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摘 要：1935年，发现金山戚家墩文化遗址，它是上海地区最早发现的古文化遗址。因日军侵华战争爆发，上海博物馆原定发掘计划被迫中断。复馆后的上海博物馆，1947年底制订发掘计划，在政府经费支持下，于1948年对戚家墩遗址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发掘工作。这是上海境内第一次现代田野考古发掘。尽管当时对戚家墩遗址的年代与文化判断都存在一定偏差，但却奠定了以后进一步发掘的基础，这在上海现代考古史上是具有开辟新纪元的历史意义。

　　1935 年，上海金山县发现戚家墩文化遗址。这是上海地区首次发现古文化遗址，它预示着上海地区现代田野考古揭开新篇章。戚家墩文化遗址发现后经过多次发掘，于1973 年公布发掘简报，先后历时30 余年。《发掘简报》称：

　　戚家墩遗址最初发现于1935 年，是上海地区最早发现的一处古代遗址。它位于市区西南金山县山阳公社的海滨、杭州湾的东北部。

　　据调查和试掘，遗址的分布主要有两个地点：……为了进一步了解该遗址的内涵以及采取保护措施，1963 年2 月8 日到28 日，和1964年5 月15 日到30 日，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曾两次对他进行了发掘，先后开掘探方10 个，面积共140 平方米。另外，又在校场大队前场地上发掘墓葬8 座，并在Ⅱ区清理古井一口和采集了一批文化遗物。①

　　或许是受到时代条件的限制，《发掘简报》只字未提1948 年的戚家墩遗址发掘史实，②而且参与遗址发掘的当事人杨宽、张天方等亦未提及此事，③因此《发掘简报》便成为学者研究戚家墩文化遗址最重要的文献，甚至是唯一的文献，④遂致1948 年的发掘史实湮没不彰。笔者新近在上海市档案馆发现了1947 年《上海市立博物馆发掘松江海滨古遗址计划书》的档案，本文根据这份档案，并结合其他材料对1948 年戚家墩文化遗址发掘事实进行考察，还原历史真相，揭示其在上海现代考古文化上的历史意义。

　　现代中国考古学自20 世纪20 年代建立以来，根本的问题是回答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重建中国古史系统。①在中国文化西来说和疑古思潮的内外夹击之下，现代中国考古学勇猛前行。②龙山文化的广泛发现，令中国文化西来说不攻自破。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中国文明是一元起源还是多元起源，成为考古学领域的重大命题。在以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为核心的中原地区、山东半岛、西北地区和华北地区的文化遗址考古事业蓬勃展开的同时，东南地区的考古似乎显得有些黯淡、尴尬，甚至是带着自卑的情绪。③

　　晚清以降，人们长期受到传统文献特别是《史记》“吴世家”“越世家”、《吴越春秋》等记载的影响，普遍认为东南无石器文化。著名学者龚自珍慨叹中原、北方地区的金石碑刻十倍于东南，曾发出“但恨金石南天贫”的悲鸣。④吴越史地研究会发起者在成立缘起中无奈地说道：“江浙古无文化的传统思想，在人脑海中盘旋的久了。”又说：“书本子上告诉我们，江浙文化不如黄河流域之古。求其古物，仅有吴季子之剑、越王矛等十余种，这些古物不多而且是春秋战国时物，没有超过春秋以前的。”⑤即使在杭州古荡遗址、良渚文化遗址发现以后，东南文博界还有不少守旧的学者仍坚持旧的观念和认识。譬如，西湖博物馆的刘之远说：“浙江的古代文化，考之历史文献，只能上推到春秋时代的吴越。”又说：“考之历史，证明土壤，测其形状及所藏地点，浙江出土的石器，只可认可殉葬物。绝不能作浙江古远文化的证据。或作为石器之末期，而为金石并用时期，倘可能解，若定作浙江古远文化，以此为新石器时代之石器，恐怕九泉下的人们，还要在那里发笑罢！”⑥胡行之更是直接以《浙江果有新石器时代之文化乎？》为标题予以质疑，胡氏说：“如古荡及良渚一部分的石器，也颇似新石器时代的东西，但就地层方面考察，江南一带新石器时代未必有人类居住之可能，那末这些石器也只能着做是金石并用时期的特品，也是一种间接的殉葬品，而非直接的文化物产了。”他认为，这些出土之物只有玉器、刻纹陶片而无彩陶、土陶以及其他更古之物，在时代上最多只可推定到周末为止，“似不能再为提高了”。⑦不难看出，东南无石器文化的观念流播久远，影响至深。

　　若以1921 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遗址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确立标志的话，东南现代考古在时间上要晚10 年。卫聚贤、张天方、蒋大沂等先驱学者做出了杰出贡献，居功洵伟。尤其是卫聚贤，不仅是当时东南地区一系列考古活动的领导者、参与者，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发挥着精神领袖的地位和作用。

　　1930 年，南京郊外栖霞山张家厍发现六朝古墓，由卫聚贤主持发掘工作，在当地人俗称的焦尾巴洞发掘三国古墓时“无意中发现了石器”。1939 年卫氏追述：

　　当开此墓（三国古墓）道深约二尺时，发现了上为灰色（原处土为红色），而且有木炭渣在内，知道这里曾为人类栖息过。再掘有红色含砂质的粗陶片及鼎腿出土。这种陶器以我的经验，在黄河流域只有新石器时代有；而且鼎腿长过一尺，是在未发明使用煤炭而用木柴作燃料时的现象。我就断定这是新石器时代遗址。①

