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河曲长城现存部分为明长城，属于明长城山西镇管辖的一部分。山西镇是“九边重镇”之一，又称太原镇或三关镇。与其它边镇相比，山西镇靠近内地，凭借大同镇为藩篱，内恃三关为屏障，素少边患。宣德四年（1429年），蒙古部落在西北活动日益频繁，又常有小股骑兵往来边境骚扰，山西镇开始加强防御，改副总兵官为总兵官镇守。治所初设于偏关，嘉靖时移于宁武。所辖长城西起山西河曲黄河岸边，经偏关、雁门关、平型关、固关而达黄榆岭（山西和顺东），全长1600余里。其中由偏关丫角山向东南延伸的长城，在大同、宣府两镇长城之内，历史上称其为“内长城”；由丫角山向西延伸，到黄河东岸的老牛湾，再由老牛湾沿黄河东岸到河曲的石梯子，这段长城连接黄河西岸延绥镇，故为“外长城”。其中从老牛湾到石梯子沿河长城，历史上称其为“黄河边墙”或“河边”，全长约140华里。

　　隆庆二年（1568年），明朝专门设立山西岢岚道辖河保路路守参将驻守河保营（现河曲县城），统辖桦林堡护宁寺（寺前墩）以南的河曲长城。从寺前墩到石梯子，河曲长城沿河而筑，境内黄河长76公里，长城约60公里，先后设营堡楼寨12处（楼子营、罗圈堡、焦尾城、河保营、唐家会营、杨家寨、五花城营、河会营、巡检司、五门楼寨、阳沔堡、旧县营），到清朝末年仍有楼子营、焦尾城营、河保营、唐家会营、河会营、旧县营及桦林堡营7个营城驻兵。据2007年山西省文物局调查，河曲境内现存长城墙体共有25处26721.8米（27公里），关堡17处，烽火台等单体建筑58处。

　　河曲长城从历史发展阶段看，经历了烽燧、营堡、墙体三个重要阶段。根据《明实录》记载，宣德年间之前沿黄河岸边只有烽燧，到正统二年（1437年），山西镇总兵修筑偏关的水泉堡和滑石堡，连同桦林堡、楼子营、灰沟营、唐家会、阳沔共计7个营堡，形成“黄河七堡”。成化初年王玺擢升为都指挥佥事，专门守御黄河七堡，到成化二年（1466年），修筑边墙，第一次形成了从阳沔堡到老牛湾沿河长城完整的防御体系。正统二年（1437年），山西镇左都督李谦向朝廷上表说：太原府河曲县西傍黄河，多少年来一直没有城垣，百姓都散居荒野，每到寒冬河冻，虏寇数次入侵，都难以防御。（《明实录》原文：正统二年五月，镇守山西左都督李谦言：太原府河曲县，西薄黄河而无城垣，民皆散处，每冬寒河冻，达寇数侵，难于防御，乞俟秋成后，城之使民春耕于野，冬居于城，庶寇至可以无患，从之。）河曲长城几经修缮，贯穿整个明朝，直至清朝，除长城墙体外，其烽台、关口、营城均有修缮和守御的记载。

　　所以说河曲长城由于其地处黄河晋蒙分界线的特殊地理位置，在明清两代5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与当地的经济文化息息相关，深远地影响了黄河文化的形成，像走西口、河曲民歌二人台，其源渊与长城密切关联。

　　长城防御体系横跨我国东西两端，从西部的甘肃镇、宁夏镇、固原镇，延绥镇，到中部的山西镇、大同镇、宣府镇，再到东部的蓟州镇、辽东镇。根据《明实录》记载，中西部重镇之间兵源相互调谴频繁。如《明宪宗纯皇帝实录卷之二十四》记载：“明成化六年八月，命延绥征进诸将，分兵就粮，游击将军范瑾，统大同兵三千五百，驻东路神木等堡；许宁统宣府兵三千五百，驻西路龙州等堡；余兵三千，驻中路，往来策应山西；宁夏副总兵林盛等所统兵，各还黄河七堡、花马池等处操守；甘凉、庄浪马队兵，留环庆操守，都督白玉所统兵，还陕西原处操守。升大同前卫指挥同知蔡瑄署都指挥佥事及山西都指挥王玺，宁夏都指挥张翊，俱充游击将军。瑄统兵于延绥，往来截杀；玺统兵于黄河七堡备御；翊统兵于花马池备御。延绥总兵官房能有疾，选将代之。从参赞军务都御史王钺等议也。”

