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历史，向来不只是记载在史册上的文字。文物，述说着一个个故事、一段段传奇，更是大历史背后触手而温的人与事。

　　在上海解放70周年之际，记者走进上海解放纪念馆、龙华烈士纪念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和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寻馆藏，访专家，挑选了十余件与上海解放息息相关的文物在此呈现。从英雄团长未曾示人的老照片、第7613名解放军烈士的最后一封家书，到发出“永不消逝的电波”的收发报机，再到首次亮相的《上海概况》、上海市人民政府的第一块门牌……每件文物的背后，都蕴藏着一段与上海解放有关的曲折故事与澎湃历史。

　　“宝山是我永生不能忘记的地方，因为我的父亲在解放上海的战役中牺牲，生命永远定格在33岁，这里就是他牺牲的地方。”2019年5月14日，胡文杰烈士牺牲70周年的前一天，记者在位于宝山烈士陵园内的上海解放纪念馆见到了他的儿子胡继军。

　　胡文杰是解放上海战役中我军牺牲的职务最高的指战员（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10兵团29军87师259团团长）。在他牺牲22天后，次子胡继军出生。胡继军告诉记者，他是从小看着父亲的照片、听着父亲的故事成长起来的。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发起解放上海的总攻，其中月浦之战打得最为激烈。胡文杰临危受命，率领部队强攻月浦。他和副团长、政治处主任组成团前方指挥所，直接在一线部队指挥作战。近前勘察地形后，他指挥改变战术打法，终于攻下了月浦街区，突进镇东，在敌人防线上打开了关键的缺口。

　　5月15日拂晓，胡文杰率部与友邻部队一起冲进月浦镇，经过激烈的巷战，将敌人驱逐出镇。穷途末路的军重新调整兵力反扑，出动了飞机、坦克，停在黄浦江上的军舰也发射舰炮支援。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就在这时，一枚炮弹打进了团前方指挥所，站在指挥观察位置的胡文杰身中7块弹片，胸部被炸开，血流如注，壮烈牺牲。

　　今年5月，为纪念胡文杰烈士牺牲70周年，胡继军和哥哥胡晓军携家人从北京出发，走丹阳故里，访上海宝山（胡文杰牺牲地）和龙华（胡文杰安葬地）。今年，他带来了一张特殊的照片，将其捐赠给上海解放纪念馆——

　　时间回溯到1943年，抗日战争正打得艰苦。时任新四军苏中三分区靖江独立团政治处主任的胡文杰在作战中身负重伤，被送到靖江野战医院下的休养所养伤。唐渠是休养所副所长，两个年轻人慢慢走到了一起。这张照片就是那年11月，胡文杰伤病初愈、即将奔赴战场前拍摄的。

　　照片中，还未痊愈的胡文杰坐在椅子上，上身穿着因立功奖励的缴获日军的翻毛皮夹克，唐渠则穿着普通妇女的布衣站在一侧。两人表情严肃，“因为他们知道抗日战争还未胜利，家国大义远重于儿女情长。况且，在那样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两个有情人能否最终走到一起，还有太多的未知数。”

　　胡继军告诉记者，这张照片是母亲唐渠多年的珍藏，就连他和哥哥也很少看到。今年是上海解放70周年，99岁高龄的母亲终于同意捐出这张照片，“因为这是教育下一代的生动教材”。

　　在上海宝山烈士陵园“热血丰碑——解放上海烈士英名墙”上，镌刻着为解放上海而壮烈牺牲的近8000名烈士的英名，而英名墙的正中央则把位置留给了“无名烈士”四字，以祭奠和告慰那些为解放上海牺牲的无名英雄们。

　　事实上，每一位烈士的确认工作都是翔实而仔细的。之前，在一段时期内查实的数据是，解放上海时牺牲的烈士共7784名，其中解放军指战员7612名，随军支前干部和民工72名，地方烈士100名。直到后来，调查组收到了北京民航局一位同志的来信，称其胞弟周果生是在解放上海的战斗中牺牲的，但是《为解放上海而牺牲的烈士英名录》中却并未将其列入。

　　为了查证这一情况，调查组做了大量的查访工作。他们首先找到了周果生生前的战友戴书仁和石祚祝，两位老同志回忆了周果生牺牲时的情景：“1949年5月12日，我团奉命在上海的咽喉吴淞、月浦、杨行向敌逼进，3营7连（周果生所在连队）是全团的前卫。当天下午一时多，部队追击到潘家桥，该地有敌一个连驻守，见我军至，边打边逃。周果生同志在前面带领一个排穿过大桥追击残敌，过桥后向东追到半里多路，不幸中弹负重伤。当战斗结束时，听到7连副指导员周果生同志已经光荣牺牲。”