　　卫聚贤将这一发现，告诉协助发掘工作的暨南大学历史社会系教授张天方等，但是“他们以江南曾未发现过石器，据《史记·吴世家·越世家》所载，江浙在石器时代尚无人类”，认为这是后人使用的药铲。在发掘中，卫聚贤又发现一个完整的石斧，更加坚信了他的判断。因此，卫聚贤“将这石器遗址封闭”，报告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蔡氏特请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前来考察，李四光亦以江南不应有石器为词，于是卫聚贤又电报中央研究院考古组主任李济前来参观遗址。李济认为这是石器，但遗址只发现了一处，还是不足以证明东南地区有石器文化。所以，卫聚贤不得不再另寻其他石器遗址。②

　　1935 年，江浙沪等地发现多处古文化遗址，上海金山县戚家墩文化遗址即是其中之一。1935 年5月12 日，暨南大学教授张天方在常州奄城（建国后改作淹城）发现许多与南京栖霞山遗址相似的几何形花纹陶片，他将此事告知卫聚贤。5 月16 日，卫聚贤从上海奔赴奄城进行考察。常州奄城遗址几何形花纹陶片发现后，一起考察的卫聚贤、陈志良、张天方一致认为应该将“这种一向不为人所注意”的几何形花纹陶片公诸于众。③张天方回到上海后，旋于《时报》发表《奄城考古记》一文，并配有若干幅几何印纹陶拓片，开始引起世人注意。④

　　今人多谓张天方乃上海金山戚家墩文化遗址发现第一人。事实上，是时任上海《时报》主编黄伯惠首先发现了金山戚家墩文化遗址。⑤张天方发表《奄城考古记》以后，黄伯惠回故乡金山戚家墩勘查田地，发现田中甚多与张天方公布的拓片印纹相同的陶片，遂携带几片赠予张天方。张天方遂邀约黄伯惠赴金山戚家墩，捡回相同陶片一麻袋，藏匿家中，秘不告人。卫聚贤获闻后，提出与张天方再访戚家墩。⑥1935 年9 月，卫聚贤、张天方、蒋大沂、金祖同等一行再赴金山戚家墩，在约20 余亩盐田中俯拾两袋陶片。⑦1936 年10 月1 日，张天方率陈松茂、蒋大沂再赴金山嘴，进行考古活动。⑧不久，金祖同将卫聚贤、张天方等数次前往金山戚家墩探察考古之事撰成《金山访古记》，予以发表。金氏说：“在海塘中发现灰迹，除了黄色土面层下含有铁镕渣、宋元磁片的含砂砾炭炭土层外，再下去就是含有鼎足、鬲片、土器片、灰黑土层了，再往下去是没有文化遗物发现，只黑色的淤土层了。我们在这里认为灰土层是近代文化层，黑土层为古代文化层的。”⑨

　　1930 年代东南地区系列考古文化遗址发现，以1936 年杭县良渚文化遗址发现最为重要。在良渚，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黑陶和大量的玉器。然而，当时中国现代考古学还处于初期阶段，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体系尚未建立健全，考古材料有限，无法对良渚文化做出准确判定。1939 年梁思永对龙山文化首次进行总结，根据6 处文化遗址将良渚文化纳入龙山文化范畴，归为龙山文化- 杭州湾类型，但梁氏还是敏锐地意识到良渚文化与龙山文化有所区别，因此特别指出：“它们的文化‘相’与在河南、山东的有显著的分别，是很容易分辨的。”⑩

　　从南京栖霞山张家厍遗址、常州奄城遗址、金山戚家墩遗址，到苏州吴城越城姑苏台、随娃宫，澉浦、绍兴、杭县良渚等遗址，⑪除了发现石锛、石铲、石斧、石锥、石杵、石磨盘等石器外，还发现了鼎、鬲等大量陶器陶片，尤其引人瞩目的是陶器陶片上的几何形印纹。卫聚贤1930 年在南京栖霞山遗址发掘时就收集到陶片三百余片，“陶片上印有几何形花纹，这些花纹共计有十四五种不同的形状”。⑫良渚文化遗址更是出土了大量的几何形印纹陶片，花纹达到20 多种，包括早期的水浪纹、米字纹、回纹、重格纹、方格纹、回字纹、篾筐纹、麻皮纹、粗麻布纹、细麻布纹、绳形纹、蓆形纹、芦菲纹、方格斜条纹等二十余种，晚期的五铢钱纹、蛇皮纹等五六种，①施昕更说：“又有一种新事实引起我的注意，就是发见在地面上各处散布的印纹陶片极多……那时所蒐集的印纹陶片，具几何形花纹，达二十余种，与江苏金山、奄城所出是完全一致的。”②

　　几何形印纹陶的发现，令卫聚贤、陈志良、施昕更兴奋不已。陈志良激动地说：“我们在常州奄城、松江的金山等地发现了大批的几何形花纹的陶片而后，于是吴越民族的古文文化，略得曙光。”③卫聚贤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江南）石器遗址中的陶器均为几何形花纹，与黄河流域石器时代陶器上花纹完全不同。可证明江南自有文化，而不是受北方的传播。”④施昕更认为，从各方面来看，良渚发现的印纹陶片与江苏金山、奄城、浙江平湖、吴兴、海盐等地陆续发现的遗址，“具同一典型，并且是同一时代的文化产物，也可无疑，亦暗示此项陶片分布于扬子江下游三角洲平原区域，为同一文化区域。是认为吴越民族本位文化，也是有相当的理由存在。”⑤梁思永在判断良渚文化时曾提示过：“杭州湾良渚附近的遗址也包含着两个文化层。下层是龙山文化，上层是另一种文化，而这一种文化是以满布着几何形印纹的深色硬陶为特征的。这种硬陶广泛分布在扬子江、钱塘江和珠江三处下流三角洲平原上。”⑥

