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赵俪生，名甡，字俪生，以字行世。1917年出生于山东省安丘县（今安丘市）景芝镇东村，2007年于兰州逝世，享年90岁。作为20世纪激荡风云中的一员，赵俪生毕尽心力，为早期革命运动的胜利和新中国史学事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赵俪生出生于没落的书香世家，早年家境贫寒，条件艰苦。6岁时，就读于本村的育才小学，因聪颖善学，提前毕业。9岁离开村庄，在安丘县立第八模范小学校读高等小学，后来因生活窘迫，随母亲迁往青岛，在胶济铁路局草创的初中和高中勉强完成学业。在读期间，发表《小羊》和《小小的白帆》两首新诗，组织筹办了文艺社团“浪花文艺社”，对文艺创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8岁，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先后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和“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创办了学生兴趣社团“国防文艺社”和“清华文学会”，负责出版《国防文学》和《新地》各两期，发表苏联译著多篇，与俞平伯、朱自清、闻一多等学术大家建立了深厚的师生友谊。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早已在不知不觉间走入左翼阵营的赵俪生游行请愿、执掌门旗、组织宣传，参加了清华大学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五次具体行动。对斗争的实际参与，不仅让他体会到读书与政治相互交错的复杂关系，而且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也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在国家惨遭蹂躏、民族生死危亡的紧要关头，赵俪生毅然放弃与母校一同南下的机会，投笔从戎，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赵俪生的第一站，便是山西太原。用他的话讲，“当时的山西是向‘抗日救亡’开放得最宽的一个省区”，到山西“是为了参加‘牺盟’的训练班的”。他在民先总队的统一安排下，先后就职于“西北青年工作团”、柳林动员实施委员会和晋南夏县地方武装部队，从事政治教育工作，开办了农民训练班、农民救国会、军事干部轮训班，承担编辑油印小报、撰写张贴宣传标语等具体事务。必要的时候与战士们同吃同住，甚至直接参与战斗，展现了不怕牺牲、勇上前线年夏，由于身患恶性痢疾，加上之前落下的疟疾病根尚无除尽，赵俪生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无法适应紧张艰苦的前线工作，遂决定与妻子一同离开战场，赴西安就医、谋职。两年有余的戎马生涯就此结束。

　　1939年9月，经族叔介绍，赵俪生携妻子高昭一来到距离西安不远的乾州（今陕西乾县）担任中学教员，承担英语课程的讲授任务。抗战大后方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中学教职所提供的可靠收入，为其实现由革命战士向文化学者的转变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执教期间，赵俪生不仅充分利用专习外语的优势，努力教书，取得了优异的教学成绩，而且在课余时间坚持创作，凭借得天独厚的地域条件搜集整理了许多关中学者的文集、诗集和语录，为后来的史学转向积累了材料，做好了铺垫。据他自述，利用空闲时间进行史料搜集是其学术历练、“自拔不沉沦”的重要一面，“我梦想有朝一日我会像全祖望写张煌言那样，像钱牧斋写孙承宗那样，写出我自己当代的革命者和爱国者的事迹。这就是立志了，立了很大的志，终身的志”“象征着我已经准备从‘新文艺’向历史学‘跳槽’了”。

　　1942年春，由于教学成绩突出，赵俪生被调往西安高中。在此后的5年内，他先后在西安高中、扶轮中学和雍兴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担任英语教员。如果说执教乾中只是让赵俪生在思想上对史学研究抱有极大兴趣的话，那么辗转关中三校执教的5年则是他对学术理想的具体践行。

　　把工作、家庭安顿好以后，赵俪生便尝试着开展史学研究。受全祖望、钱牧斋等明儒研究历史人物的影响，且考虑到个案研究较之通盘考察难度较低，更易入门，他把历史人物确定为史学起步的主要研究对象，选择了出生于南方却长期游走于北方的顾炎武。他充分利用执教关中的优势，最大程度地网罗相关文献资料，不仅从旧书坊购入关中理学家的集子和语录，而且借用班级学生家长里几位藏书家的私人关系将顾炎武在关中活动的历史典籍悉数收罗。研究顾炎武交游事迹的珍贵史料，如《砥斋集》《山志》《受祺堂诗》等，都是在这段时间内查找搜集到的。

