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会——历史渊源
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提起帮会,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游民结社组织。这固然不错,但它最初出现,似乎更像是依附在社会肌体上的一个精怪。它隐伏着太大的变数和不确定性,朝好的方向转化,可以产生社会翘楚;朝坏的方面转化,则成为社会赘瘤。不幸的是,它最终更多地验证了后者,尤其是民国时期的会。这就难怪一提起帮会,就会让人下意识地联想到20世纪初,一些在美国的意大利人的秘密犯罪组织——黑社会。
源头的出现总有动因。帮会产生的动因,最初更像是想建立一座无形的城堡。当初萌念想建这样的城堡的人,身心都处于漂泊之中;因为漂泊,所以才想建立一座赖以保护自身安全的城堡。这样的城堡,本身无所谓好坏优劣,是建立并拥有城堡的人自身于日后起了变化,从而影响和改变了城堡的性质。
帮会原初仿佛是两根朝着不同方向生长的枝杈,一根叫帮,一根叫会。它们各自的生长指向非常明确:帮——以师徒宗法关系为纽带,折射出的是封建行会的变异形态;会——以兄弟结义关系为纽带,折射出的是血缘家庭的变异形态。后来随着时空转换,二者相互渗透,缠绕纠葛,遂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势,于是,帮与会就被人们统称为帮会或会党了。
帮会中最大最著名的两大派系,便是洪帮和青帮。正是在探究洪帮和青帮的渊源时,《近代秘密社会史料》一书中曾记述的关于洪帮起源的“西鲁神话”。该书史料原件藏于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院。
“西鲁神话”虽为神话,但故事发生的时间倒并非很久很久以前,而是在距今仅295年的清康熙甲午年(1714年)。这年西鲁番(国)谋反,扰乱中原,其骑兵所向披靡,清军与之交战,屡遭败绩。消息传到康熙案前,康熙接纳大臣建议,出榜文颁行天下:无论是军人还是老百姓,是僧人还是道士,谁能打退西鲁番(国)骑兵,将他们赶出中原,就对谁“赏千金,封万户侯之职”。
榜文张贴出来后,很快便有人前来揭榜了,是福建圃龙县九莲山少林寺中的128(一说108)名僧人。他们声称不用朝廷派一兵一卒。康熙大喜,当即封少林寺僧众为提督兵,并赐以用三角铁铸就、上面印有“日山为记”四字的印信宝剑,还派出解粮官郑君达,为僧众解决粮草。
这帮少林寺僧众果然了得,不出三月,便一举击溃来犯的西鲁番(国)人,胜利凯旋。康熙立刻召开庆功会,打算对僧众赏金封侯。
谁知僧众并不迷恋官场和金钱,表示出家之人,不敢受封,能赐一堂袈裟足矣。康熙答应了他们。前者得赐谢恩后,依然回寺修行,好像此前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解粮官郑君达因功受封为分州总镇,成为湖广之地的父母官。他与这些僧众毕竟有过三个月的患难与共,生死之交,与僧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分手时刻,彼此都有点依依不舍。后来不知经谁提议,郑君达与僧众结为八拜之交。有了这样的仪式和有了这样的精神维系,彼此心里果然感觉踏实和释然许多。
没想到这一幕被太师张建秋、陈宏得知后,二人不知出于什么心理,竟联名向康熙奏上一本,说少林寺僧众与郑君达行八拜之交,日后恐图谋不轨。二人建议,应该立刻除掉他们,以绝后患。
得到康熙默许后,二人分头率兵前往,张建秋率兵趁夜火烧少林寺。少林寺僧众猝不及防,多被烧死,只剩18人侥幸逃到后殿,跪在佛祖面前求助。大罗神仙命令朱开、朱降下凡,帮助18位僧人逃出寺院。后来18位僧人一路餐风顶雪,因无以充饥,又饿死13人,最后只剩5人。幸亏在一条河边得到渔夫相助,得以在他们船上暂时栖身。后来这5名僧人开始遍寻天下英难,向清廷复仇。
再说另一路陈宏率兵前往湖广分州,说有圣旨传达。郑君达不敢怠慢,前来恭迎,结果却被告知其与少林寺僧众结拜,有谋反之意,被赐用红罗带自尽。郑君达就这样命归黄泉。