　　1930 年代东南地区在南京、常州、上海、杭州等地的一系列考古发现，特别是杭州古荡、杭县良渚文化遗址的发现，使得东南地区无石器文化遗址的局面大为改观，直接推动了1936 年“吴越史地研究会”的成立。⑦为了破除东南无石器文化的陈见，在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一个月，吴越史地研究会借上海八仙桥青年大礼堂主办了一次古代石陶器展览，邀请胡朴安、吕思勉、何天行等莅临演讲，主要展品就是自1930 年至1936 年东南考古界探访、征集和考古所得成果，达数千件之多。⑧《申报》对此次展览进行了简要报导。无疑，这次展览会对于宣传和普及东南地区、江南地区也有石器文化的观念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意义深远。

　　20 世纪20—30 年代，中原考古、北方考古主要是由中央研究院语言与历史研究所的考古组或考古所主持发掘的，而东南的考古发掘主要是由博物馆主导的。比如，杭州古荡遗址、杭县良渚文化遗址是浙江省西湖博物馆主持的，戚家墩文化遗址则是由上海市立博物馆主持发掘的。

　　上海市立博物馆（简称上海博物馆）创建于1934 年，推叶恭绰为设计组主任，主持一切筹备事宜，直到1937 年筹备工作大体完成，“乃试行开放”，馆暂设艺术、历史二部。⑨艺术部“包括考古”，主要任务是“搜集古代艺术品及古器物，作有体系之陈列及说明研究，以供市民参观”。⑩上海博物馆自筹建伊始，就将戚家墩遗址发掘列为考古方面一项重要计划：

　　此一古遗址（指戚家墩遗址）之发现，远在十二年前，其时本馆正当筹备之初，为准备开馆后考古工作之推进起见，曾请本馆特约研究员张天方博士并派现艺术部主任蒋大沂至东南各地调查古迹，当发现印陶系文化遗址十余处。此即其中之一处。至二十六年春，本馆开幕，对各项业务，积极进行，在考古工作方面，选定安徽寿县战国末年楚都为第一工作目标，本遗址为第二工作目标，期以十年，拟将东南各地本馆所发现之印陶文化遗址，尽作科学发掘，俾此一系文化之真相大白于世，为东南历史增一新页。⑪

　　据此可知，在上海博物馆落成后，考古方面的工作计划将戚家墩遗址考察、发掘置于第二工作目标的地位，雄心壮志，“期以十年，拟将东南各地本馆所发现之印陶文化遗址，尽作科学发掘，俾此一系文化之真相大白于世，为东南历史增一新页”。然而，上海博物馆的考古计划和抱负为战争中断。1937 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沿苏州河南下久攻不下上海的日军，兵分三路，主力部队11 月5 日从金山嘴发动进攻。①日军进攻方向正是戚家墩遗址所在地，这迫使上海博物馆馆务停顿，所有计划被迫中辍。

　　抗战胜利后，上海博物馆发生了较大变化。首先，上海博物馆的隶属关系发生变化，由此前直属市府改隶新成立的上海市教育局主管。其次，馆址发生变更。上海博物馆复馆前，首要任务是寻回战前寄存在震旦博物院、八年抗战期间为奸伪劫夺的文物。②1945 年10 月，上海市教育局委派杨宽为接收委员，“追寻旧有文物”。11 月成立复馆筹备委员会，聘请徐森玉、张凤、徐蔚南、高君珊、杨宽等为委员，同时借实验民众学校成立办事处，由杨宽出任主任，主持复馆事宜。由于江湾的博物馆旧楼在抗战中屡被炮弹，损坏严重，“欲恢复原状，需费甚巨”，并且由于行政与文化教育中心均已变迁，江湾市中心区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实施博物教育更多困难”，乃另拨四川北路横浜桥1844 号一栋三层楼为博物馆馆舍，面积约一百英方丈。1946 年3 月，上海博物馆复馆，杨宽担任馆长，杨宽亲自聘任蒋大沂、童书业，③分任艺术、历史二部主任。④

　　上海博物馆复馆之初，原定设置五部，因条件有限，仅成立总务、历史、艺术三部。历史部工作目标是收集历史文献以及不属于艺术、考古方面之文物，又因为博物馆定位“为一地方博物馆”，历史部征集工作“着重于上海文献方面”，搜集上海市及附近上海、松江、金山、青浦等十县文献；艺术部因兼包考古部门，范围较广，建馆以来陈列品搜罗较富，有石器、铜器、陶瓷器、明器、书画等珍品甚多，复馆后继续“竭力征集补充”。⑤在考古发掘方面，将战前发现的金山县戚家墩文化遗址发掘调整为首项工作，接绪战前考古发掘计划。

　　1947 年11 月，上海博物馆在战前掌握的相关信息基础上组织考察团进行了最后一次周密调查工作。经确认确有发掘价值，上海博物馆决心对戚家墩遗址进行发掘。首先，上海博物馆按照政府规定的法定程序呈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转请内政教育两部发给采掘执照，经颁发执字第十号执照。⑥与此同时，为了获得社会舆论支持，扩大社会影响，上海博物馆艺术部主任蒋大沂亲自撰写了《松江戚家墩的文化遗址》一文刊于馆办《文物周刊》，介绍宣传。蒋氏说戚家墩文化遗址的范围相当宽大，但是“在没有正式发掘以前，吾们不能说出它的详细情形……，有待于吾们去发掘”。蒋氏进一步介绍说，“若然粗疏一点的说，便可把这个文化遗址算作上至新石器下迄铁器时代先民居住之所，但是……真确的年代，在没有正式发掘以前，吾们还不敢贸然的加以判断”。不过，他特别指出戚家墩遗址发现的大量陶瓷碎片上面的各种几何印纹与中原的陶器显然不同。⑦今天已经无从知晓，此文究竟发挥了何种程度的社会影响效力，但就上海博物馆方面来说，却是为申请戚家墩文化遗址的发掘计划与发掘工作做了比较充分周瞻的舆论准确，为即将开展的发掘工作造势。