　　1946年11月9日，在持续梳理、解读史料的基础上，赵俪生终于将由顾炎武引出的关中学者交游考释缀句成文，完成了第一篇具有真正学术意义的史学论文。1947年2月26日，经反复修改后，以《清初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为题发表在胡适主编的《大公报·文史周刊》上，标志着其史学探索取得重大突破。同年6月，经傅斯年介绍，赵氏受聘于国立河南大学文史系，成为名副其实的史学研究者。

　　1949年新中国成立，正式确立了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全国史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中国史学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下，赵俪生努力学习唯物主义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进行思想改造和历史改造，倡导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他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开启了史学研究的全新篇章。

　　1950年冬，应革命史家、时任山东大学校长华岗邀请，赵俪生回到青岛，在山东大学历史系任职。1953年初，在开设“专门化”课程的潮流下，赵俪生接手了农民战争史的讲授任务。中国农民战争史也由此成为其史学研究的一大重要领地。他本着历史主义的原则，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阶级斗争学说运用于研究当中，率先提出了农民身份问题、农民战争与国家机器的关系、农民战争与宗教的关系、农民战争与民族关系四个相互关联又各有侧重的学术专题，对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到明末李自成、张献忠起义等历史上重大农民战争进行了贯通考察，就战争的爆发缘起、组织结构、发展特点、战争结果以及由此透露出的阶级关系演变等问题作了重点分析。他所撰述的《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被学者评价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理论与史实相结合的著作，也标志着1950年代初期高校农民战争史研究和课程的最高水平”，足以证明其在该领域的筚路蓝缕之功。

　　1957年，受高教部之命，赵俪生调任兰州大学历史系。在政治风潮的影响下，他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移到了与农民战争史有关的土地制度史上来，开创了史学研究的又一片领地。历经近20余年的持续发力，基本形成了一套成熟完整、特色鲜明的土地制度研究体系。与传统史家关注田制记载不同，赵俪生是“从探索‘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历史上的表现着手，来分析历代土地制度的”，兼具学理价值与现实意义。他立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人类社会财产所有制理论，沿着所有制由“公”到“私”再到“公”的演变逻辑、私有制由“浅化”到“深化”的发展趋势以及所有制背后所反映出来的阶级关系三条主线，对占有重要历史地位却又饱受学术争议的三代井田制、曹魏屯田制、西晋占田制、北魏至隋唐的均田制以及宋代以后土地所有制的流变情况作了精详细密地分析，提出了新的学术见解。1984年，凝聚赵氏精要之言、集学术硕果之大成的《中国土地制度史论要》公开出版，广受学界好评，或将其视为“有许多独创见解”的“中国土地制度史不刊之书”，或将其视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复苏繁荣的重要代表性成果，著中的观点更是成为学界同仁探讨争论的热门话题。在推动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入的进程中，赵俪生可谓功不可没。

　　80年代中期，受全国范围内掀起的“文化热”思潮的影响，加上自幼年便对传统文化产生的浓厚兴趣以及长期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知识储备等有利条件，赵俪生再次对研究领域进行了适时调整，将中华思想文化史确定为晚年学术发力的主攻方向。从那时起一直到21世纪初，他一直在文化史研究领域积极探索。一方面站在中西文化比较的立场上，从重要历史人物和思想流派入手，围绕中国思想史上关于“内”与“外”的关系问题，对孟子、朱熹、王阳明等先贤的思想主张进行重新解读；另一方面则运用时间和空间建立二维坐标系，以儒、道两家的相互关系为主线研究先秦诸子，并由此追溯中华文化的源流和脉络。正所谓：“近的一步，从明中叶的王阳明思想上溯到孟子，远的一步，从先秦诸子百家上溯到《周易》。”他发表的系列专题论文不仅在学术界泛起阵阵涟漪，更重要的是，其研究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硬朗坚实的西学和国学功底，恢弘开阔的学术视野”以及“精密严实的逻辑思维”等专业素养和大家风范令人印象深刻，为后学研究史学提供了宝贵的学术遗产，树立了典范标杆。

　　作为从烽火中走来的一代学人，赵俪生的一生精彩传奇。他心系民族国家、钟情史学研究，在20世纪早期的革命运动和新中国学术事业的发展中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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