郑君达的妻子叫郭秀英,还有一个尚未出嫁的妹妹叫郑玉莲,姑嫂二人生得皆堪称绝代佳人。一个以前曾经在少林寺呆过一阵的游方僧人,垂涎这对姑嫂美色,在一个月黑风高夜,闯入她们的屋子,企图强奸她们。姑嫂虽拼死反抗,但毕竟敌不过身强力壮、色胆包天的前游方僧人。就在姑嫂体力渐渐不支,前游方僧人就要得手之际,猛听得姑嫂二人忽发一声喊,趁前游方僧人愣神之际,姑嫂二人迅速跳起,夺门而逃。但她们不是逃生,而是赴死。出了门,这对姑嫂毅然跳进家门前的河里,悲壮地结束了年轻美丽的生命。让紧追在她们身后的前游方僧人,看得胆战心惊,目瞪口呆。
姑嫂二人的尸体顺流而下,这天终于被一对吴氏渔夫父子发现。姑嫂二人虽已成尸体,形象并未破坏,面容依然姣好美丽。渔夫父子生出恻隐之心,遂打捞起姑嫂二人尸体,将她们埋葬在一处沙滩边,还为她们修了一座坟墓。
这对吴氏父子,正是此前曾救过5名落难少林寺僧人的渔夫。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数月后出现了。
那天,吴氏父子走过姑嫂坟墓,忽见墓边长出一棵桃树一棵李树,且都结有沉甸甸的果实。吴氏父子相信这是姑嫂显灵,以此报答他们的收葬建坟之恩。更奇者,忽一日,狂风大作,飞沙走石,桃李二树被刮倒,枝头竟化成两柄锃光闪亮的宝剑。后来吴氏父子携剑投军,恰遇那5名死里逃生的少林寺僧人。5名僧人见到吴氏父子和那两柄宝剑,顿起感慨,心生敬畏,遂将宝剑珍藏在洪花亭上。此时5名僧人已以灭清扶明为号召,发起组织天地会。
其情节固然有值得质疑和推敲的地方,但从中透露的信息决非虚拟,而是有所指涉。其指涉的对象就是曾以收复台湾称誉华夏的郑成功。后来由陈其美指使、被蒋介石在上海广慈医院暗杀的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陶成章,就认定郑成功首创天地会。洪帮即出自天地会。陶成章在所著《教会源流考》中写道:“何为洪门,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故取以为名。指天为父,指地为母,故又名天地会。始倡者为郑成功。继述而修整之者,则陈近南也。”
《近代秘密社会史料》也认为“西鲁神话”对应的,就是郑成功的本事。以少林寺僧众,对应郑成功部众;征西鲁番(国)有功于清,对应郑成功撤去仙霞关守备,令满兵长驱直入福建;火烧少林寺之劫,对应郑芝龙(郑成功之父)全家大小在北京被杀之惨景;五僧成天地会五祖,对应郑芝龙歃血为盟的异姓兄弟及同姓复仇者;至于郑君达之死,则直接对应郑成功本人。
万提喜,俗名郑开,又名涂喜,福建云霄高溪观音亭僧人,因排行第二,乳名洪,故又称洪二和尚。根据乾隆四十年(1775年)后在福建发现的天地会会簿记载,万提喜又称“云龙禅师”,所以也有人认为万云龙与万提喜其实是一个人。但不管怎样,“西鲁神话”的流传与天地会的创立有一定渊源似乎已成共识。天地会作为异姓兄弟结拜组织,带有强烈的反清复明色彩,其民间秘密结社性质形式已非常成熟,这是历史和文化长期沉淀的结果。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即清初顺治年间就明文规定:“凡异姓人结拜弟兄者,鞭一百。”
顺治十八年(1661年)更进一步视此现象为犯杀头罪:“凡歃血结盟、焚表结拜弟兄者,著即正法。”清政府为何如此惧怕有人歃血为盟,结拜为异姓弟兄呢?说到底就是怕老百姓群起造反。到康熙十年(1671年),“谋叛”罪正式确立。如今普遍认为真正与民间秘密结社发生密切联系的,则是“朱三太子”案件的连锁反应。明末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后留下三个儿子:太子慈烺、三子慈灿、还有一子慈焕。
太子在顺治元年(1644年)被清廷处死,因此人们以为三太子慈灿是明祚的当然继承人,于是以“朱三太子”名义发动的反清复明事件便屡有发生。这样的起事当然会有组织者和领导者,因此清廷惧怕有人歃血为盟,结拜兄弟自在情理之中。据天地会会簿记载,秘密结社成立时间为康熙十三年(1674年)。雍正甲寅(1734年)结束了天地会前身以“万”为姓的时段,开始了以“洪”为姓的时期。故天地会亦称洪门。它从活跃于江南的民间结社中吸取种种有益的东西,日渐形成一个成熟的反清秘密会党。