　　得到战友证明之后，调查组又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馆藏资料中，找到一份《上海战役牺牲政治干部花名册》，其中第三页便记载有周果生同志的名字。调查组人员还亲赴江苏，找到了1986年江苏省人民政府给泰兴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周果生同志为革命烈士的批复”，这份合法文件证明了周果生同志的烈士身份。

　　三方面材料汇总的结果表明，周果生同志确实是为解放上海而牺牲的烈士。从此，热血丰碑上也镌刻上了周果生——经确认的第7613名解放军烈士的英名。

　　周果生生命中的最后一封信，是他于1949年3月7日渡江战役前夕在战场上写下的，收信人是他的二哥和姐姐。在这封家书中，周果生向家人汇报了他最近战斗的情况，字里行间透露出英勇无畏的气概和与敌人誓死搏斗的决心。这封信现收藏于龙华烈士纪念馆。

　　“要到上海去了！一切为了胜利。……最后的战斗我坚信一定胜利的，但也是艰苦残酷的，我却不怕。我将愿贡献我的一切给这一战斗，为了永久的和平与享福。”这是一位名叫张勇的烈士，在参加解放上海战役的前三天，写给自己新婚刚满两个月的妻子胡兴野的一封信。

　　1949年春，张勇调解放军第29军87师260团3营任副教导员。5月中旬，上海战役开始，他所在团奉命承担主攻月浦的战斗任务。张勇率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月浦战场。5月13日凌晨，该团占领月浦前沿阵地，张勇率部抵近作业。5月14日清晨，敌人在坦克的掩护下猛扑张勇所在阵地。霎时，炮声震耳欲聋，敌人成批向解放军阵地涌来。张勇和战士们用手榴弹阻击敌人，突然，敌人的一辆坦克越过战壕冲了过来，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张勇临危不惧，迅速从战壕里跃起，拉开手榴弹向敌坦克冲去。就在一瞬间，手榴弹爆炸了，敌坦克被炸“瘫”了，年轻的英雄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人生之歌。张勇牺牲时年仅24岁。

　　在张勇这封遗信的空白处，他的妻子写下这样一段备注：“……这是他过江后最后一次给我的信。收到此信时前二天，就传来了（他）牺牲的消息。这次事故，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刺激。组织上由不同意到同意（指两人的婚姻），关系合法只二个月就此结束。这是难忘的一生。”

　　这封信的发现过程也很打动人。胡兴野后来与张勇的战友成婚，这封信的捐赠者沈鸽兵就是他们的孩子。捐赠时沈鸽兵说，母亲一直有个珍藏的小盒子，大家都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直到母亲去世，家人清理遗物时才发现里面放着这封信和张勇的战地日记、立功奖状。平时母亲并不避讳和张勇的这段感情，在她生前两家人经常来往，逢年过节也会联络问候，情谊已经延续了几十年。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曾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一股爱国主义的高潮，电影中由孙道临扮演的主人公李侠深入人心，影响了几代人，而他的原型就是李白、秦鸿钧、张困斋等一批奋战在中共地下情报通信领域的革命烈士。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馆藏中，就有这样两件珍贵的文物，分别是李白和秦鸿钧生前使用过的工具和收发报机。

　　李白，原名李华初，化名李霞、李静安，1910年5月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1925年加入中国，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红四军通信连。1934年6月，李白被调到瑞金无线电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结业后任红五军团电台台长兼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七七事变后，李白受党组织派遣，化名李霞，赴上海做党的秘密电台工作，用无线电波架起了上海和延安之间的“空中桥梁”。

　　1939年，由于局势恶化，党组织安排员裘慧英与李白假扮夫妻，掩护电台。两人在革命工作中产生了爱情，后经地下党组织批准结婚。不幸的是，1942年9月，日军侦测到我党的秘密电台后，逮捕了李白夫妇，并对李白施以酷刑，但李白坚称自己是私人电台。1943年5月，他们经党组织营救获释。

　　出狱后，李白夫妇前往浙江。在党组织安排下，李白打入国民际问题研究所做报务员，化名李静安，往返于浙江淳安、场口和江西铅山之间，利用电台，为中共秘密传送了大量日伪和美蒋方面的战略情报。

