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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椿，字春木，一字子寿，松江府娄县人，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第一代弟子。他绝意仕途，前半生游历，后半生投身书院，教授弟子甚众，对文学理论、经世致用思想、地方志理论均有阐发。

　　姚椿少年时学习勤勉不懈，十岁读《全唐诗》，喜博览，“遇未见之书，必手自抄录”，有“两脚书橱”之誉。道光十一年，姚椿应河南长吏之请，掌教彝山书院（亦称夷山书院），自此开启数十载的书院讲学生涯。彝山书院由开封知府栗毓美所创，“选士之本，肇于蒙童”，主持山长先后有范煜、姚椿、郭仪霄、丁嘉藻、吴企宽、钱聚朝、钱仪吉、史致昌等人。据《彝山书院志》所记，书院从组织管理到学规条约，从教学管理到经费管理等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办学体系，积累了宝贵的办学经验。姚椿担任山长期间，彝山书院办学质量显著提升，岁试取进十四人，科试取进十六人，举人提名五人。道光十八年，姚椿应湖广总督林则徐之聘，执教湖北荆南书院，前后七载。荆南书院于康熙五十八年创建，招收府属七县生童中的尖子生。书院山长、主讲皆为社会名流，获赞“人文之盛，鼎甲荆湖”。道光二十五年，姚椿主讲松江景贤书院。景贤书院位于华亭县东南，于嘉庆七年修建，还常年分派掌教兼课云间书院的肄业童生。

　　此时的姚椿虽患腿疾，却仍然热心书院事业。江南一带文人，如沈曰富、陈寿熊、顾广誉、何其超、熊其英、张锡恭、叶兰笙等均师事或私淑于姚椿。姚椿爱惜人才，始终“以实学励诸生，朝夕谆谆”。遇到品行高尚的学生，有孤寒无以自立者，必给予资助。他强调“惟成就人才是急”，主张师者要严格，学生才能学会明辨是非善恶，成就大器。对于当时“世道既衰，师道亦敝”的社会风气，姚椿感到极为痛心。这番情绪，与他的成长过程亦有很大关系。嘉庆十年，姚椿遵父命，师从姚鼐。当时，姚椿已小有成就，辞章、训诂之学气焰方盛。姚鼐问：“子之业几成矣，然亦尝从事程朱之学乎？”姚椿未有以对。为何对师之问默而不应，姚椿晚年在寄顾广誉的复信中有说明：一是因其起初对程朱之学还心怀疑态之故，二是认为这可能只是姚师招揽学生的曲诱之言。师徒的“未果谈话”结束后，姚鼐给姚椿一本《濂洛关闽书》。姚椿翻阅赠书，“读之爽然，如有所失，已复欢然，如有所得”，对姚师之言深切著明。自此，他摒弃夙习，潜心程朱之道，终身诵说。姚椿对恩师有着深厚感情，游历在外也不忘与师书信往来。嘉庆二十年，姚椿赶到金陵钟山书院。此时，姚鼐已病重，姚椿精心照料师父数月。姚鼐逝世后，姚椿亲视含殓，并整理恩师遗著，将其刊行出版。

　　姚父令仪，官至四川布政使。姚椿年少时曾随父游历各地，深知底层百姓疾苦，颇有匡时济世之意，“凡河渠、农桑、漕运、边防以及闾阎疾苦”无不再三研究。同时，所到之处必周览其山川，交其贤豪长者。清代文学家王昶（青浦朱家角人），晚年应邀执教杭州敷文书院。他对姚椿诗文赞叹不置，赠以“诗有中流砥柱，大雅扶轮”“文章名节无穷事”。嘉庆四年，姚椿出游至杭州，王昶向其请教诗文真谛。姚椿自道为诗心得：“以讽谕为主，以音节为辅，以独造为境，以自然为宗。”姚椿一生笃志学问文章，著述颇丰，撰有《通艺阁诗录》八卷、《通艺阁诗续录》八卷、《通艺阁诗三录》八卷、《通艺阁和陶集》三卷、《通艺阁文集》六卷、《晚学斋文集》十二卷等。他还承继与整合《湖海文传》《古文辞类篹》之体例，“搜罗历四十年”，编成《国朝文录》八十二卷。其中选入不少罕见之作和部分事迹未详者的佳作，具有极高的文献保存价值，可见积时之勤、用意之深。

　　姚椿以加强道德修养的内圣高标严格要求自己，并不当遗世独立的隐者。在为学作文的同时，他存忧世之虑，不时对现实问题发表见解。比如，他揭示八股取士造成求仕者只知记诵圣贤而无实际才能，更不知民间疾苦，可谓切中科举要害。面对内忧外患、鸦片肆虐、民不聊生的现实，姚椿作《禁烟行》《罂粟花》等文章揭露与批判人们吸食鸦片、不法分子牟取暴利的情景。听闻林则徐虎门销烟壮举时，姚椿欣喜不已，作诗《喜闻粤东大捷，奉寄前制府林公三首》相贺；后林则徐禁烟受挫，姚椿又作《嗣闻捷音不果志闷》，抒发心中愤懑。鸦片战争期间，姚椿时时关注战争动态，作《海上杂诗七首》，记述闽浙人民抗英义举。姚椿还与洪符孙一起纂修《禹州志》，将旧志书中的沿革表改为纪事沿革表，沿革中有考证，纪事兼载灾祥，二者相互补充。其间，应何士祁之聘，同周墉等人创修《川沙抚民厅志》十二卷，内容丰富，故事质实，翔实载述倭寇、风俗、经济等情况。

　　姚椿诗词文章在维护桐城家法“义理”“考据”“辞章”的同时，体现出不少新的时代特点，即强调文章的“纪事”功用。比如，在《国朝文录》的“论辩类”和“奏议类”文体中，选录了许多反映社会政治、经济和民生等内容的文章，包括《救灾议》《防海》《论宋免役之法》《惩贪议》《水利备旱疏》《理财三策疏》《兵制》《治河策》等。

　　姚椿认为文章应与民生密切相关，要求文章发挥社会功效、服务现实生活。这是对古文理论的创新，也是对桐城派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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