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那些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作出过突出贡献的人，他们的死即是“重于泰山”，毛主席去世时全国哀悼，周总理去世时十里长街相送，焦裕禄去世时老少恸哭......他们都是值得党和人民永远铭记在心的人。

　　因“汪辜会谈”留名的汪道涵亦是如此，但在中，却留下了一道谜题，直到大家看到汪道涵的墓碑，此谜题才拨开云雾见青天。

　　汪道涵一生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国之后又任上海市市委书记，而后成为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的会长，他不仅是一个老革命家、教授、博士，还是一个“超级书迷”。

　　作为一个饱学之士，汪道涵是我国政界知识渊博的学者型领导，身上儒雅和理性的气质，在“汪辜会谈”中令人印象深刻。

　　汪道涵1915年出生于安徽省嘉山县，父亲汪树德是清末的秀才，曾经留学日本，思想开明，还参加过中国同盟会，所以汪道涵从小便受到了十分良好的教育。

　　1937年汪道涵远赴上海求学，积极参加上海学潮，并且于1938年加入了中国，开启了自己的革命生涯。

　　1940年，汪道涵邂逅了自己生命中的灵魂伴侣和亲密战友——他的妻子戴锡可。戴锡可生于女山湖南岸戴巷村的一个大户人家里，父亲戴嘉树是村内的首富。

　　戴锡可家庭条件好，又有着十分开明的父亲，所以她与当时很多只能呆在深闺的女孩子不一样，她从小便接触外界的新事物，新知识，长大之后还到了新式学校上学。

　　思想解放的风潮席卷了全国，也让大户人家的小姐戴锡可产生了投身革命的心，就在这时，她遇到了时任新四军四支队战地服务团的副团长汪道涵。

　　第一次见到汪道涵时就被他博学多才，刚柔并济的气质所吸引，毅然决定跟随他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因为有着共同的理想追求，二人很快便走到了一起，喜结连理。

　　但在那个动荡年代里革命爱情总是饱经风雨，很快，戴锡可便怀上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孩子满月时，恰逢日伪军又组织兵力对皖东抗日根据地实行“大扫荡”，心系革命的戴锡可只好忍痛将孩子交付给老乡，自己则奔赴战场。

　　1943年，戴锡可生下了她与汪道涵的第二个孩子，可是由于条件太差，戴锡可身体虚弱，孩子生下来七天后便夭折了，这给戴锡可和汪道涵都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特别是戴锡可，她还因此落下了病根。

　　抗战胜利之后，戴锡可在每个国家安排的岗位上都兢兢业业工作，她为人正直、坚强，不久后便积劳成疾，于1965年离开了人世。

　　百科上关于汪道涵的一些谜团，也源于其结发妻子的逝世，妻子去世十多年后，汪道涵本无意再找伴侣，但随着年岁越来越大，组织认为汪道涵晚年还是需要人来陪伴，于是已经年过六旬的汪道涵在组织的关怀和介绍下，与第二任妻子孙维聪结婚。

　　汪道涵与第一任妻子戴锡可所育的二子三女出生时间都可以确定，但与孙维聪所育之子汪雨的出生年月却和母亲孙维聪在上的资料出现了令人难以理解的矛盾与错误，一直到汪道涵逝世，看到他墓里的墓碑才解开这个谜题。

　　爱妻之死让汪道涵心如死灰，度过了一段浑浑噩噩的日子。但他身上始终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由于历史上的 复杂原因，我国的宝岛台湾一直分裂在外，汪道涵始终非常关心台湾当局的动向，关心两岸关系。

　　上海市台湾研究会成立时，汪道涵被推选为了名誉会长，1992年，“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确立之后，台湾当局成立的“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与汪道涵坐镇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积极磋商会面事宜。

　　1993年4月，在祖国的多年大力推动之下，举世瞩目的“汪辜会谈”在新加坡海皇大厦正式举行。

　　学识渊博的汪道涵有着十分广泛的爱好，除了外国的古典乐曲、下围棋之外，他尤其喜爱中国的传统京剧，也正是因为这个爱好，使他和“汪辜会谈”的另外一个主角台湾“海基会”的会长辜振甫有了更多的共同话题。

　　在第一次会谈时，汪道涵和辜振甫见面没有上来就开门见山商谈两岸问题，而是非常默契地闲聊了半个小时京剧，在这半小时里交谈甚欢，不仅为之后的商谈奠定了轻松愉悦的基调，也在无形中拉进了二人的距离，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1998年第二次与辜振甫在上海会晤时，汪道涵还特地为辜振甫买了上海兰心大戏院的余派剧目《空城计》。

　　汪道涵和辜振甫通过对彼此爱好的交流，从京剧延伸到心灵层面的沟通，极其有利于双方的会谈达成共识，拉近两岸关系。

　　1993年汪辜第一次会谈以签署了四项协议圆满成功后，二人一直在积极进行第二次会面的筹划，本应于1995年进行的第二次商谈，由于台湾当局的破坏，不得不到了三年后的1998年才成行。