　　抗战胜利后，李白回到上海，继续从事党的秘密电台工作。1948年12月30日凌晨，李白在与党中央进行通信的过程中被特务机关测出电台位置而被捕。李白被捕后经受住了高官厚禄的利诱和残酷的刑讯逼供，敌人自始至终都没能从他口中得到一点想要的信息。1949年5月7日，李白被特务秘密杀害。

　　2009年9月，李白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他生前工作时使用过的工具、零件和用品（共计37件，其中工具28件，零件7只，用品2件，见最下图），由其妻子裘慧英保存下来，并于1959年捐赠给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为国家二级文物。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前，员秦鸿钧也受上级党组织调派来到上海，设立秘密电台。1938年，为掩护地下工作，他与在上海教书的韩慧如结了婚。婚后，他俩住在秦鸿钧租住的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148号3楼，又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菜市路（今顺昌路）口开设了一家糖果店作掩护。

　　1939年7月，党组织调派他俩前往哈尔滨开展情报工作。1940年春，由于形势恶化，上级党组织遭到东北敌特机关的严重破坏，秦鸿钧和韩慧如怀着悲愤的心情，经天津回到上海，并在打浦桥新新南里315号架设了新的电台。为集中精力做好地下电台的收发报工作，秦鸿钧白天在家包揽家务事，夜晚做收发电报的工作。韩慧如则白天外出当教师，晚上出去送文件、情报。

　　1949年3月17日深夜，秦鸿钧夫妇同时被敌人逮捕，军警分别审讯二人。韩慧如被打得手心发麻发肿，但她咬紧牙关一字不说。敌人又把韩慧如带到秦鸿钧身边，当着她的面，给秦鸿钧上老虎凳，灌辣椒水，打断他的两条腿骨，逼迫他说出上级党组织领导人，但秦鸿钧即便昏死过去也未吐露一个字。后来，敌人把他俩关在一起，想趁他们相互交谈时获得线索。然而敌人打错了算盘，秦鸿钧趁敌人在打瞌睡时，忍着剧痛，爬到韩慧如身边，轻声对她说：“我不能活着出去了，如果你能活着出去，决不要忘记我们肩负的责任。”他还嘱托韩慧如将自己绘制的一张发报机线路图交给党组织，留作纪念。

　　李墨林是秦鸿钧的同乡好友和他在上海的邻居，秦鸿钧曾把一台旧的收发报机和备用零件寄放在李墨林家。得知秦鸿钧夫妇被捕的消息后，李墨林的儿媳胡秀娟立马把放在家中隔板上的收发报机等取出，由家人带回，藏到自己娘家。

　　1949年5月7日，秦鸿钧壮烈牺牲于浦东戚家庙。同一天，李白、张困斋等同志也被秘密杀害于戚家庙。20天后，上海宣告解放。中共上海市委为李白、秦鸿钧、张困斋等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敬献的挽联上写着：“你们为人民解放事业而战斗到最后一滴血，你们的英名永垂不朽！”

　　上海解放后，韩慧如从李墨林的儿媳手中取回了这台收发报机，郑重地捐献给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现为国家二级文物。

　　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馆藏中，有这样一批特别的文物——军装、领章、皮包、棒球球棒和手套。从它们身上，还能够依稀还原出其主人陈尔晋、王曼霞夫妇生前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带我们回到那惊心动魄的革命岁月。

　　陈尔晋是黄埔军校第八期毕业生，曾在胡宗南、蒋介石身边工作。1948年，陈尔晋任国民防部陆军第十三编练司令部上校副司令兼参谋长。但当时不为人知的是，在其妻子王曼霞（1936年加入中国，1938年与陈尔晋结为伉俪，婚后，她利用官太太身份做上层的统战工作）的直接影响下，陈尔晋其实早已于1939年秘密加入中国。

　　1949年1月，陈尔晋与中共上海局接上关系，准备与54军、吴淞要塞舰队、装甲兵部队等策动起义。是年5月初，陈尔晋请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派人向陈毅、粟裕汇报“策应”具体行动计划。不幸的是，他们的计划行动被特务探悉。5月9日，陈尔晋夫妇与从事策反工作的十几人相继被捕。