　　发掘戚家墩遗址，首先亟待解决的是经费问题。当时考古发掘经费或出于政府拨款，或来自社会资助。时值抗战结束，中国很快深陷内战泥淖，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物资匮乏，价格飞涨，特别是在社会对戚家墩文化遗址缺乏充分认知情况下，是不可能获得社会经费资助的，而上海博物馆在复馆后又“经费奇窘”，⑧因此发掘经费只有仰赖政府拨款。

　　因此，上海博物馆拟定了一份详细的戚家墩文化遗址发掘计划书《上海市立博物馆发掘松江海滨古遗址计划书》（下简称发掘计划书），并向上海市政府递交了申请戚家墩遗址发掘经费预算书。

　　《发掘计划书》由正文和附件两部分构成。正文约3000 字，包括（一）遗址之发现与调查，（二）论发掘此遗址之价值，（三）发掘方法。附件另装一册，包括（1）松江戚家墩附近印陶文化遗址略图一幅，（2）戚家墩文化遗址照片五帧，（3）戚家墩文化遗址所出印陶纹样拓片五十二种。⑨

　　《发掘计划书》虽以上海博物馆名义提交上海市教育局和市政府有关部门，但应是出自艺术部主任蒋大沂之手。杨宽虽是研治西周战国史大家，但却并不擅长史前考古。蒋大沂毕业于上海持志大学国学系，1930 年参加南京栖霞山六朝墓发掘后兴趣转向考古，从1932 至1935 年在业余时间同张天方等在江浙沪地区从事田野考古调查，1935 年11 月任上海市立博物馆筹备处干事，可以说蒋大沂是当时上海博物馆馆员中对东南地区文化遗址分布和戚家墩文化遗址情况最为熟悉的专家。蒋氏显然是草拟《发掘计划书》最合适的人选，何况考古本为艺术部主任职责所在。

　　《发掘计划书》第一部分《遗址之发现与调查》，首先详述上海博物馆在30 年代东南考古事业中的参与工作，在中国现代考古方面的宏大抱负：期以十年拟将东南各地发现之印陶文化遗址“尽作科学发掘，俾此一系文化之真相大白于世，为东南历史增一新页”，进而阐释了发掘金山戚家墩文化遗址的学术上的价值和意义。其次，详陈上海博物馆自成立以来征集、陈列、研究等方面工作情况，唯考古一项一直仍为空缺。因此，上海博物馆复馆后将此前考古发掘第二目标调整为第一目标首先进行。又松江为本市之邻县，本市地区与邻近各县之文化历史“本有不可分之关系”，“故本馆历史部征集上海文物，向以上海市及附近十县为对象”。而且，在此一文化区内，至今未有其他博物馆之设立，研求此区之史迹与文物，上海博物馆“责无旁贷”负有发掘此古遗址之责任。更为重要的是，此一遗址久已废弃，附近之农民、盐民又在利用，“而私掘之事已一再发现，设不及时用科学方法发掘，难免有被破坏之虞，是故此遗址之发掘实为本馆当前急切之业务”。最后，简要说明上海博物馆为发掘计划所做前期准备调查工作。

　　阐述戚家墩遗址发掘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是《发掘计划书》第二部分的内容，也是《发掘计划书》最重要的部分，它直接关系到能否获得政府经费拨款的结果。在论证戚家墩遗址“可断定其本为一古人住宅区之遗址”的结论后，《论发掘此遗址之价值》着重阐述戚家墩文化遗址科学发掘在学术上的四点意义：

　　（一）可以探索东南地区之古代文化。《发掘计划书》指出，我国近年考古发掘工作，仅注意黄河流域，而忽视长江流域，致使东南地区古代文化“尚多昧而未彰”，遗址发掘必定能使人们获得对东南古文化有一深切了解。（二）可以探索东南各地印陶文化遗址间的关系。《发掘计划书》分析，近代考古学家研究古代文化着重于探索陶器系统，如仰韶文化之彩陶文化、龙山文化之黑陶文化，皆是通过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使其文化明瞭于世，惟本馆所发现之印陶文化因国难为辍，未能使其实际情况明瞭于众。然而，印陶文化广泛分布于安徽，东及于海，南及香港，地域甚广，“实为我东南古代文化重要特征之一”，苟能于此遗址作科学发掘，必能使印陶文化实际情况及其时空关系大为明瞭。（三）可以探索我国瓷器之起源与发展进程。（四）可以探索东南金石并用时代之文化。正是深信金山戚家墩遗址的发掘在学术上所可能具有的贡献，上海博物馆“故虽在此经费极度拮据之时，亦拟排除万难，从事此项工作”。

　　《发掘计划书》第三部分说明戚家墩遗址发掘方法。根据戚家墩遗址存在上、下两个文化层，《发掘计划书》制订了针对性的发掘方案，具体内容包括：第一，选择一地点进行试掘，明其究竟，如有文化层留存，再用科学方法加以清理；第二，遗址上半部文化层，是此次准备发掘的中心。拟在遗址区内，依十字线挖等距离之长方形试探坑若干穴，探视遗址文化层之分布情况，再选各坑文化层蕴藏较富者，视地下情况，逐渐向外缘发掘，以期遗址蕴藏尽出；第三，整个遗址方位，先从事测绘。发掘时，由本馆技术人员指导随时制作坑位图，记载坑内各文化层遗物情况。遇有重要遗物发现，由技术人员亲自进行细作，以免损坏，并摄取照片，以便日后研究参考。各坑出土遗物，每日工作完毕后，编号登记，分别装箱保管，待全部发掘工作完毕后运回馆中保管。