　　此次会谈意义重大，而已经八十多岁高龄的汪道涵也备受瞩目，当时，香港的《亚洲周刊》还对汪道涵进行了一次特别的专访。

　　“汪辜会谈”之所以受到全世界瞩目是因为它是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的高层人士以民间名义进行的最高层次的会谈，而“汪辜会谈”的成功举办，对海峡两岸人民将会带来不可估量的福祉。

　　对扩大两岸经贸、科技合作和各层人士人员的往来，以及各项交流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作为少年从戎的革命家，汪道涵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汗马功劳；作为长期从事经济建设的党的干部，他鞠躬尽瘁，为发展对外经济交流合作作出了突出贡献，还为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大业倾尽了所有心力，他值得被党和人民铭记。

　　就任上海市市委书记，成功促成“汪辜会谈”......在这一件件大事之后，都有一位女性作为汪道涵坚强而柔软的后盾，照顾他的饮食起居，那就是汪道涵的第二任妻子孙维聪。

　　汪道涵忙于政府事务，对待家里的琐事很少过问，孙维聪总是尽心尽力地操持家中的所有事务，虽然二人于汪道涵晚年才邂逅结合，但二人的感情却非常好。

　　孙维聪毕业于无锡市第一女子中学，从前曾在安徽担任教师，为人善良，很有书卷气，而汪道涵平生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所以孙维聪与汪道涵相处地十分投机。

　　汪道涵虽为人爽朗，儒雅从容，但是在外却鲜少提起家事，而且孙维聪又十分低调，所以二人之间相处的一些趣事，也是后来通过亲人朋友的回忆得知。

　　孙维聪本以为此生可以与汪道涵相敬如宾到老，可世事却不能如人愿，进入2000年之后，孙维聪身体逐渐开始出现问题，后来几近成为了植物人，2003年，孙维聪因病去世。

　　孙维聪的离开，给年迈的汪道涵带来了很大的打击，两年后，汪道涵也与世长辞，葬于福寿园。一直到汪道涵逝世，他的第二任妻子孙维聪才因为汪家的小儿子汪雨逐渐广为人知，汪道涵墓中的一块墓碑，也解开了缠绕在孙维聪身上的一个谜题。

　　作为一个政界、外交界的知名人士，汪道涵有着属于自己的，根据相关链接，在汪道涵的中我们可以知晓其妻与其子的资料，汪道涵逝世以前，孙维聪的中一直显示她生于1918年，只比汪道涵小了三岁。

　　孙维聪虽然为人低调，但她和汪道涵唯一的儿子汪雨却是一个性情洒脱之人。汪雨生于1975年，曾被称为“京城四少”之一，高中毕业后便去了美国进修，回国后自己经营了一家艺术公司，非常独立自主。

　　但他的感情生活却一直为人所诟病，从黄奕、赵薇到张敏，他身边从来不缺娱乐圈的大牌女星，家世显赫，个人能力也很强，绯闻环绕，过得可谓是风生水起。

　　由于汪雨的引人注目，人们逐渐也把目光聚焦到了他的母亲，汪道涵的第二任妻子孙维聪身上，按照汪雨的出生年龄推算，如果孙维聪线年生人的话，那么她生育汪雨时已是57岁高龄。

　　而据科学研究，女性在45至55岁之间大多数便会自然绝经，绝经代表着卵巢功能的衰退，雌性激素分泌的枯竭，随之而来的就是生育功能的中止。孙维聪57岁诞下汪雨似乎不是那么可信。

　　2005年汪道涵下葬福寿园之后，他的家人与工作人员反复甄选了设计方案，最终用了一块天然原石雕刻汪道涵的八字墓志铭，正中间则放着汪道涵的一尊青铜坐像。坐像“远眺”东南方向，而那里，就是台湾。

　　在青铜坐像的下面有一块光洁的石板，上面清晰地雕刻着汪道涵两位夫人的生卒年月，原来，生于1918年的并非孙维聪，而是汪道涵的第一任结发妻子戴锡可。

　　戴锡可被称为“皖东抗日女英雄”，深受皖东人民的爱戴，也许正是因为戴锡可的一生太让人印象深刻，人们在编辑时才会不小心将孙维聪的出生年月也设置成了1918年。

　　其实，孙维聪是1934年生人，所以，她生下汪雨时应是41岁。戴锡可和孙维聪两位都是出色的女性，汪道涵墓碑上的信息让孙维聪的出生年月明晰于天下，也解开了她到底是不是57岁高龄生子的谜团。

　　如今，汪道涵已经逝世十多年，而占地六百亩的福寿园也不仅仅是一座普通的墓地，而变成了一处知名的人文纪念公园。

　　因为对海峡两岸关系做出过突出贡献的汪道涵葬在此地，这里也成为了两岸人士不约而同选择地开展人文交流活动的地方，以这样的特殊方式，纪念他们尊敬与爱重的汪道涵老先生。

　　就像是考古人员用尽毕生精力回溯历史，还原历史一样，我们对每一个留名青史的伟人生平的考证，都是基于对他们的无限敬重。

　　虽然是所有人都可以编辑的一个全民性科普网页，但不管我们是否是专业人员，都应该对自己所编辑的内容负责，这是对读者的尊重，更是对汪道涵及其家人的尊重。

　　毛主席曾经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汪道涵之妻孙维聪生年的不懈探究，也是本着还原历史真实，还原汪道涵真实人生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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