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身世比虚构更传奇?大上海的兴起(上)
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这个春天,“抗疫”成为上海人的共同状态。人烟寥寥的街道呈现出城市的另一幅样貌,但繁华褪去后,我们也更能看到上海性格中坚韧鲜活的底色。抗疫的日子,局君将和你一起回顾这些精彩的论述,从历史的角度重新认识上海。
上海开埠后,短短数十年间,即由一个中世纪滨海县城梦幻般地一跃为近代化国际大都市,并被誉为“东方的巴黎”。其变化之大之快,在中国乃至世界城市史上都堪称奇迹。这个奇迹是怎么创造的?它对中国、对上海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当代上海能否在百年上海的基础上再创造一个奇迹。
建投读书会·澎湃北外滩”上海史系列讲座,我们邀请到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博导周武教授主讲“大上海的兴起”这一极具热点的海派文化课题。
*讲座时间为2017年12月16日。以下回顾内容根据现场速记稿整理,基于篇幅略有删减
上海是一座有着自己独特身世和经历的都市,这种身世和经历比虚构更神奇,由此造就的五色斑斓的起落历史,就其骨脊与脉络而言,大致可以概括为两次跨越,三次转型。
一是跨越苏州河。开埠以后上海城市空间快速推进到苏州河南岸,一座座横跨苏州河两岸的桥梁由东向西次第兴建。上海的城市空间向北大幅拓,并于20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迎来了“大上海建设计划”。
二是跨越黄浦江。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南浦大桥、杨浦大桥、打浦路隧道等十多条越江隧道,把黄浦江东西两岸连成一体。上海进入举世瞩目的浦东开发开放时代,城市空间再度大幅扩容。上述两次跨越基本底定了大上海的空间格局,先后塑造了闸北和浦东两处发展洪流中的中心。
这两次跨越的过程中又伴随着三次转型。第一次转型以1843年开埠为界,上海由埠际贸易转向对外贸易。此时海运的重要性就得以凸显,进出口的货物都需经上海中转再分别发往中国内地和世界各地,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发展成为亚洲头号商埠。
第二次转型以甲午战争为起点,上海从比较纯粹的商业都市转型为商业与制造业并重的“工商都市”,1949年以后更进一步转型为共和国的工业基地。上海作为中心口岸在进行对外贸易的过程中,已逐渐形成一种内驱力,要就地生产,从消费引向生产领域,但却一直受到清政府的制约和限制。直到日本通过《马关条约》才正式赋予在中国口岸投资设厂以合法性。
上海进入“外资兴业的时代”,民间私人资本压抑已久的兴业热情也由此被释放或召唤出来。上海由此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祥之地和“主要的世界都市工业中心之一”,大量通过对外贸易累积起来的资本开始转向生产领域。在计划经济时代,更是诞生了涵盖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领域的许多重要品牌。而工业用地需求的急剧扩大更是重新塑造了上海的城市空间,带动了原来未能受到海运贸易惠及的地区的发展。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上海不是资源型的城市,改革开放之前,生产原材料靠中央统一调配,但随着原材料逐步市场化,维持上海庞大的工业体系所需的原材料问题变得越来越严峻,大量的工厂没有原材料不得不停工,经济结构亟待调整;另一方面,上海肩负共和国的重责大任,每年创造的绝大部分利润都要上缴,城市基础设施常年得不到更新,变得破旧不堪,严峻的现实开始催生“上海应该如何发展”的忧思和反思;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苏州河水质不断恶化,黑臭不堪,鱼虾绝迹……
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上海第三次重大转型拉开了序幕,即从生产型城市转型为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恢复上海原有的多功能的中心地位。这个转型过程到现在还在进行中,远没有完成。虽然城市定位一直在变,但上海转变生产型城市为多功能中心城市的方向没有变。
上海直到五代末或北宋初才形成聚落,而后发展为村社、集镇,北宋熙宁年间始设上海务,南宋末设上海市舶司和上海镇,元代至元二十八年设县,直到此时上海依然是名不见经传的区区“草县”。但在康熙雍正时期,随着海禁政策逐渐松弛,港口繁荣,上海逐渐演变成“江海通津,东南都会”。一向驻太仓、苏州的苏松太兵备道衙门移驻上海,说明上海已成为一个区域的政治中心。但即使在开埠前已拥有规模非常可观的沙船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上海那时仍然主要是作为苏州的转运港而存在,因而被称为“小苏州”,这个称呼恰如其分地体现了上海在江南城市格局中的位置。