　　发掘方案拟采用的发掘方法，无论是选取试掘点、长方形探方探道挖掘，还是遗址方位测绘、绘制坑位图、记录遗址文化层分布情况、坑内遗物拍摄、遗物编号登记等发掘技术、工序和注意事项，皆达到当时现代中国田野考古最先进的水平。

　　此外，《发掘方法》部分还提出海塘之内尚有若干其他遗址，在发掘工作之暇随时考察此等古遗址情况，以备他日再行斟酌从事发掘的预设。《发掘计划书》还指出遗址发掘工程规模大小，发掘后视遗址内蕴藏之丰富与否而定。若遗址蕴藏丰富者，可分年进行发掘。此次仅为初步发掘，发掘遗物运回馆中加以整理研究，随时编著发掘报告，以供并世学者研讨。

　　根据计划书落款时间，可知《上海市立博物馆发掘松江海滨古遗址计划书》递呈于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六日。①

　　同时，上海博物馆还向上海市教育局递交了一份发掘松江滨海古遗址支出的详明《经费预算书》。《经费预算书》开列发掘松江海滨古遗址的车旅费和膳宿费、发掘费、摄影费、绘制图表费、包装费以及运费6 项开支经费，每一大项下列分项。具体开支细目，参见下表：

　　表1 1947 年12 月上海博物馆拟发掘松江海滨古遗址经费预算表② （单位：法币元）

　　②《上海市教育局三十六年度岁出临时门社教机关其他经费预算书》，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124-1-7157。

　　《经费预算书》以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宽的名义递呈上海市教育局，落款时间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八日。这份《经费预算书》，应该是由艺术部主任、会计员和杨宽三方共同商量制订的。当时上海博物馆专设会计员一人，由上海市政府会计室核派。③

　　不过，上表之经费预算却并非上海博物馆递呈教育局的原经费预算。上海博物馆原《经费预算书》申请经费总金额为31，114，000元，而非27，114，000元。根据十二月十九日上海市教育局代理局长李熙谋递交上海市政府呈报，可知教育局对上海博物馆申请的原预算经费，“照原送预算经本局核减为二七，一一四，000 元”，并特别说明“该款拟在岁出临时门社教临时费三款四项六目其他经费未领用数内支拨”，同时附呈预算书一式二份（经会计主任马铭勋核算）、计划书一份、计划书附件一份。④上海市教育局削减了上海博物馆原预算书中第二项“发掘费”第一分项“工资”，“工资”一栏原开列：“200 工，每工约需80，000 元，合计如上数。”按此，原工资合计16，000，000 元，核 减 了4，000，000 元，改 为12，000，000 元，因此上海博物馆发掘松江海滨古文化遗址的总经费最后变成了27，114，000 元。

　　根据这份《经费预算书》，可知戚家墩文化遗址发掘所需一切人力、物力、用工、设备和材料等具体名目，同时也对1947—1948 年的相关事项的物价和工资水平获得一清晰认知。比如，上海至松江的二等火车票价每张21，000 元，松江至闵行的汽车票价每张35，500 元，闵行至金山嘴的汽车票每张35，500元，船费每人5，000 元；膳费30，000 元人/天，宿费10，000 元 人/ 天；草 鞋5，000 元/ 双、竹 畚 箕30，000 元/只；三角板150，000 元/块；棉花价格50，000 元/斤；工资80，000 元/工，等等。这对于了解和研究当时上海地区社会经济尤其物价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经费预算书》经会计处秘四科黄熙珪主任签章，递呈上海市政府会计处。经会计处审核后，会计长闵湘帆签字盖章后于12 月24 日转市政府秘书处，同时移文审计处、财政局（附预算书一份）；市政府秘书处于27 日呈市长吴国桢，吴国桢29 日签发，同意申请经费。⑤根据上海市政府会计处呈市长吴国桢办公室秘书处申批文，知道上海市政府1947 年岁出临时门社教临时费三款四项六目其他经费未支出费用总预算50，000，000 元，已支出15，380，000元，剩款34，620，000元，下拨上海博物馆27，114，000元后，存余7，506，000元。①可知上海市将社教临时费该项78.4%的经费拨给了上海博物馆，用于发掘金山戚家墩遗址。1946—1949 年，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物资匮乏，法币体系趋于解体，货币贬值，物价疯涨。②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上海市政府同意上海博物馆申请这笔发掘经费，一方面固然是上海博物馆在申请发掘经费时已临近年终结算上海市政府确实还剩有这么一笔经费，另一方面也颇可反映出当时上海市政府对于科教文化发展事业非常重视。

　　上海博物馆组成的戚家墩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团，由杨宽任团长、蒋大沂任副团长，持经内政部、教育部核准办法执字第十号执照，在江苏省政府以及松江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谢承炳敕令当地驻军协助、保护下，于1 月14 日抵达戚家墩，15日开工发掘。③