　　兵源的流动促进了长城沿线军民的文化习俗的交流，也造就了一个独特的现象，在长城中西地区产生了大量民歌。如甘肃民歌、宁夏花儿、陕北游天游、山西民歌爬山调（河曲山曲）等等。以河曲长城为例，据《明实录》记载，当年明朝戍守黄河边境的时候，这里最早生活的大量士兵，都是从至少千里之外的南方征调而来，因为明朝实行屯兵政策，一个兵户人家的壮男去服兵役，必须到千里之外（防止逃跑），然后派驻戍边或打仗的地方距离兵营又至少是五百里之远。士兵来河曲的主要任务是巡河戍边。每年冬天黄河结冰封冻，朝廷为了防止蒙古军从河面上踏冰渡河，都要派驻大量官军巡河把守。因此这里平素，仅仅住一小部分士兵和百姓，明朝当时称为“主兵”，而每年农历十月以后，就从潞泽两府调来大量士兵来守边，到第二年三月河面消融后，士兵再返回兵营，这一部分士兵称为“客兵”。

　　这样一来，在明朝267年的历史中，河曲这块土地上，“客兵”每年都要往返于黄河岸畔，他们像一群过客，刚刚在这里生活半年，就必须到第二年开春返回潞泽两地的兵营。可以说，当年整个河曲的百姓和士兵每年都会处在这种“生离死别”的的情绪之中，也正是有了这种情绪，这里的人们，渐渐有了唱民歌的心境。古人云：发乎于情，止乎于礼。内心想表达的东西，最早都是从口中发出的，明朝时黄河岸畔的那“生离死别”的情绪，让这种民歌如火种一般，保存下来。

　　长城在明清两朝是军事对峙和民族割裂的边界。“黄界地”和“黑界地”是从明朝时就存在的大片荒地，当年长城（边墙）南北两侧的土地由于两军常年对峙，形成了延绵千里的带状军事禁地。清朝入关后对蒙古和中原实行分而治之的策略，所以对长城沿线的军事管辖仍旧沿用明朝的制度，甚至人为地对当年自然形成的“黄界地”和“黑界地”实行军事封锁，规定任何人擅自闯入禁地沿边士卒皆可射杀。

　　明朝灭亡时，正是北方自然气候十分干旱的时候，这也是促进明朝快速灭亡的自然原因之一。到康熙年间，北方的气候渐渐趋于正常，内蒙河套地区（当时称绥远），过去无法耕作的地方由于雨水逐渐增多，基本满足了农业生产的条件。康熙后期，全国人口已经逼近3亿，而耕地却仅有9亿亩，人均土地仅3亩，按照当时的生产水平，一人一岁约需4亩之食才不至于挨饿。对于山多地少土地贫瘠的北方地区来说，人地矛盾更加突出。出于蒙古王爷的要求，清廷允许开放禁边，允许沿河一代的边民到内蒙河套一代开垦种地。但为了继续实行“分而治之”的民族政策，朝廷要求开垦的民众必须春去秋回，这样从清朝康熙年间，沿河一代的山西、陕西、河北一带的边民逐渐形成了“走西口”的“雁行客”。每年农历的二月二以后，他们就像回归的大雁一样，纷纷穿越长城边口，进入河套地区，每到秋收以后，背起粮食又像南去的“雁阵”一样结伴返回“口里”。可以说，当年明朝时的那种“主兵”和“客兵”生离死别的场面再一次在黄河岸畔上出现。男人走西口抛妻别子，女人独守空房，男女相思之苦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河畔上的一种固有的情绪。伴随着走西口，河曲产生了数不清的民歌，也逐渐产生发展二人台的土壤。走西口300年的历史，河曲民歌二人台，真正步入了艺术历史舞台。

　　长城的文化价值和所有的实体文物一样，都超越了文物原有的实用价值。其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等人文学科，也包含了气象地理等自然学科，其文化内涵价值已大于其本身，是人类体现自我存在价值的文化元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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