制约上海在开埠前更进一步向前发展的最重要原因就在于上海的发展没有自主性。首先,它发展与否受制于整个天朝体制和时下政策,如海禁政策;此外,开埠前中国南北整个物流交通体系是以大运河为中心,而上海却地处运河边缘。
开埠后,随着对外贸易体制的变更、一口通商时代的终结,上海迅速取代苏州一跃而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但上海的快速兴起还有另外的“大事因缘”,即上海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天国江南战事。前者把上海县城及周边县的衣冠右族和难民逼入租界,“华洋分居”一变而为“华洋杂处”;而后者政权在定都南京、将富庶江南变成了沙场后则引发了更大规模的难民潮从四面八方涌入上海租界。
大量的人口涌入使混乱和无序成为了上海面临的最大难题,但同时这也是财富和劳动力向上海集中的过程。它至少给上海带来了三样东西:一是资本,江南地区是相对富庶的区域,逃到上海的殷实江南人家把自己的财富转移到上海,可视为上海租界开发的第一批启动资金;二是庞大的消费需求,难民的衣食住行问题为上海创造了巨大的消费市场;三是廉价的劳动力大军,麇集在上海的数十万难民为租界的开发提供了现成的廉价劳动力,而上海的快速兴起又为来自五湖四海的各地移民提供了各式各样的就业机会。
有一种说法认为,相比同样实现了开埠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等其他城市,上海之所以发展如此之快,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最繁盛的商埠,是因为上海拥有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城市相媲美的广袤腹地。这些腹地可以生产粮食、蔬菜,足以保障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的物资供应。但上海的地缘从宋以来就已经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只有当上海本身具有足够强大的吸引力的时候,其本身具有的地理优势和地缘禀赋的潜在价值才可能发挥出来。除此之外,上海还地近中国最大的丝茶产地。作为当时中国能够出口的最大宗商品,丝和茶都极大地繁荣了上海的港口贸易。
开放的上海,对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吸引力:对资本的拥有者来说,上海是一个首选的投资场所;对追求享受的达官贵人而言,上海是罕见的温柔乡和销金窟;对谋生者来说,上海是充满就业机会的地方;对寻求发展者来说,上海是一个各路英雄的用武之地;对文化人来说,上海是一个施展才艺的理想舞台;对逃难的人来说,上海又是一片“国际绿洲”和“避秦桃源”……上海就像一个巨大的聚宝盆,把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特别是江南的各种资源吸纳进来。所以马相伯说“一部上海的繁荣史,就是一部中国的伤心史”。
大上海的兴起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跟早期全球化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中西接触的早期历史中,茶、丝和瓷器等少数几样东西曾是早期全球化时代最受西方青睐且最具标识意义的中国商品,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又加入了文物。上海的重要性不仅仅限于物流,它还在中西各方面和层次的接触和交涉中都占据了枢纽性地位。
中西之间的接触与交涉,以交通通讯网络的建立为前提,而上海是近代中国最早建立通达世界各地的海上通道的城市。开埠之初,从欧洲到上海通常要走好几个月,1870年以后随着苏伊士运河通航,以及欧洲与中国海底电缆的接通,中国和欧洲之间的交往更便捷、更密切,整个商贸组织结构和信息渠道都发生了变化。上海在中西接触和交涉过程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逐渐变成一种优势。这种优势的积累和放大使得其他城市无法跟它抗衡和比肩。
到19世纪后期,以租界为中心的上海已发展为亚洲最繁华的通商巨埠,1881年在《申报》上出现了称“上海之地不啻海外之巴黎斯”的文章。有一些外国人在没到上海之前,认为上海不过是一个“热热闹闹、吵吵嚷嚷、中国式肮脏的贸易中心类的商业城市”,等他们到上海之后,发现这里完全像他们引以为傲的欧洲一样优雅、美丽,黄浦江边到处耸立着一座座贸易宫殿。在当年到访过上海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者眼中和笔下,上海租界已然是整个东亚世界最具活力的国际性大都市。
(本期讲座内容将分上下两期推出,下期内容敬请关注“建投书局客”后续推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