　　遗址发掘开始后，上海最大的报纸《申报》对发掘工作进行全程跟踪式报道，每月一报道。1948 年2 月15 日报讯：“上海市博物馆在松江县属戚家墩一带，从事科学发掘，已由内政、教育两部会同核执字第十号许可执照。闻该馆田野考古工作团，已于上月中旬由馆长杨宽、艺术部主任蒋大沂率领前往，开始做有计划之科学发掘，除发现石器刻文陶片、印纹陶器外，已发现古窑一所，预计发掘时期半载必有惊人收获。”④从这篇通讯来看，《申报》应该并未派出前方记者，关于戚家墩遗址发掘的进展和遗物情况是通过听闻途径获得的，因此才误以为上海博物馆此次发掘计划时间为半载。3 月15 日《申报》以简略的文字对发掘工作作了一次简报，这次只说“发现了玉锛、刻文陶片、印纹陶器外，又发现古窑一所，预计发掘结果将有惊人收获”。⑤4 月16 日《申报》对遗址发掘工作结束发表了简讯，报讯陈：“沪市博物馆杨宽正、蒋大沂由松江返沪，发掘戚家墩工作告一段落，刻正整理研究，编撰报告，定期展览。”⑥《申报》记者在经过较为详细了解和采访后，在戚家墩遗址发掘结束后一个月作了一次最为翔实的报道：

　　距离上海东百余里之戚家墩附近，曾发现汉代遗址，上海市博物馆为发掘此项遗址，由杨宽正、蒋大沂领导组成之考古团，以考察工作暂告结束，已于日前返沪，拟于今秋晨忙期后，继续进行次一步工作。据悉，此次在戚家墩与朱家胜两镇附近，复发掘近似窑基及三区域之古人住宅，同时发现有几何印纹器与另一种陶器、灰陶器多件。⑦

　　根据《申报》的连续报道，一般的普通读者可以对戚家墩遗址的发掘工作进展、遗物获得情况得到一概貌性了解。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博物馆方面的说法与《申报》的报道稍有出入。《上海市立博物馆要览》云，金山戚家墩遗址发掘时间从1948 年1 月15 日开始，由馆长杨宽、艺术部主任蒋大沂、干事张子祺、助理干事张启帆等组织田野考古工作团前往发掘，至4月20 日发掘工作告一段落。⑧然而，《东南日报》早在4 月13 日就已刊发了一篇具有简报性质的报道——《戚家墩遗址的发掘》。⑨综而推论，戚家墩遗址发掘工作的时间不会迟于1948 年4 月13 日。《申报》当是在考古发掘工作团杨宽、蒋大沂等返沪之后再做出的报道。《上海市立博物馆要览》之所以著录为4 月20 日，应是以遗物完全运输到馆时间作为最终结束时间。但是不管怎样，发掘工作从1 月15 日开始，即使是以4 月13 日结束计算，戚家墩遗址发掘工作期也是89 天，近3 个月。这，已经大大超出上海博物馆原订为期15 天的发掘计划，多出5 倍的工作日。按照1948 年物价和货币贬值水平，上海市政府拨给的27，114，000 元经费显然不足以支持。至于这超出的74 天的发掘、食宿、用工等费用究竟是如何解决的，通过何种方式解决，尚未找到相关记载，仍有待进一步发现新的史料。

　　戚家墩文化遗址发掘工作结束后，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宽于4 月24 日给内政部发去一封电报，并附上《戚家墩文化遗址初步报告纲要》一份。根据这份《报告纲要》，可以知道发掘地点在海滩边、海塘内和海滩边高地。发掘地区分为A、B 和C 三个区：

　　（一）A 区，在戚家墩西里许海塘外之海边附近海滩。因常年受到海潮冲刷，文化层遭到严重损坏。发掘工作团在此区先行试掘，共发3 个坑位，每坑长5 公尺、宽3 公尺，第一坑深1.6 公尺，第二坑深2.3公尺，第三坑深2.25 公尺。这3 个坑所获遗物不多，仅发得少量绳纹瓦片瓷片灰陶几何纹陶片并残灰陶盆1 件。发掘工作团又在A 区地位沙滩处开一坑，南北长7 公尺，东西宽5 公尺，除陶瓷片外，发得残瓷盂盆1 件、几何纹陶罐2 件。

　　（二）B 区，在海塘内苏南海滨民众教育区第一教室东侧荒地上。发掘后，判明为古代窑基，出土窑基砖和大量陶鼎足，略有甑底边、豆座等，并发现铁斤2 件。而后，发掘工作团在窑基东作放射线 公尺，又在两坑东端开一联络长坑，宽1 公尺，长16.85 公尺，不过，因无任何遗物出土，故而挖至深0.47 公尺处即停工。

　　（三）C 区，在海滩内运石河北岸大木桥堍沈氏宅基前。先在东部高地发掘，挖一南北向长坑C1坑，宽1.5 公尺，长17.5 公尺，而后在C1 坑南端向西开一横斜C2 坑，长4.4 公尺；又向南延伸开出C3坑，长5.9 公尺，宽1.5 公尺。又在C1 坑北端5 公尺处，向西开一横坑C4，东西长5 公尺，宽2 公尺。再在C4 坑之南边距西端0.5 公尺处向东开一坑C5，宽2 公尺，南北长4 公尺。又在沿河斜坑北边距东端0.5 公尺处开一坑C6，贯通C1 坑，西边距南端4公尺，坑西边长4.5 公尺，坑北边长2.5 公尺，宽均2公尺。又沿C3 坑西边开一梭行坑，长5.9 公尺，宽7公尺。在C 区，发掘工作团前后共开出23 个坑。

　　C 区为此次发掘重点地区，是住宅区，出土文物较多。其中以C8 号坑出土文物最多，包括瓷杯6件，其中4 件完整，大小不同，2 件残损；直边碗2件，1 件完整；麻布纹陶罐1 件；残断铜刀1 件。其次C10 号坑，出土网纹陶甑、红陶鼎、弦纹大瓷碗各1件。残铜刀1 件。此外，C1 号坑出土直边碗、带盖直边碗以及残铜刀各1 件。