　　在狱中，上海市警察局长毛森亲自负责突击审讯。陈尔晋夫妇受尽酷刑，仍然严守秘密，拒不招供。他们不到1岁的儿子和奶妈也没有幸免，被捕入狱。上海党组织极力周旋，以孩子还小并在哺乳期为由，让孩子获释出狱。5月19日，在解放军对上海外围发起进攻的隆隆炮声中，陈尔晋夫妇与11名难友被押至闸北宋公园刑场。陈尔晋搀扶着怀有身孕的妻子，气宇轩昂、无所畏惧，待妻子从容整装后，夫妇二人与难友们坦然赴难。

　　陈尔晋、王曼霞夫妇的遗物现藏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部分遗物于5月27日至7月1日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重大的转折·伟大的胜利——庆祝上海解放70周年史料展》中展出。

　　在龙华烈士纪念馆的展厅内，陈列着起义将领张权生前使用过的通讯录、军用对笔和指北针。

　　通讯录长12.5厘米，宽8厘米，内有中共地下党联络人王亚文、国民防部部长白崇禧等人的通信地址。从上世纪40年代初起，张权工作辗转重庆、南京、上海，均使用过这本通讯录(见左图）。

　　他使用过的对笔由一红一蓝两支相连组成，为胶木材质，红笔中还留有一截红色粉笔。

　　指北针为金属质地，直径5厘米，厚2.1厘米，苏联式样，两头有皮带连接，可戴在手上。

　　它们见证了一位有识之士积极策应中国领导的革命斗争，为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的胜利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1899年，张权出生于河北省武强县。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任陆军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中将总队长，并在此期间与中共建立了联系。之后，他又任军政部中将附员。

　　1949年渡江战役发起前夕，蒋介石妄图凭借长江天堑做“最后的挣扎”。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解放军迫切需要掌握长江沿线的军事部署情况。张权接受了中共地下党的委托，携带此军用对笔和指北针前往江阴要塞和长江沿线视察军情。回到上海后，张权立即赶往自己以前的秘书，中共地下党联系人王亚文的住处，花3个昼夜绘制了一张《长江沿线布防图》，并通过地下党迅速送往解放军前敌指挥部，为渡江战役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军事情报。

　　上海解放前夕，中共委任张权为上海市中心区市北起义军司令。但不幸的是，不久后张权就因事情泄露被捕。1949年5月21日，张权在上海被当局杀害，而他的通讯录、军用对笔和指北针则留在了其虹口寓所内。上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中期，张权的遗物保管人分别将它们捐赠给国家。

　　现在，张权烈士安息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而他的遗物也向到此祭扫、参观的人们讲述着这位仁人志士在中国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指引下，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重大的转折·伟大的胜利——庆祝上海解放70周年史料展》中，两份珍贵的文史资料《上海概况》《上海各种公用事业概况》首次展出。

　　1949年3月，为了进军江南，接管上海，中共上海市委布置各级组织收集本系统的基本概况，经统一汇总后，转送华东社会部，整理汇编成《上海概况》《上海各种公用事业概况》等资料，这些专刊均在一个多月里突击编印而成，为接管工作顺利进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研究部研究员马建萍向记者介绍，这项编书工作由时任中共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杨帆领导，时任社会部科长钟望阳具体负责，同时，又抽调了中共上海市委（地下）驻华中解放区工作委员会的干部，在江苏淮阴进行这项工作。汇编成册的材料经社会部审定后，派专人送至徐州市印刷厂付印，然后分发给负责接管工作的党内干部。

　　《上海概况》为32开，全书共664页，分上、中、下三编。上编分为概论、土地和人口、伪政治机构、军警宪伪军事机构等章节；中编分为财经机构及官营事业、官商合办企业及逆产、公用事业等；下编则分为党派社团、文化事业、社会事业等。

　　《上海各种公用事业概况》也为32开，共150页，以各项公共事业单位进行划分，如上海法商电车电灯公司、英商上海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煤气有限公司、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等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事业单位，内容包括其经营状况、具体地址、联系方式等。

　　这些材料对统治下的上海作了系统的介绍，不仅是当时进行接管工作的重要参考，也是今天的文史工作者了解当时上海社会状况的一份难得的资料。

　　12年前，一位先生向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捐赠了一批文物，其中有一份题为《参加解放上海工作述略》的手稿尤其珍贵。这份材料是捐赠者父亲赵祖康的回忆文章（据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介绍,此版本应为赵祖康写好后由其秘书誊抄的版本），详细介绍了其在解放前夕担任上海市政府代理市长的工作，以及当时向中国交接的情况。