《近代秘密社会史料》还记载康熙十二年(1673年)崇祯三太子名洪英,曾起义失败,天地会似为纪念洪英而创立,因此奉洪英为始祖。但正史记载并无朱洪英其人。他因此怀疑五祖亦无其人,乃暗指朱洪武,武与五谐音,而且洪武皇帝朱元璋当年亦曾在凤阳寺中出家为僧。
值得一提的是,洪门在海外华侨中发展势头很盛,在南洋群岛及美洲都有组织。1893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结识三合会首领郑士良后,就曾由郑介绍参加洪门组织,此后改组致公堂,创建兴中会,并派会员郑弼臣、陆皓东、陈少白等分赴各地联络江湖志士,进行革命活动。洪门后来在国内虽有“三点会”、“三合会”、“天地会”、“哥老会”、“大刀会”、“小刀会”等名称;在国外有“致公堂”、“洪顺堂”、“兴义堂”等名称,但其内部体制却大体相同。洪门遍布全国各地,尤以长江流域和福建、两广居多。这样的团体渗入上海后,多另设新机构、新山头。由于重新吸收的帮会成员来自五湖四海,故原有的乡帮色彩便逐渐淡化。
帮会原先的城堡作用,正在由“藏身”、“狙击”的意义,日渐走向精怪的另一面——变异为劫掠和盗抢。城堡作用的坍塌和变异,使它们身上的黑社会性质日渐显露。
民国时期会主要有两大脉系,一为洪帮,再一是青帮,后者则居主导地位。比起洪帮“反清复明”的历史渊源多关乎“国计”、不乏神话色彩和传说的渲染,青帮的缘起则更多基于现实,且更关乎“民生”——它主要是从清代漕运船帮中形成的秘密结社,草根色彩的烙印十分鲜明。
这样说并不等于青帮没有自己发生发展的历史渊源和传奇。多种青帮秘籍抄本留存至今,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关于青帮、关于其源起的相关信息。于是,一个活跃在明代历史舞台背景上,名叫罗清的传奇人物便浮现在了我们眼前,青帮一般视其为始祖,不过因罗清曾拜金纯(号碧峰)为师,所以也有人认金纯为青帮第一代祖师。
和洪帮渊源中流传的西鲁番(国)、少林寺五僧人等故事多系神话或传说不同,青帮渊源中的人物,从他们的第一代祖师起,多史有实据。如《明史》卷一百五十七即有金纯本传。
金纯,字德修,泗州(今安徽泗县)人,卒于明英宗正统五年(1440年)。明成祖时官刑部左侍郎,曾参与治会通河,浚鱼王口黄河故道,建永通、广运二闸。又多次疏通淤塞河道。后又曾历任礼部尚书、工部尚书,是名副其实的中央级干部。金纯在治河通淤,于漕运功莫大焉,与青帮似无关系。但青帮系脱胎于漕运水手,而漕运则关乎他们的生计,所以他们有理由感念甚至崇拜金纯。
比起青帮第一代祖师金纯,“始祖”罗清的记载似乎有些模糊。相关信息只告诉我们,生于明代的罗清系山东即墨县人,七岁时父母已双亡,由叔婶养大。在北国狼主大举进犯时,罗清曾奉旨率兵出战,得胜回朝。后因遭奸人谗害,被打入大牢。罗清在狱中参悟得道,修五部经。此时有外国使臣进呈天书,无人能辩识。天子发榜招贤。罗清得知后,请狱卒代为揭榜,随后入朝诵读天书,更称其所著五部经乃天书的下部。天子大悦,不仅特赦罗清,还要封其官。哪知罗清已看破红尘,只接受特赦,坚不受官。后离京参师访友,修行十三年而悟道,撰成“五部六册”,并创立罗教,收翁岩、钱坚、潘清三人为徒(也有以陆逵为第三代祖师,翁、钱、潘系陆徒一说)。
三徒后领船帮运皇粮,传下青帮。所以青帮也奉翁、钱、潘三人为祖师。史料记载:“漕船北运之初,此二人(指翁、钱)沿途为人治病舍药,讽经祈禳,劝人持斋守法,死者敛钱瘗之,久而相率皈依。”皈依什么,当然皈依罗教。罗教的亲民,亦即民生色彩由此可见。
直白了说,青帮即清朝雍正初年为承运漕粮而形成的民间组织。漕运多通过京杭南北大运河。有道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漕运中人以业合;合而后成帮。这是一种自然团结现象。一个人出门在外,谋求生计,何况是流动性极大的水上作业,漂泊地域广,接触人物多,什么事不会碰上,什么人不会遇上,官兵强盗,土匪恶霸,流氓,恶贼随时会出现,不抱成团,不合成势,不结成帮,能对付吗?