　　此外，在C 区还发现石器3 件，石刀、石斧、石锛各1 件；灰陶纺轮2 件，全体圆形，中有一孔，中部厚，两端薄。①

　　戚家墩文化遗址的土层分布情况，1935 年卫聚贤、张天方、蒋大沂、金祖同等人考察时便已经发现戚家墩遗址的土层分布非常清晰，可以分作三层：地表层为黄土层，土层中含有铁镕渣、宋元磁片的含砂炭土；第二层灰黑土层，含有鼎足、鬲片和土器片等；最下层黑土层，没有发现文化遗物，仅有黑色淤土，因此卫聚贤等认为第二层灰土层为近代文化层，黑土层为古代文化层。②在1948 年发掘后，《报告纲要》将戚家墩文化遗址土层明确分为四层：（1）农耕土，深度约三四公寸左右。（2）黄土层，厚者达1.3 公尺，薄者仅0.18 公尺。（3）文化层，存有大量农作物及堆积之垃圾，土色为青灰紫褐等色，深浅不同，厚者达1.6 公尺，薄者0.3 公尺。文化层，又可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硬黄褐土；下册为灰褐土，夹有软灰土及黑灰。（4）底床，即生黄土层，质地极硬，为早期冲积而成，出土物多出于该层。③

　　据前所述，1948 年戚家墩遗址发掘面积，A 区80 平方米，B 区约40 平方米，C 区约120 平方米，总约240 平方米。而1963 年2 月8 日至28 日、1964年5 月15 至30 日两次对戚家墩遗址进行发掘，先后开掘探方10 个，累计时间37 天、面积140 平方米；又在校场大队前场发掘墓葬8 座，并在第二区清理古井一口和采集了一批文化遗物，发掘遗物数量约200 多件、五铢钱28 枚。④两相比较，无论是在发掘时间上，还是在发掘规模、获得遗物方面，1948 年戚家墩遗址发掘都超过1963、1964 年两次发掘规模和总量，发掘面积，前者是后者1.7 倍，时间是其2.5倍，遗物数量是其5 倍左右。这一发掘工作体量，也大大超出上海博物馆原定发掘“遗址上半部文化层是此次准备发掘的中心”的计划预设。①

　　东南地区一系列的田野考古发现，给当时的中国考古学界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给考古工作者提出了许多新问题。通过陶器系统判定考古文化遗址的性质和年代是现代中国田野考古学的传统，是现代中国考古学学科最基本的手段和方法。因此，戚家墩遗址出土的大量的印纹陶器陶片也是判断戚家墩文化遗址年代和文化性质最主要的依据。但是，戚家墩遗址出土的遗物的复杂多样性给准确判断这一文化性质带来了不少困难，何况20 世纪30、40 年代中国考古学界关于印纹陶的性质和年代的判定存在很大分歧。印纹陶，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的东南沿海中国地区，北方则较罕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以中原和北方考古为“主战场”的李济、梁思永等著名考古学家在面对印纹陶时无法判断或出现误判。

　　况且，当时东南考古学界本身内部也存在严重分歧。这一分歧可以追溯到1930 年，在判断南京栖霞山张家厍古文化遗址时，卫聚贤和张天方就已出现根本分歧。对于印纹陶器陶片和石器，张天方认为是汉代遗址，而卫聚贤则认为是更古的石器文化遗址。在东南考古遗物的判断上，卫聚贤有他的见解和看法，他说：“发现古物，对于古物及遗址的年代，如有文字书明年号者，可知其绝对的年代，如有文字或花纹，就其文字花纹的语气形式等，可以考知其相对的年代。故此，只能有推定的年代。推定的年代与其说得过晚，不如假定得早。”②如此，则可以引起社会与政府的重视，加强考古发掘，进而通过科学的研究做出精确判定。不过，卫聚贤的这一见解和认识倾向，遭到持不同意见的学者的暗讽。③

　　张天方，是戚家墩文化遗址发现发掘过程中一位功不可没的重要人物。张天方原名凤，1930 年代曾几次参加安阳殷墟遗址考古发掘，④是东南考古界最富田野考古工作经验的一位考古学家。上海博物馆筹备之初即聘其为特约研究员，受馆方委托曾与弟子蒋大沂、陈松茂等赴东南各地调查古迹。⑤1946 年，张天方自浙返沪，任职上海工业专科学校，并受聘上海博物馆复馆筹备委员会委员。⑥可见张天方与上海博物馆考古、东南考古事业的关系极为密切。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东南考古界另一重要人物卫聚贤1939 年离开上海，远赴重庆，主编《说文月刊》，导致可能发出不同声音的重要代表人的缺席。⑦而且颇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博物馆复馆首任馆长杨宽与卫聚贤有着某些世人难以明瞭的恩怨。⑧因此，张天方关于东南考古遗址遗物的看法与判断，会深刻影响甚至是左右他的弟子以及上海博物馆的考古判断立场和倾向性。

