动员会，在这次会议上，在没有和政委罗荣桓商量的情况下，就以公开点名的方式批评了陈光，而且他的措辞相当严厉：“个人英雄主义，只看到个人的作用很大，而没有看到上下级和同级的作用，目空一切，只装着一个我，只看到自己的鼻子。特别在今天的胜利形势下，我们自己如不警惕，如以功臣自居，就最容易产生骄傲。”

　　作为一位性格耿直的军人，在如此场合被当成反面典型点名批评，陈光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他选择起身离开了会场。

　　1950年1月，在得知自己被任命为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区司令员的通知后，陈光心情愉悦，立刻辞别了妻儿到广州赴任。

　　此时新中国已经成立，我们党的工作重心也从军事逐步转移到了发展经济和维护社会治安。作为一位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战将，在进入相对和平稳定的局势下，陈光显得有些经验不足，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广州是新中国的南方前哨，地位特殊，联系着港澳台，中央把广州对港澳台的情报工作交给了经验丰富的负责，这是一项具有严格程序和高度纪律的工作，而经验不足的陈光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虽然是出于好心和积极，却犯了简单、主观、不够审慎的错误。

　　据李作鹏回忆，陈光曾和自己谈起“和平解放海南岛”的设想，陈光说自己在湖南老家有不少亲戚朋友认识海南岛上的军界人物，眼下陈济棠和薛岳矛盾很大，且陈济棠历来是反蒋的，是可以争取的。只要同意把华南分局书记、广州人民政府主席、广州军区司令员、广州市委书记等等其中的一个职务交给陈济棠，就可以争取陈济棠过来。

　　陈光想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具体的办法看起来却并不成熟，连李作鹏听了都表示怀疑：首先，陈济棠没有实际兵权，他如何把手握兵权的薛岳搞掉？其次，是我党统战工作的老手，他对广州的情况，对广州军阀和反蒋力量方面的工作非常熟悉，争取和平解决海南岛问题的办法，他一定很早就考虑过了，就算他没有，中央肯定也考虑过。

　　陈光把老家的亲戚和青年招到广州，办起了培训班，但实际上，他已经在无意间违背了隐蔽工作的纪律，给的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扰。为此找到陈光谈话，希望帮助他认识错误，最初谈话的时候，两人还握手问好，气氛非常融洽，但聊着聊着两人因为意见不合就吵了起来，甚至拍了桌子。

　　在广东军区党委的组织生活会上，很多同志都认为陈光在此事上犯了错误，但陈光对大家的批评一直持有一种抵触的态度。陈光认为，这是出于个人恩怨加害于他，因此他拒绝接受组织对他的批评和处理。最后，因为他的这种错误态度和认知，此事逐渐发展成了一个令人惋惜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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