　　文稿共13页，3800余字，繁体横排，用蓝色钢笔隔行书写，并有红黑两色笔作修改。报告纸为单线行，封面右下写有“留底”二字。据标题下所写的时间，写于1949年6月。此时距上海解放只有1个月左右，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关于上海解放的回忆。

　　文稿内容记事详细，有的甚至以小时为单位记录，为人们复原上海解放前几日旧上海市政府的活动情况提供了丰富细节。如在《新生前后》中讲到时任上海市长陈良说赵祖康做代理市长最合适，并提了三个理由，而此手写本中就有这三个理由的具体内容：“一、我在市府各局中年资最老，对市府同人无问题。二、操守与办事为标准官员，得市民信任。三、技术人员，无政治关系，‘对方’不会为难。”

　　除此以外，手写本第六段还列出了赵祖康在担任代理市长的三天内的各种联系工作，让人们能全景式地了解中共接管上海前后，双方为上海移交所做的各项具体工作，“计划并推动如何使上海到危急时期，能使水电公用及交通设备不受破坏，工厂建筑少遭兵燹。”

　　据悉，这份手稿也将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重大的转折·伟大的胜利——庆祝上海解放70周年史料展》中展出。

　　在龙华烈士纪念馆的馆藏中，一本名为《入城纪律》的小册子十分引人注目，这是1949年5月由华东军区司令部印发的。

　　1949年5月27日，上海战役持续16天，终获全面胜利，歼敌15.3万余人，整座城市完好无损。就在枪声停息后的第一个清晨，市民们依然惶惶不安，可打开家门那一刻，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深深感动了，湿漉漉的马路两侧睡满了身着黄布军装的解放军战士。

　　原来，早在1949年4月1日，上海战役发起前，身为第三野战军司令员的陈毅就颁布了《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十项守则的第二条，白纸黑字写着进城后一律“不住民房店铺”。

　　5月，陈毅在苏南丹阳县发表讲话，明确指出：入城纪律是执行入城政策的前奏，是我们解放军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外交纪律”和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都在丹阳制定，其中包括“无故不打枪”“不住民房店铺”“无事不上街”等。《入城纪律》被印刷成口袋书，封面上写着“人人熟读，人人遵守”。还有介绍大城市里公共设施、电器、市民生活的《城市常识》，战士们也在入城之前学习……

　　这些纪律在制定之初，并不被一些指战员理解。而陈毅则坚持认为，上海情况复杂，不能完全照搬过往的经验。他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电报上海战役总前委，、等前委委员一致赞同他的意见，并电报中共，很快就收到了的电报批示，八个字——“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事实上，“见面礼”并非只是陈毅所赠，而是所有中国人送给上海人民乃至当时4.5亿中国人民的“见面礼”。今天，擦去历史的尘埃，重新审视这份“见面礼”，那个已被老一辈上海人、中国人思考过无数遍、回答过无数遍的历史命题被重新激活：为什么全副美式装备最终被小米加步枪击败？岁月无言，却早已给出答案。

　　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翌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上海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新的人民政府成立前，书写并制作一块政府门牌成了当务之急。那么，人民政府的第一块门牌该由谁来写呢？这就不得不提队伍中走出的书法家武中奇了。

　　1907年，武中奇出生于山东省长清县。他自幼酷爱书法，却因家境清贫，只能以青麻作笔、清水代墨、方砖当纸，坚持自学。1936年，武中奇加入中国，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积极投入抗战的洪流中。人们说，武中奇是个传奇人物，握着枪能驰骋沙场，打得敌人节节败退；拿起笔能笔走蛇神，写出刚劲有力的书法。

　　筹备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事宜时，陈毅非常重视书写市政府门牌一事。他曾要求各方推荐专人来书写，并且认为请社会名流来写并不合适。经过再三考虑，他果断拍板：“我们人也有会写字的，就让武中奇同志来写吧！”

　　武中奇当时在华东纵队担任参谋长，是旅级干部。部队渡江南下，在镇江、丹阳一带就开始着手准备接管上海的工作，接管时所使用的封条、大印都是武中奇准备的。成立上海市人民政府时，武中奇任秘书科长。接到指示后，他提起大斗笔慎重地写下“上海市人民政府”七个大字。

　　不久，这块门牌就赶制出来了——木牌为长方形，用白漆作底色，中间用黑漆书写，字体为楷体。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这块牌子就高挂在江西中路215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大门口，标志着新政权的诞生。

　　1955年2月，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将上海市人民政府改名为上海市人民委员会，这块见证历史的木门牌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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