　　1935 年，张天方兄弟考察昆山陆家浜、上海西部，判断发现的陶片是“汉代陶片”（按稍晚于良渚文化的马桥文化即位于上海西部）。1936 年9 月卫聚贤、张天方等考察金山戚家墩遗址时，卫聚贤断定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张天方认为是六朝遗物。卫聚贤后来追述：“我们两方的意见，相距太远，从此在江南考古上，各走了各的路线 月，张天方再赴戚家墩，他在日记里说“再四探验，捡得汉前后陶片”。①1947 年，上海博物馆在发掘金山戚家墩文化遗址前，艺术部主任蒋大沂在《文物周刊》上发文说戚家墩文化遗址范围相当宽大，“在没有正式发掘以前，吾们不能说出它的详细情形”，综合考虑调查所得陶器陶器、瓷器和铜器、铁器，“若然粗疏一点的说，便可把这个文化遗址算作上至新石器下迄铁器时代的先民居住之所”，蒋氏虽再三宣称“真确的年代，在没有正式发掘以前，吾们还不敢贸然的加以判断”。但是，上海博物馆却是将从戚家墩遗址所得4个完整的陶器置于第二陈列室汉代陶器橱窗陈列展出的。尽管蒋氏指出戚家墩遗址以及东南其他地区考古发现的印纹陶器陶片，“它和我国中原的陶器，显然是不同的”，但蒋氏仍然强调这与河南信阳游河镇擂鼓台汉墓出土的汉代瓷器是同型的。②可以看出，蒋大沂关于戚家墩文化遗址年代的叙述比较客观，但是倾向性也十分明显。1948 年4 月13 日，《东南日报》上发表的《戚家墩遗址的发掘》一文宣称：“由于这次的发掘，可以推寻汉代江南沿海一带人民生活情况，同时连带地还可以解决许多考古学上的问题。汉代各种的实用陶器的形势，我们从这里可以多制度许多汉代的制陶工业，我们也可从这里获得若干消息。”③《戚家墩文化遗址初步报告纲要》也明确说：“几何印纹陶器……实为我国东南古代文化遗址之特征，惟此类陶器均出乡人偶然获得，未经科学发掘，其时代颇不易定，昔年西湖博物馆在杭州良渚发掘，于上层文化中亦有此类陶片发现，论者或断为新石器时代之物，或断为春秋战国间物，惜因当时发掘之区域不大，同时出土之物不多，其时代终未能确切判定。由于此次出土文物之比较研究，此戚家墩遗址，当为汉代前后之文化，则此类几何印纹陶器之时代当亦不出战国六朝间。”④可见，以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宽、蒋大沂为代表的考古学者认定了戚家墩遗址为汉代前后的文化遗址，而且还判定良渚遗址也当是此时期的文化遗址。此外，杨氏还在1949年6 月27 日答覆胡就明主任的信中也说“戚家墩在松江，这是个汉代居民住宅区的遗址”，⑤彻底坐实“汉代说”的断论。因此，同年8 月上海博物馆出版的《上海市立博物馆要览》以显眼的段落文字径称松江戚家墩遗址是“汉代文化遗址”。⑥这样，戚家墩文化遗址是汉代文化遗址似乎已成定谳，张天方“汉代文化遗址说”占据一边倒的获得胜利，当年卫聚贤所提醒的其他年代的可能性完全被过滤被摈弃。

　　1959 年，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宽调往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⑦1963 年、1964 年两次戚家墩遗址发掘，遗物经过科学的整理、分类和分析研究，1973 年发表了由梁志成、黄宣佩执笔的《发掘简报》，公布结论：

　　（戚家墩）遗址包含有两类文化遗存。早期文化遗存即所谓下层文化，包括和其性质相同的第一类墓葬以及采集的陶器和青铜器，其特征是有比较多的几何印纹硬陶和一些釉陶。印纹硬陶的质料比较纯净，拍印的纹饰也富于变化，最常见的有方格纹、细方格纹、米筛纹、回字纹等……这些遗存的年代也大致在春秋战国时期。……晚期是西汉文化遗存，包括第二类墓葬和一口水井……其年代应在西汉中期。……遗址中所出的几何印纹硬陶，都叠压在西汉文化层下面，而西汉文化层中未见这类陶器。⑧

　　逮至1980 年代初，考古学家对金山戚家墩文化遗址已经能够做出更加深刻的认识和准确的年代判断，明确指出戚家墩遗址“早期文化为西周时代的几何印纹陶遗存”。⑨经过半个世纪中国东南地区考古文化遗址的发掘和探索，我们知道东南地区的几何形印纹陶的年代跨度很长，考古学界对于几何印纹陶器已经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江南地区印纹陶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兴盛于相当中原的商周时期，衰退于战国至秦汉，他的发展鼎盛以至衰退，大体与商周青铜器工艺的盛衰一致。”⑩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1930 年代卫聚贤关于中国东南考古文化遗址判断的前瞻性和卓越的预见性。当然，我们必须予以同情的理解，面对东南考古出现的新事物东南考古学界存在偏见甚至误判也在情理之内，比如考古学家就曾经判断良渚玉器是宋玉或是汉玉。①

　　1935 年金山戚家墩文化遗址的发现，构成20世纪30 年代东南考古链条上重要的一环。这一发现对研究杭州湾地区几何印纹硬陶的发展序列及其下限年代，又增添了一批新资料，②不仅充分证明了东南有古文化遗址，而且还有不少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降至1980 年，上海境内陆续发现崧泽遗址、澱山湖遗址、马桥遗址、亭林遗址等25 处古文化遗址，这些遗址分属于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崧泽文化、马桥文化和戚家墩文化。其中戚家墩文化自成一类型，以戚家墩命名的文化遗址上海境内共有16处，系典型的春秋战国考古文化遗址。③戚家墩遗址作为现代上海地区最早发现的古代文化遗址，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和考古学史上的意义。抗战结束后，上海博物馆克服当时极其困难的物质条件策划主持了1948 年金山戚家墩文化遗址发掘，为后来的发掘工作和上海境内其他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奠定了基础。尽管金山戚家墩遗址不是上海境内最古老的文化遗址，即使当时对这一考古文化的性质和年代的判断存在一定偏差，但是却开辟了上海现代考古的新纪元，对于推动上海考古文化体系的建立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正如《戚家墩遗址的发掘》一文的作者所说：“这上海附近地区里，从事考古发掘工作，还是第一次，意义是何等重大！”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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