南方大运河起点杭州,就是在这样的态势下,于18世纪初成为漕运水手行帮的中心。这里有罗教祖庙,有翁、钱、潘三祖庵堂和墓地。庵堂不仅可供作礼拜,还可供南来北往的漕运水手歇脚住宿。即使不幸有漕运水手途中病死,也有人为其安葬。有关档案文献记载:“粮船水手俱系山东、北直各处人民,回空之时无处住歇,疾病身亡无处掩埋,故创设各庵。……现在住庵之人,皆供系年老有病,不能为水手,遂住庵管守。”这样的类似今天“养老”的场所,少不了要有人管理,有管理就有约束,就要有游戏规则。它的社会性组织功能这就被逼使着渐渐衍化凸显出来。罗清当过运粮军人,所以罗教在漕运水手中盛行成为情理中事,不足为奇;罗清和罗教成为漕运水手的精神领袖和精神纽带,也顺理成章。漕运水手为了谋生,多系受雇于人。既有受雇,就有争雇和解雇,就会有纠纷;有纠纷就要有人出面协调,行帮组织的产生,正是顺应了这样的需要。而且由于漕运水手所从帮主或活动地域不同,因之形成不同的行帮派系,如江淮帮、杭州帮、绍兴帮、湖州帮、镇江帮等等。
但这样的行帮组织,在异常敏感的清朝统治者眼里,有如杯弓蛇影,令他们心生恐慌。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清政府终于对庵堂进行了取缔,罗教水手因此把庵堂从陆地转移到了船上,这样的船就叫香火船;以香火船为中心所形成的具有宗教色彩的水手行帮即为青帮。
后来随着各帮派系不同,各立香火船,也分出不同的青帮组织。青帮讲究辈分,其谱系就按原罗教的字派排列成如下24字:清净道德,文成佛法,仁伦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礼,大通悟觉。
加入青帮有一定的仪式,并立有十大帮规:一不准欺师灭祖,二不准藐视前人,三不准扒灰倒笼,四不准奸盗邪淫,五不准江湖乱道,六不准引法代跳,七不准绞乱帮规,八不准以卑为尊,九不准开闸放水,十不准欺软凌弱。解读十大帮规,青帮组织虚拟的少长、尊卑有序的封建家族制度模式清晰在目。
青帮既立帮规,一旦违犯帮规,得受处罚。或责罚重揍,或逐出帮门,永不得再进。还有另一种体罚,有文献记载:“各帮粮船舵工水手,各立教门,多收门徒,结为死党,一切任其教主指使,捆缚、烧灸、截耳、割筋,毫无忌惮。”及“水手滋事,必送老官处治,轻则责罚,重则立毙,沉入河中。”此类体罚虽然惨烈,但也可以理解,漕运水手设立行帮,就像没有掩体空间、缺乏安全感的人建立城堡,退可容自己藏身,进可以狙击敌人。只是他们没有想到,行帮的出现,本身即含有既向自己,更向广阔的社会挑战的意味。这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挑战邪恶,也可以打压正义。不幸的是,它后来果然走向了反面,于是演绎出了本书即将讲述的民国时期的会中,诸多形形式式的人物和故事。
帮会如船,社会像河流,二者永远处于恒动之中;永远存在着不可预知的变数。比如天灾人祸、比如时局动荡、比如物换星移……
这样的情况,在有清一代频频出现和发生着:道光四年(1824年),发生黄河倒灌运河,造成运河河道受阻,清政府已考虑不再仰赖运河运送漕粮,改用海运。当最初从苏省所属四府一州运出的漕粮163万余石由海路安抵天津后,此前利用运河运送漕粮为利薮的贪官污吏,和靠此谋生的粮帮水手感到了威胁,遂群起反对。
鸦片战争爆发后,黄河又连续三次大决口,运河浅阻情况更加严重,主张海运的呼声重又响起……有了这样的铺垫,到1853年太平军进入江南,切断运河,江浙两省的漕粮必须改由海运,就成为必然选择。
随之出现的就是漕运水手失业,水手行帮自然瓦解。执政者为社会安定计,一部分水手遂由政府给予相应资金,回乡自谋出路。不愿被遣散回家的,考虑到他们有水上生活经验,便由政府招募为水勇,让这部分人成为水兵。
