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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维祯，字廉夫，号铁崖，元末文学家、书法家，晚年隐居松江胥浦（今属金山），与陆居仁、钱惟善并称为“三高士”。

　　杨维祯年少得志，32岁时一举中进士第，官至天台县尹。这一官职虽然不高，却是元朝汉族文人初入仕途时所能触及的“天花板”。

　　当时的天台山瘠民穷、社会情况复杂，其中的八个小混混最为祸害。初入仕途的杨维祯“性颇狷直，甘与恶人仇”，一到天台便查实八人罪行，并惩戒了为非作歹的黠吏，赢得乡民好评。

　　闲居四年后，杨维祯改任钱清盐场司令，官职降为从七品。管理盐务时，他目睹百姓生活艰难，故请求减轻盐税，甚至不惜挂印辞官。在他的据理力争下，上级才勉强批准减额。

　　之后，杨维祯的父母相继去世，丁忧期满却补官无望。过了十年，才被任命为杭州四务提举。

　　赴任前，他写下了这样的心声：“俯仰三十年，同袍几人在。明当理行舟，天远征鸿背。那能事烦剧，晓出星犹戴。行当谢冠冕，归荷山阳耒。”

　　四务提举是一个“位低事杂”的小官，但杨维祯上任后“日夜爬梳不暇”“尘土满衣襟”，四处奔波体察下情，十分尽心尽责。

　　任建德路总管府推官时，杨维祯“悉心狱情”，详细查看案卷，仔细查问犯人，“务使无冤民”。

　　由于政绩突出，他获擢升为江西儒学提举。但因为战乱不断、交通阻塞，最终未能成行。

　　自此，杨维祯结束了自己的从政生涯，时年64岁。同年，应松江同知顾逖之招，他举家徙居胥浦，直至终老。

　　官场失意之际，却是杨维祯的创作巅峰期。杨维祯在世时的影响有多大？收录杨维祯32篇赋文的文集《丽则遗音》，曾在湖广乡试中被推为科举用书，一度成为学子考生的写作范文。

　　隐居期间，杨维祯身边聚集着众多高士名家。宋濂、李孝光、倪瓒、黄公望等，都是其密切交往的文友。他们宴饮游乐、山水唱和，作画题诗、互赠序跋，留下了一段段佳话。

　　通过此类文会、雅集、唱和等活动，杨维祯及其引领下的铁崖派，在东南士绅群体中的影响不断扩大。

　　杨维祯钟爱“铁”字。他少时苦读于铁崖山，因而自号铁崖；因擅吹铁笛，又自号铁笛道人。此外，他还号铁心道人、铁冠道人、铁龙道人等。

　　“三高士”之一的陆居仁，曾用“铁崖头骨如铁坚”来描述杨维祯。他本有用世之志却一直仕途失意，因而心怀孤愤，对元朝的弊政持批判态度；等到张士诚称王，却又屡召不赴；应明太祖之召参与纂修礼乐书时，在京停留百余日即乞归乡。

　　杨维祯隐居后，在门上写下榜文：“客至不下楼，恕老懒；见客不答礼，恕老病；客问事不对，恕老默；发言无所避，恕老迂；饮酒不辍车，恕老狂。”

　　他一方面用“懒、病、默、迂、狂”等诠释着自己的个性倔强与不逐时流，另一方面却又有着孩童般的赤子之心。

　　公元1345年，杨维祯在湖州踏青，形容自己为“五十狂夫心尚孩”；十余年后，他有感于隐居之乐，又作诗曰：“道人行年七十近，醉舞颠歌心尚孩。”

　　他遍访名胜、广泛交友，仅在璜溪授业的两年间就撰写了25篇关于金山的文章；他平等地看待各种户籍、各种职业身份的人，强调“尧舜与许由虽异，其得于自然一也”。

　　杨维祯认为，无论是圣人还是隐士，无论是医卜工贾还是公卿大吏，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谋生，并无高下之分。

　　透过他的诗作，我们可以感受到对世俗的肯定、对个性的讴歌。在封建王朝时代，他融入生活、书写市井，引领江南市镇文化发展，如此真实、旺盛的生命力颇为难得。

　　杨维祯隐居金山亭林时，亲手种下一棵罗汉松，被称为“铁崖松”，至今仍傲立于亭林“古松园”内，为“亭林八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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