海运规模大,危险性也大,何况外有虎视眈眈的西方列强,内有轰轰烈烈的太平军,正如安徽团练大臣吕贤基于1853年2月在一份奏议中道出的:“臣闻现在江广粮船本月计可全行出江,而来年无粮可运。目下贼匪滋扰,其船恐不能归次,漂荡江边,必滋事端。莫如令其船泊安庆以下,每船留二三人看守,而招其舵工水手入伍。其人武健,不畏死,较之营兵,以一抵五,若用武弁管带,不但无益,且恐激成事端。窃思每帮有一老官,又有一老老官,平日在船,令行禁止,船工水手人工悦服已久,若招之为勇,而延其老官,待以礼貌,与之商明,即加以顶带,札饬管事。始则以客礼延之,发札后则以军礼待之,庶几老官水手无不愿从者。如是则可胜兵五六千人,似于江防不无裨益。”
奏议中“贼匪”所指即是太平军。吕贤基确实精明,如此一来,不但维护了皇家海运的安全,也解决了许多失业漕运水手的出路,有利于社会稳定,更利用原来的青帮人员,充实政府军队。这份奏折当即得到咸丰皇帝首肯。后来这部分人员中,果然有不少追随曾国藩,成为太平军的劲敌。当然,出于各种原因,也有不少原来的漕运水手加入到了起义军阵营。有一份史料记载:“自咸丰初年河徙漕停,粤氛猖獗,无业游民,听其遣散,结党成群,谋生无术,势不得不流而为贼。捻逆滋扰,淮、颍、徐、宿之人居多。往年贼党繁滋,未始非漕运羁阻,激而为此也。”另外,更多的人迫于生计,加入两淮地区私盐贩的队伍。这些分化的人员中,不少就是青帮成员。青帮的衣钵被他们继承下来,但原来的行帮性质却被改变了。最能凸显这一情状的,就是太平军起事以后出现的“安清道友”这一组织。
众所周知,盐在中国历来由政府专营,其高额利润和固定的需求,使贩私盐活动历久不衰。在苏北两淮地区,水手行帮和盐枭早有勾结。盐枭在当地也被人称为青皮。19世纪初叶,清政府为照顾漕运官员和水手,同意他们捎带一定数量的货物上路。后者就利用这一特权,通过青皮走私食盐赚钱。当两者关系进一步密切后,一个新的组织便随之出现了,那就是由解体后的原漕运水手和青皮、包括其他私盐贩组成的安清道友。
19世纪末20世纪初,安清道友与活跃在苏北的晚清最强大的秘密结社哥老会也有了紧密联系。哥老会又称围帮,俗称红帮。其头目可以互相加入对方组织,如徐宝山既是安清道友头目,也是哥老会头目。实际上到19世纪末,这两个组织已经合二为一。于是,多有人认为青帮名称中的青,即源于安清帮中的清,安清帮也曾经称安庆帮,由庆到清,或出于音变,但似乎更寓有大清之意。也有人认为,是青皮的称呼直接导致了青帮名称的出现;或以为清帮称为青帮,除同音代替外,也与洪门又称红帮相对应。
不管怎么样,现在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物徐宝山已浮出水面,随之出现的是徐宝山的两名亲信:张仁奎和高士奎。后者成为结义兄弟,一些很有势力的军阀后来多成为他俩的门徒。他们的出现,不仅影响着民国初期青帮的存在和发展,更将自己的帮派组织和脉息融进了上海这座城市。
我们越来越察觉出,帮会原先的城堡作用,正在由“藏身”、“狙击”的意义,日渐走向精怪的另一面——变异为劫掠和盗抢。城堡作用的坍塌和变异,使它们身上的黑社会性质日渐显露。《大清会典》曾对他们的劣根性作过如下描述:“盗卖漕米,渗水和沙,或私带客货,冒渡关津,或扰害民船,强横生事,或行船越次,以避稽查,或中途并载,脱船私归。”更有史料记载,安清道友会时期的青帮组织,“数年前浙江、湖广粮船因怀挟私忿,彼此争斗,持戈放箭,杀伤者多。逞其凶顽,肆行无忌。又闻前岁之冬,粮船守冻在山东地方,竟行抢夺,扰害居民。去岁回空,又闻中取百姓衣物,此等皆大于法纪。”掠夺了钱财以后,“安庆道友多脚夫、船户、肩贩、手艺及游民、游勇者流,借烟馆、赌场、茶坊、小押为巢穴,行劫为匪,声气甚广。”
就此中种种不法迹象分析,民国时期上海青帮在各种反动势力的支持和纵容下,变异成为令人发指的社会流氓集团,有的甚至发展成为特务汉奸组织,大多可从早先青帮的行事中找出蛛丝马迹。更严重的是,后来上海青帮直接与政治结缘,从而在民国时期的上海社会和政治大舞台上,制造出一系列形形式式的大小事件,有些事件甚至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走向和格局,其实大都可从中追溯到历史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